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記憶史呢？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歐美史學界掀起的新一輪轉向，阿斯曼指出，“以回憶概念為核心，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文化科學範例，受其影響，不同的文化現象和領域呈現出不同於之前的格局。”在我看來，記憶史帶來了兩個方面的轉向。
第一，是研究對象的擴大化，由於記憶史的重點在於考察大眾對某一對象的記憶變遷，因此史學的研究對象也就從史書中的大事件擴展到生活中的一切象徵物，三色旗、馬賽曲、貞德、7月14日，都成為諾拉《記憶之場》的書寫對象；第二，是研究思路的變化，傳統史學關注的是歷史事實本身，因此偏離於歷史真相的內容就會被視為“偽作”，但是記憶史關注的是“我與歷史的互動關係”，他們思考的問題是，當我工具性的提出了一種不同於歷史事實的觀點時，我的目的是什麼？反映出了怎樣的政治背景？比如李澤厚在80年代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就是一種歷史記憶，它所反映的不只是五四本身，還有李澤厚所處的政治環境，因此“救亡壓倒啟蒙”的五四敘事就成為透視80年代的重要途徑，《後浪》，同樣如是。但是我們今天不想重複“救亡壓倒啟蒙”的舊故事，我們不能說他完全錯誤，但是至少不夠全面，因為它本身就只是“五四記憶”的一種，對於“五四”的記憶，幾乎從五四剛結束便開始了。在五四運動剛剛結束時，他本身就帶有文化與政治的雙重色彩，一方面，他是因民族危機而興起的學生愛國運動，另一方面他是此前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成果，具有反傳統的文化色彩 。作為五四運動的參與者，許德珩認為五四運動“ 轉變了人們對於政治 的態度和學術研究的風氣”，使“求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求學”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無獨有偶，顧頡剛認為“在五四運動以前，反抗強權是一回事，文化建設是另一回事”，而五四運動的意義就在於使反抗強權和文化建設結合了起來，這種政治與文化的雙重敘事也得到了孫中山的認可：“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
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惡化，五四的文化意義被政治意義壓制，瞿秋白在《請脫移五四的衣襤》中認為：“中國的文化運動必須服從革命的需要，知識分子……現在所要做的就是聚集在反帝的大旗之下。”蔣介石則將五四的意義限縮到學生的愛國運動，認為五四運動是“全國青年外受帝國主義侵略脅迫, 內遭軍閥政府的壓制榨殘 , 外交喪權辱國 , 內政紊亂腐敗 , 民不聊生思潮激變的環境產生出的民族自決解放運動。”而在敗退臺灣之後，他認為需要在民主、科學之外增加一條“救國”，甚至認為五四的經驗是“愛家庭，愛家族……愛親屬和自我修養。”這種強調倫理的觀念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產黨發展過程中，五四運動的政治含義從單純的愛國運動發展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由此除了文化與政治外，五四記憶被開發出了第三種視角：階級。毛澤東在讚揚五四的歷史地位的同時，也認為五四運動是不完善的，因為它“缺乏和群眾打成一片的決心”，並以六三運動為結尾結束了講話，以此將關注點從北大知識分子轉移到全國性大罷工，在這種敘事下，一定程度將五四的階級主體從學生轉移到了工人。
這種階級視角的五四記憶在建國後被進一步放大，在1949年的“五四”三十週年紀念上，當年的五四參與者陳伯達表示以知識分子為主的思想運動是註定要失敗的，“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成果，是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才能打破過去革命的限制性和狹隘性。”但是這種階級敘事則在1962年遭到了另一位五四參與者朱務善的批判：“五四運動爆發時，共產黨還沒有成立，領導五四運動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學生和知識分子……有些人談到五四運動，不惜歪曲事實，臆造事實以便將五四運動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框框內。”
諷刺的是，長期以來被政治、階級壓制的五四記憶的文化視角，恰恰是在那十年中被重新挖掘出來，只不過這一次不是啟蒙，而是更純粹的反傳統，而當年的走上街頭的五四青年們，如今走向了被批判的哪一方。只有當五四的60週年紀念到來，那些倖存下來的五四老將才能說出：“不必害怕五四，五四的歷史是我們的！”
在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社會環境與信息科技的發展，一個重要的變化開始出現，那就是官方記憶與民間記憶的分離，這當然不是說此前不存在對五四的民間記憶，而是說在此前的政治環境下，民間記憶往往會被官方敘事掩蓋，但是現在他們開始成為獨立的個體。官方敘事將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進一步從救亡簡化為愛國主義，1989年的70年紀念中，人民日報發文稱：“愛國主義精神在70年前表現為救亡圖存,打碎一箇舊世界 , 拯救中國而鬥爭 , 在今天則集中體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為實現四化 ,振興中華,建設一個新中國而進行的艱苦奮鬥之中。”
與之相對，“救亡壓倒啟蒙”的民間記憶也開始出現 ，而他的關注點顯然與此前所有的官方視角不同，此前的官方視角均注重五四運動的政治、階級含義，而忽視了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成果的文化意義，這種觀點最早來自於敗退臺灣的羅家倫：“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五四運動代表了新文化意識的覺醒……和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極為相似”，而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則可視為大陸對這一觀點的回應，所代表的是八十年代民間的自由化思潮，即重啟因救亡而被擱置的啟蒙。
今日我們看“救亡壓倒啟蒙”的敘事，至少需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反思：第一，作為一種民間視角，這種敘事恰恰忽視了五四青年作為民間力量的努力，救亡壓倒啟蒙的敘事或許可以在官方層面上成立，但是對於那些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很難認為他們就此忘卻了五四運動的文化意義，用舒衡哲的表述，毋寧於說對他們而言，五四運動的文化意義與政治意義是一種並行的“緊張關係”，只是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他們的聲音被淹沒了。第二，這種敘事並不全面，他僅能解讀三四十年代的情形，而忽視了建國後的階級視角，其背後的原因顯然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在78年的退場後，階級記憶已經不再是啟蒙敘事的敵人，他真正的假想敵是彼時官方視角的愛國主義敘事，自然也就沒必要將筆墨浪費在前朝遺老身上。
第三，五四運動是否真的具有“啟蒙”的含義是值得討論的，誠然五四運動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反傳統的文化色彩，但是這種反封建色彩是否可以類比於啟蒙運動是需要反思的，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法國社會形成了一系列共識，包括自由、平等、財產、祖國、團結、憲法，這些內容很難被德先生和賽先生涵蓋，在五四運動剛剛結束的十年間，也很少有參與者使用“啟蒙”一詞給五四運動定性，在我看來，就像“救亡”是用來類比80年代的“愛國主義”敘事一樣，“啟蒙”同樣是比附的產物，真正要求啟蒙的，不是五四青年，而是80年代的自由派精英。而到了今天，如果你去看他老人家在紀念“五四”一百週年的講話的話，你會發現官方敘事與三十年前並無不同，但是民間記憶卻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說八十年代意味著民間記憶的產生，那麼在移動互聯網發展到現在的今天，我們甚至很難看到一個統一的民間話語，我們今天的社會是多元的，甚至是撕裂的。今日互聯網世界的絕大多數批評都在於《後浪》忽視了底層的青年，過於布爾喬亞，但是與此同時，我的朋友圈中也有人在何冰說出那句“我是多麼羨慕現在的你們”時，回應一句“我是多麼羨慕31年前的你們”，在他看來，《後浪》所傳遞的價值觀反而太過保守。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後浪》呢，我想記憶史能夠給我們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從記憶史的角度而言，《後浪》不是一種觀點，而只是一種記憶。它代表著在21世紀以來五四記憶的去政治化，人們不再關心那些與啟蒙、救亡有關的宏大敘事，而更關注經濟發展後的社會生活，但他也僅僅是一種記憶，就像瞿秋白、羅家倫、陳伯達的記憶一樣，僅僅是眾多記憶的一種。我所寫的這些內容不是為了表達“五四記憶被工具化的利用或歪曲了”，而是希望通過後人對五四的不同解讀，來展示不同歷史階段人們的不同理解，和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對於記憶史而言，五四運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怎樣理解五四，讓五四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一部分的，不只是五四本身，還有我們對五四的記憶。
就像很多批評所說的那樣，“《後浪》不是我的生活”，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在今天這樣多元甚至撕裂的社會，我們真的能夠展示出所有人的群像麼？為什麼要讓他在三分鐘的時間裡，展示出所有人的面孔呢？別忘了，他也只是一種記憶。而
只有當我們所有的記憶的拼接在一起時，我們才能夠真正展現出全面的我們。最後，《後浪》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嗎？
願我們的社會對每一個奮鬥的個人心懷尊重，也能包容每一個單純的布爾喬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