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在美國幫助下重返國際舞臺的日本想在世人面前表現追求和平的形象，積極申辦奧運會，並在同年東京獲得了一九六四年夏季奧運會的申辦權。此事一出，舉國大振，經過二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終於在廢墟中獲取重生，而申辦此次奧運會的日本方面負責人正是之前列為二戰甲級戰犯的岸信介，當時的日本首相是他的親弟弟佐藤榮作。這一年，他還有一個年僅十歲的小外孫在電視機前獲知這一重大消息，並同時感受到了舉國的喜悅，並且在他今後的歲月中深深銘記這一刻的振奮人心的景象，他的名字叫安倍晉三。
正是這個契機為起點，開始了日本經濟騰飛的三十年奇蹟。二戰時被炸的千瘡百孔的東京，經過戰後十幾年發展人口已經到達一千五百多萬，但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私有化的侷限，導致整體城市無法完成整體規劃，整個城市各個角落交通混亂，基礎設施缺失，衛生條件差勁，城市服務癱瘓，而正是猶豫舉起了奧運大旗。東亞政治制度中官僚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得以實行，舉國籌備，上下一心，開足馬力，該拆的拆，該建的建設，新幹線，首都高速紛紛落成，電器行業高速發展，房地產市場被徹底激活，製造、建築、服務、運輸、通行等各個行業得到迅猛發展。日本一舉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家。
之後的故事，略顯憂傷。一九八五年，由於美國財政赤字加劇，貿易逆差過大，試圖通過貶值美元的方式增加出口競爭力，最終迫使日本簽寫廣場協議。過去二十年來，日本激進的金融自由化步伐戛然而止，五年經濟泡沫，最後的狂歡，到了九十年代，黃粱一夢，徹底破滅。接下來就是被日本經濟學家口中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以及“失去的三十年”。
可以這麼說，對於後來出任首相的安倍晉三來說，他親眼目睹了自己外公帶領著整個日本經由成功申辦奧運會而騰飛的日本經濟，也親眼目睹了經濟泡沫破滅，倒退三十年，社會停滯不前的日本。階級分明，輩分嚴格，缺乏活力，死氣沉沉，整個日本走入了毫無生氣的社會狀態，即使是安倍晉三上臺後使用了所謂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大膽的貨幣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刺激民間投資”，依舊無法徹底激活日本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也無法改變日本人早已根深蒂固的消費觀念。
回到本書，有“日本戰略之父”之稱的大前研一的這本書《低慾望社會》，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社科評論或者經濟管理著作，而是有的放矢的針對安倍晉三上臺後推行的“安倍經濟學”的一次抨擊。“低慾望社會”是作者在本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在一個逐漸開始崇尚“斷舍離”、“小確幸”這種看似良性消費觀念的日本，作者觀察到的卻是隱藏在這些虛假正確背後的真實停滯根源，不結婚，不生子，不買房，就如同本書副標題所言，“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
日本政府在政策上刻意追求“穩定”，讓整個國家的人民都處於一種社會階級的禁錮之中，為了減少貧富差距，而調整使用差異化稅收，幾乎就是合法化的劫富濟貧，雖然能夠很好的解決當下日本各個階級之間的社會矛盾，卻也同時壓制了年輕人對於高收入更加高層次生活質量的嚮往，收入越高就意味著所要付出的稅額也越高。同樣，對於自主創業的不認同感，也反過來限制住了年輕人本該有的創造能力，最後只能屈身於大公司大企業大財閥之中，按部就班地論資排輩，苦熬資歷。收入和地位，本該是一個充滿慾望，野心勃勃，試圖在社會上大展拳腳的有志青年所應該追求的人生目標，而如今卻變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而與之相反的是，社會上那些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手裡有著大把的錢，因為其中大批人都是經歷過戰亂，飢餓，社會動盪，通貨膨脹，從小又有勤儉節約，艱苦樸素教育的過來人，終究無法將自己過往的經歷和社會經驗徹底抽離出對自己晚年生活的客觀判斷，這也導致了這代人集體對於自我安全感缺失，和對於金錢的過於依賴。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手裡有錢，心裡不慌，以至於哪怕，一面銀行存款利率無限接近於零，另一面遺產稅到達百分之五十五，依舊沒能改變老年人的消費觀念，讓他們把錢從銀行裡取出投放到市場中。
沒錢的年輕人，因為生活拮据缺乏變數，所以毫無慾望；有錢的老年人，因為過往生活的不安感，所以不願意花錢。這大概形成日本低慾望社會兩代人之間的表象吧。
而更加惡性循環的是，本來就屬長壽國家的日本，在這樣一個價值觀驅動下，沒錢的年輕人開始牴觸社會交際，延緩結婚年齡，相應的生育數量減少，有很多夫妻甚至選擇終身不要小孩。最終導致，少子化現象加劇，過去十年，每年日本人口不斷下降，專家預計二零四八年全國人口會低於一億。相對應的就是，適齡勞動人口數量快速萎縮，老齡化人口比例嚴重升高。一個即將沒有勞動力的國家，又談何國家發展。
作者大前研一正是從這個社會現象出發，通過寫作本書，來發表對於安倍政府那些刺激日本經濟政策的否定。很明顯，在他看來日本的低慾望特質並不能簡單的歸類為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深深紮根於整個國家的國民特性中，是一個社會問題。安倍經濟學那種簡單的經濟政策，除了能夠在競選中騙到選票外，事實上無法從根本上起到任何作用，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對於日本經濟無能為力的一大原因。用經濟的方式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無異於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相反，大前研一在書中提出了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對策。首先，他把它定義為一個綜合、複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的政策才能激活全盤的死結，比如改善稅收結構，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收入，在企業層面打破論資排輩的陳規，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讓他們願意去花錢等等。
作為身處日本多年鄰居的中國人而言，跳出本書的討論範疇，重新審視作者在本書的所表達的期盼與擔憂，其實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兩國國情，過往歷史，國民性格，社會價值觀認同感的不同，我們還遠沒有到去擔憂“低慾望”這個問題的時候，相反，高慾望，浮躁，虛榮，物慾橫流，金錢社會，才是我們所需面臨的社會問題。而和日本相同的是，在中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社會階級逐漸定型的當下，正有一批某個階級的人群開始嘗試著使用“佛系”、“斷舍離”等看似高大上的名詞偽裝著自己那些庸庸碌碌毫無作為的“低慾望”，這或許才是閱讀本書的我們更應該去防備和警惕的那些事情吧。
張正明先生《晉商興衰史》中有一家訓道：“天地生人，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有一日當盡一日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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