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記憶
-----寫給年輕的朋友們
一、清晨的響聲
１９５８年，那年我十歲。
在我的記憶裡，我們家算是比較殷實的小農之家。勤儉、節約，是我們家的本份。那時候，我家有８口人：奶奶（義祖母——我爹的乾孃）、我爹、我娘、哥哥、姐姐和我。嫂子是５７年娶過門的，５８年夏天新添了小侄女。那時我爺爺已去世，我的親奶奶在我伯父那邊。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家雖然比較殷實，可不年不節從來沒捨得吃過純白麵的乾糧。連我的義祖母（她是我們家的恩人），也只能吃黑白麵摻在一塊的窩窩頭。可是，到了５８年的夏天，一切全變了樣，家裡天天吃白麵饃饃，晚上擀白麵條。這種有悖於常情的事，起初令我很是不解。後來我偷偷地問過母親，娘說：“就要歸大鍋了，不省了，省了也白搭。”至於什麼叫“歸大鍋”？那時候，我還不甚了了。
到了六七月間，一天清晨，我還在睡夢中，突然，“咣噹”，一個響亮的聲音把我驚醒。接著是一陣爭吵聲。聲音是從我鄰居家傳來的。出於好奇，我趕緊爬起來，到門外去看熱鬧。原來是鄰居王姑奶奶家與村幹部們爭吵。起因是一口小鍋。就在這天清晨，家家戶戶的鍋都被收繳到生產隊倉庫裡。姑奶奶家大鍋已經收上去了，另外有一口小鍋，姑爺爺想留下來自家用，不料與村幹部們發生爭吵。一個叫三關兵的幹部，奪過小鍋在門枕石上摔了。那聲音就是從這兒發出的。
就從這天清晨開始，隊里正式吃大鍋飯了。
我們家的所有細糧粗糧、陳糧新糧，全部繳到了生產隊裡。包括穀糠和麥麩，都交到了生產隊飼養棚裡。聽說，別人家有提前私藏一點的。可我們家全部交上去了，一點也沒留。這是因為，那時候我哥正好在大隊裡當會計，我父親那年身體稍好一點，臨時當了隊裡的倉庫保管員，一大串鑰匙在他腰帶上掛著，全隊裡的糧食都歸他保管，我們家還有什麼必要私藏糧食呢？誰能料到，對我們家來說，這就是一場悲劇的開始。
那時候，作為一個剛剛十歲的孩子，我很高興。幾乎每天去大夥房領飯的都是我。領來的飯，最初也全是白麵饃饃。中午有炒菜，晚上有米湯。那時候，所有人都覺得這就是共產主義生活，的的確確很幸福。
二、大鍊鋼鐵
那年我正在鄰村的李垓小學讀三年級。
一天下午，全校的師生都聚集在院子裡，幹什麼？大鍊鋼鐵。在操場的南端，用磚和泥壘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土爐子，下邊架上木柴，把從各家各戶收繳來的大小鐵鍋都砸碎了，填到爐膛裡，大火燒起來。沒有木柴，就把多餘的課桌、木凳當柴燒，也從村裡伐了不少樹木作柴禾。我們的分工是：四年級的負責砸鍋，劈劈柴；三年級以下的拉風箱，喊口號，為他們鼓勁。一直煉到天黑，也沒見有什麼鋼鐵流出來。最終把鍋鐵煉成了一個個鐵疙瘩。老師說：“這就是大鍊鋼鐵了。”
至於那幾個鐵疙瘩，記得在院子裡放了很久，也沒人要，最後還是當垃圾深埋了。
那時，全國各地都在大鍊鋼鐵。光是鄆城縣，就抽調了兩萬多名民工，在縣裡幹部的帶領下，興師動眾，步行數百里，開赴到棗莊大鍊鋼鐵。為什麼到棗莊去？一是因為棗莊有露天煤礦，可以燒；二是說嶧山有鐵礦石。於是，魯西南各縣都組織大批民工到那裡去鍊鐵。一去就是幾個月，從秋到冬，為解決吃和住的問題，前前後後耗費了大量資財。結果怎麼樣？雞飛蛋打，什麼也沒搞成，真真是勞民傷財。
三、秋收
在我的記憶中，５８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夏秋作物長勢非常好。小麥豐收就甭說了。大秋和晚秋作物也都豐收在望。可是到了收穫的季節，正是全民大鍊鋼鐵和大躍進搞深翻的時候，大批的勞動力都集中到李垓東窪裡搞深翻土地。據說：地能挖多深，小麥的根系就能往下扎多深，產量就可以成倍增長。人們都忙著搞深翻去了，顧不得秋收，只留一些老弱病殘和婦女在家裡負責收割，十成當中連六成也沒有收到倉裡。
我清楚的記得：那年的豆子、穀子、高粱什麼的，成熟以後，根本就沒認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來了，也就原樣一堆一堆碼在地裡，好長時間不往村裡運。當然也沒人去拿，那時候是不會有人去偷的。誰要那破玩藝呢？大夥房裡大白饅頭有的是，誰還稀見那東西？任憑風吹雨淋，黴的黴，爛的爛，就那樣不了了之。
最倒黴的是地瓜，我們叫它紅薯。那年的紅薯長得特別旺，特別好。刨紅薯的時候，正好是中秋節。男壯勞力都抽調去挖水庫了，剩下的人沒有力氣往村裡運，只有那些個頭大的地瓜，被運到食堂裡，大鍋煮了，各家各戶去領。紅薯這玩藝，最初吃著好吃，吃來吃去就膩了。領到家裡的，上頓吃不了，下頓退回去。伙房嫌是剩的，拒收。怎麼辦？有的白天不收，就等到晚上，趁伙房沒人，偷偷地倒進大鍋裡。這還是有點覺悟的人，有的人乾脆一古腦兒倒進臭水坑裡。反正沒人要！吃又吃不了，不倒咋辦？這就是那時候的邏輯。
那些個頭不大的紅薯怎麼辦？刨的時候，钁頭只刨一下，看著行就要，不行，乾脆刨都不刨，把秧子一割，紅薯原樣埋在土裡。有的刨是刨出來了，堆也堆一塊兒了，可往下就沒人管沒人問了。就那樣白白地爛在地裡。
也有的把來不及往家運的地瓜切片曬乾。這倒是後來行之有效的儲存方法。可是趕巧那年秋天陰雨特別多，切片大都是在地裡或場裡切，就地攤曬。當天曬不幹，一經雨，很快就發黴，裡外長醭，變得烏黑，又牙磣又苦，形同垃圾。那年的公糧很多都是用這種又黑又髒的地瓜幹充數。看起來是坑了國家，實際了最終還是坑了農民自己。當然這是後話。
四、秋種
５８年的秋種說起來比秋收還荒唐， 還作孽。這也怨不得農民自己，是上頭逼的。
那時候，到處都是紅旗錦標，紅旗滿天飄。到處是漫畫，到處是大字報。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正是繼承了５８年的傳統。那時候的漫畫多是評比臺：最上邊畫的是坐衛星坐火箭的，其次是坐飛機的，下邊是坐火車的、坐汽車、坐輪船的，再往下是騎馬的，騎牛的，最後是坐蝸牛的。坐蝸牛的，通常叫“拔白旗”，拔了誰的白旗，誰就算倒大黴了。不僅名字要上大字報，還得整天挨批挨鬥，甚至大冬天拉到雪地裡挨凍。
在這種強壓下，人們誰敢不聽話？所以，那時候是千人萬人一個口徑，吹大氣，吹得越大越神乎越好。不信，你到檔案館找幾份當年的報紙看看：整版整條的套紅印刷：某縣某村某隊糧食畝產幾十萬斤。誰信？可是那時候誰又敢說不信？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條後來被千萬人當笑柄引用的口號，在當年確實鋪天蓋地。有了這口號，吹牛的人便有了理論根據。於是，各種各樣的謬論紛紛出籠。那年種小麥的時候，就有人這樣推算：種一粒麥子就能收穫一個麥穗，一個麥穗至少打三四十個麥粒。（這還沒算分櫱）也就是說，小麥的產量是以１：４０的比率來收穫的。照此推算，如果一畝地裡種上１０００斤種子，那麼就能收穫１０００乘以４０的產量。按數學法則一點不錯。於是，這種論調大大盛行，各村各隊都種試驗田。其中，我們村裡就有大膽如法炮製的。幸虧還比較保守，每畝才播種一百來斤。結果怎樣？我有幸參加了第二年的收割，那麥子像牛毛似的，有的有穗，有的沒結穗，即使有穗的，也沒長成麥粒兒。一畝地裡幾乎沒有收成。從那以後，才有了這句話，叫“因地制宜，合理密植”。這對莊稼人來說，真是血的教訓。
我家有一位三伯父，他曾是搖耬的高手，又是貧農出身，當然最聽上級的話。那年照上級的指示，每畝地至少要播８０斤。可他把耬門舌頭拔下來，讓麥種可著耬門往下漏，最終也沒播夠標準。最後剩下的麥種又不敢往家帶，只好在地頭上挖坑給埋了。回來跟隊長彙報說全耩完了。這不是作孽是什麼？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