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记忆
-----写给年轻的朋友们
一、清晨的响声
１９５８年，那年我十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算是比较殷实的小农之家。勤俭、节约，是我们家的本份。那时候，我家有８口人：奶奶（义祖母——我爹的干娘）、我爹、我娘、哥哥、姐姐和我。嫂子是５７年娶过门的，５８年夏天新添了小侄女。那时我爷爷已去世，我的亲奶奶在我伯父那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比较殷实，可不年不节从来没舍得吃过纯白面的干粮。连我的义祖母（她是我们家的恩人），也只能吃黑白面掺在一块的窝窝头。可是，到了５８年的夏天，一切全变了样，家里天天吃白面馍馍，晚上擀白面条。这种有悖于常情的事，起初令我很是不解。后来我偷偷地问过母亲，娘说：“就要归大锅了，不省了，省了也白搭。”至于什么叫“归大锅”？那时候，我还不甚了了。
到了六七月间，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突然，“咣当”，一个响亮的声音把我惊醒。接着是一阵争吵声。声音是从我邻居家传来的。出于好奇，我赶紧爬起来，到门外去看热闹。原来是邻居王姑奶奶家与村干部们争吵。起因是一口小锅。就在这天清晨，家家户户的锅都被收缴到生产队仓库里。姑奶奶家大锅已经收上去了，另外有一口小锅，姑爷爷想留下来自家用，不料与村干部们发生争吵。一个叫三关兵的干部，夺过小锅在门枕石上摔了。那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就从这天清晨开始，队里正式吃大锅饭了。
我们家的所有细粮粗粮、陈粮新粮，全部缴到了生产队里。包括谷糠和麦麸，都交到了生产队饲养棚里。听说，别人家有提前私藏一点的。可我们家全部交上去了，一点也没留。这是因为，那时候我哥正好在大队里当会计，我父亲那年身体稍好一点，临时当了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一大串钥匙在他腰带上挂着，全队里的粮食都归他保管，我们家还有什么必要私藏粮食呢？谁能料到，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那时候，作为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我很高兴。几乎每天去大伙房领饭的都是我。领来的饭，最初也全是白面馍馍。中午有炒菜，晚上有米汤。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的确确很幸福。
二、大炼钢铁
那年我正在邻村的李垓小学读三年级。
一天下午，全校的师生都聚集在院子里，干什么？大炼钢铁。在操场的南端，用砖和泥垒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土炉子，下边架上木柴，把从各家各户收缴来的大小铁锅都砸碎了，填到炉膛里，大火烧起来。没有木柴，就把多余的课桌、木凳当柴烧，也从村里伐了不少树木作柴禾。我们的分工是：四年级的负责砸锅，劈劈柴；三年级以下的拉风箱，喊口号，为他们鼓劲。一直炼到天黑，也没见有什么钢铁流出来。最终把锅铁炼成了一个个铁疙瘩。老师说：“这就是大炼钢铁了。”
至于那几个铁疙瘩，记得在院子里放了很久，也没人要，最后还是当垃圾深埋了。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光是郓城县，就抽调了两万多名民工，在县里干部的带领下，兴师动众，步行数百里，开赴到枣庄大炼钢铁。为什么到枣庄去？一是因为枣庄有露天煤矿，可以烧；二是说峄山有铁矿石。于是，鲁西南各县都组织大批民工到那里去炼铁。一去就是几个月，从秋到冬，为解决吃和住的问题，前前后后耗费了大量资财。结果怎么样？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搞成，真真是劳民伤财。
三、秋收
在我的记忆中，５８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夏秋作物长势非常好。小麦丰收就甭说了。大秋和晚秋作物也都丰收在望。可是到了收获的季节，正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搞深翻的时候，大批的劳动力都集中到李垓东洼里搞深翻土地。据说：地能挖多深，小麦的根系就能往下扎多深，产量就可以成倍增长。人们都忙着搞深翻去了，顾不得秋收，只留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在家里负责收割，十成当中连六成也没有收到仓里。
我清楚的记得：那年的豆子、谷子、高粱什么的，成熟以后，根本就没认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来了，也就原样一堆一堆码在地里，好长时间不往村里运。当然也没人去拿，那时候是不会有人去偷的。谁要那破玩艺呢？大伙房里大白馒头有的是，谁还稀见那东西？任凭风吹雨淋，霉的霉，烂的烂，就那样不了了之。
最倒霉的是地瓜，我们叫它红薯。那年的红薯长得特别旺，特别好。刨红薯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男壮劳力都抽调去挖水库了，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往村里运，只有那些个头大的地瓜，被运到食堂里，大锅煮了，各家各户去领。红薯这玩艺，最初吃着好吃，吃来吃去就腻了。领到家里的，上顿吃不了，下顿退回去。伙房嫌是剩的，拒收。怎么办？有的白天不收，就等到晚上，趁伙房没人，偷偷地倒进大锅里。这还是有点觉悟的人，有的人干脆一古脑儿倒进臭水坑里。反正没人要！吃又吃不了，不倒咋办？这就是那时候的逻辑。
那些个头不大的红薯怎么办？刨的时候，镢头只刨一下，看着行就要，不行，干脆刨都不刨，把秧子一割，红薯原样埋在土里。有的刨是刨出来了，堆也堆一块儿了，可往下就没人管没人问了。就那样白白地烂在地里。
也有的把来不及往家运的地瓜切片晒干。这倒是后来行之有效的储存方法。可是赶巧那年秋天阴雨特别多，切片大都是在地里或场里切，就地摊晒。当天晒不干，一经雨，很快就发霉，里外长醭，变得乌黑，又牙碜又苦，形同垃圾。那年的公粮很多都是用这种又黑又脏的地瓜干充数。看起来是坑了国家，实际了最终还是坑了农民自己。当然这是后话。
四、秋种
５８年的秋种说起来比秋收还荒唐， 还作孽。这也怨不得农民自己，是上头逼的。
那时候，到处都是红旗锦标，红旗满天飘。到处是漫画，到处是大字报。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正是继承了５８年的传统。那时候的漫画多是评比台：最上边画的是坐卫星坐火箭的，其次是坐飞机的，下边是坐火车的、坐汽车、坐轮船的，再往下是骑马的，骑牛的，最后是坐蜗牛的。坐蜗牛的，通常叫“拔白旗”，拔了谁的白旗，谁就算倒大霉了。不仅名字要上大字报，还得整天挨批挨斗，甚至大冬天拉到雪地里挨冻。
在这种强压下，人们谁敢不听话？所以，那时候是千人万人一个口径，吹大气，吹得越大越神乎越好。不信，你到档案馆找几份当年的报纸看看：整版整条的套红印刷：某县某村某队粮食亩产几十万斤。谁信？可是那时候谁又敢说不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条后来被千万人当笑柄引用的口号，在当年确实铺天盖地。有了这口号，吹牛的人便有了理论根据。于是，各种各样的谬论纷纷出笼。那年种小麦的时候，就有人这样推算：种一粒麦子就能收获一个麦穗，一个麦穗至少打三四十个麦粒。（这还没算分蘖）也就是说，小麦的产量是以１：４０的比率来收获的。照此推算，如果一亩地里种上１０００斤种子，那么就能收获１０００乘以４０的产量。按数学法则一点不错。于是，这种论调大大盛行，各村各队都种试验田。其中，我们村里就有大胆如法炮制的。幸亏还比较保守，每亩才播种一百来斤。结果怎样？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年的收割，那麦子像牛毛似的，有的有穗，有的没结穗，即使有穗的，也没长成麦粒儿。一亩地里几乎没有收成。从那以后，才有了这句话，叫“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这对庄稼人来说，真是血的教训。
我家有一位三伯父，他曾是摇耧的高手，又是贫农出身，当然最听上级的话。那年照上级的指示，每亩地至少要播８０斤。可他把耧门舌头拔下来，让麦种可着耧门往下漏，最终也没播够标准。最后剩下的麦种又不敢往家带，只好在地头上挖坑给埋了。回来跟队长汇报说全耩完了。这不是作孽是什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