浴血三八线105
作者：风千里
“当我们在机场走向飞机的时候，迎面碰见一名机场警卫，他告诉我们机翼下挂载的是细菌炸弹，他告诉我们不用太过担心，那些细菌武器都被妥善地安置了……我驾驶的是P-51型战斗机，挂载两枚（细菌）炸弹，炸弹炸开后分为两瓣。第一次投掷在宁远郡，第二次在博川郡。”
——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约翰-奎恩（JohnQuinn）上尉供述自己投掷细菌弹的经过
1952年1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双方激烈的运动战早已被沉闷乏味的阵地堑壕对峙所取代。在毗邻三八线的铁原郡地区，严寒依然笼罩着大地，元旦后的几场降雪将这片山河装点得银装素裹。
当天夜间，4架美军飞机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在上空盘旋，在大地发出几声低沉的响声后，消失在夜空中。到第二天清晨，在金谷地驻扎的志愿军第42军375团官兵惊讶地发现，在驻地附近满是积雪的冻土上，居然有大量蚊虫、跳蚤和苍蝇聚集。这一反常现象，让前来观察的部队军医立刻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昨晚光临铁原郡的美机，居然投掷了细菌武器！！
志愿军医疗专家在检查美军投掷的细菌弹残骸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1942年，美军就开始研制细菌武器，而此时美军的对手日本，早已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超过10年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也已经成立了3年。无论是在“研究成果”还是实战经验，日军对这种邪恶武器的运用程度都要远高于美军。在二战结束后，对研发细菌武器意犹未尽的美军便开始以日本为师。
为获得二战期间日本军工科研情报与技术资料，美国特别组织了由各大知名高校教授与科研人员为骨干的科学家调查团赶赴日本，其中就有负责专门收集细菌战情报的美军化学战部专家。从1945年9月到1947年12月，该调查团对石井四郎（原731部队长官），北野政次（接替石井担任731部队长官），若松有次郎（日军100部队长官），增田知贞（日军细菌战专家）等原日本细菌战核心人物进行了多轮询问和调查，从他们口中掌握了大量详细的细菌战资料。
也正是因为对细菌战技术的热衷，美国在东京审判时对日军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一直百般遮掩，原本应该走向绞刑架的细菌战战犯们，不仅逃避了审判，还成为美国专家组的座上宾。同样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当时的南京方面只得放弃对细菌战战犯的追责，大批在华的细菌战技术人员与档案资料被汇集到了美军手中。
视察731部队细菌试验的石井四郎
在看到成批整理妥当的细菌战资料后，美军细菌战调查官希尔博士激动地对左右说：“这些资料对美国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将来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在美军的庇护下，原来的日军细菌战军人和专家开始为美国战后的生化武器科研提供服务。单是在1946年，就有18名原隶属731部队的日军专家被带到美国本土的细菌研究基地提供技术指导，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这些头目甚至受到了麦克阿瑟的亲自接见。
朝战爆发前夕，美国在日本专门成立了第406部队，用于研发细菌武器，这支部队成员几乎全是昔日日军细菌部队的骨干。毫不夸张地说，日军细菌部队在美军庇佑下又死灰复燃。正是依靠旧日本军队的生化武器科研力量，美军开始在朝战中投放细菌武器，意图摧毁中朝军队的抵抗意志。
1952年，美军在朝鲜北部投放细菌武器范围的示意图
一架美第5航空队的P-51型战机，这是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主力机型
1951年8月，驻日美军选拔了60名空军飞行员集中进行生化武器培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细菌武器种类、散布细菌方法等，整个过程被严加保密。在此期间，美军已经依靠日本的技术资料研发出多达16种细菌武器，主要可以通过空气和水来传播致命病菌，并将部分武器运至半岛，其中大部分是利用蚊虫和跳蚤等昆虫来传播脑炎、伤寒、炭疽、鼠疫和霍乱等病菌——这类细菌武器曾被日军广泛应用于中国战场，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死亡。
1951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前线使用细菌武器，实施范围不仅包括整个半岛北部，还包括了鸭绿江以北的东北地区。而具体实施则主要由美国第5航空队通过空投细菌弹实现。
志愿军在收集美军细菌弹残骸
为当地民众接种疫苗的志愿军防疫人员
对从前线采集到的样本进行分析的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人员
1952年1月27日夜，美军首次在铁原郡中朝军队驻地附近空投了载有大量携带病菌昆虫的炸弹，这才有了本文开头志愿军意外发现大量昆虫在冬季反常性聚集的场景。在最初几天内，就导致该郡的村落大规模爆发鼠疫和霍乱等疫情，不少士兵也倒在了传染病的折磨之下。
随后，美军的细菌空袭开始常态化，从1月29日到2月19日，美空军又在伊川、平康、肃川等多个战略要地空投细菌武器，其中装载了包括携带病菌的蜘蛛、苍蝇、跳蚤等多种昆虫，空投范围遍及半岛北部的7道44郡，在投掷区域平均每平方米就被投放了100-600只昆虫，细菌弹使用密度之大怕是连昔日的日军都望尘莫及。
在半岛上空肆虐后，美第5航空队还搭载细菌武器大举侵入到中方领空放毒，东北的抚顺、安东、新民、宽甸等城镇都成为美军细菌武器投放的目标，到了当年3月初，美机甚至窜入山东沿海地区，对青岛投放了数量不明的细菌弹。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有近900架次这样携带细菌炸弹的美机对我国城市发动细菌袭击。
志愿军前线官兵被强制接种疫苗
对营地周边进行消杀处理的医护人员
美军在1952年初发动的细菌战，无论是规模、技术含量还是杀伤力，都远在日军之上，造成的伤害也是令人惊骇的。在这3个月时间里，美军投放的细菌弹里所包含的致命病菌居然多达10多种，包括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鼠疫杆菌（曾引发欧洲黑死病），霍乱杆菌、炭疽杆菌等，不少遭遇细菌袭击的朝鲜村庄经常蒙受大量人员死伤，恐慌情绪开始在民众中蔓延。
而在1952年志愿军就有126名官兵直接死于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其中不乏高级将领，比如第67军军长李湘，他在当年7月被美军投放的细菌感染，后引发败血症和脑膜炎，于7月8日不幸离世。
在前线开展反细菌战的志愿军官兵
东北地区，民众被组织起来捡拾美军抛洒的细菌昆虫
中国曾经饱受细菌武器的伤害，在美军第一时间投掷细菌弹时，志愿军就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并迅速将情报上报。接到消息，我方立刻开展防疫部署，当时新中国成立不过三年光景，现代化的医疗防疫体系远未建立，但在细菌战的威胁下，新中国却调集所有医护力量投入到细菌防控之战中，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防疫动员在中国历史上算上空前绝后的。
1952年2月，总后就将国内库存的鼠疫疫苗与消毒粉连同其他医药器材连夜运送到前线，并集中力量加班加点赶制鼠疫疫苗，以解细菌战初期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动员前线官兵收集美军投放的有毒昆虫，并运回国内进行研究。除了前期应急工作外，还需配合完善的防疫机制。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总后勤部制定了成立专门应对机构，强迫民众接种疫苗，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毒隔离，强化细菌信息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不久又由防疫部门进一步发布《反细菌战指示》，将细菌防疫措施动员到全国，在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防疫人员进行集中消毒，民众佩戴口罩捕捉蚊虫的场景。
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约翰-奎恩对美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供认不讳
东欧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军发动的细菌战
由于美军主要是从空中投掷细菌弹，在被动进行防疫的同时，主动的空军拦截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经中苏共同研究，苏联向遭受美军细菌攻击最严重的东北地区增派了米格-15飞机，并扩大了志愿军空军的培训规模。随着半岛和东北地区防空截击力量的加强，不少美机在还未投放细菌时就被击落，被俘的美军空军飞行员成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最好人证，加上战场上收集而来的各种物证，这些都成了揭露美军罪行最有力的武器。
美军的细菌战在前期，确实给中朝军队和人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与恐慌，但随着新中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病菌的传播被最大程度的遏止。而随着美军被俘飞行员的证词连同现场发现的炸弹残片与昆虫标本的曝光，美军实施细菌战已经是明摆的事实。纵使美国如何抵赖，也难以让外界信服，不少国际组织直接赴半岛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更进一步证实了美军的罪行，让细菌战成为美军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而新中国则通过细菌战，初步建立和完善了疫情防控体系，医疗资源的调动效率也迈入了一个新台阶，这为日后爆发的多场疫情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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