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輝
美國是兩黨制國家，兩大主要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執政，壟斷了聯邦和州的政治權力。自兩大政黨出現至今，這一狀況從未受到有力的挑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看不到有第三黨能夠威脅兩大政黨的跡象。鮮明而穩定的兩黨制是美國政黨政治的一大特色，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實，美國聯邦憲法中並無關於政黨和政黨制度的任何條款，更無實行兩黨制的明確規定。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實行兩黨制呢？西方學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解釋了這一現象。美國學者加布利爾·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一種是大致穩定的英美政治文化，另一種是不穩定的歐洲大陸政治文化（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在他看來，前者傾向於兩黨制，而後者卻是充滿分裂的多黨制。法國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則從選舉制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它（指選舉制度）的影響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述：簡單多數的單一選票制有利於兩黨制。……顯而易見，在簡單多數的單一選票制與兩黨制之間存在著一種近乎徹底的聯繫：兩黨制國家使用簡單多數投票制，而實行簡單多數投票制的國家是兩黨制國家”。這就是著名的“迪韋爾熱定律”。在這裡，所謂簡單多數的單一選票制指的是，在一個選區中，任何候選人只要獲得了比其他候選人為多的選票即可贏得選舉，而不要求他必須得到超過半數的選票。就總統選舉而言，這意味著，一位候選人只要獲得了某個選區的簡單多數票，就等於贏得了這個選區的全部選票，即所謂“贏家通吃”。
如上所述，由於美國只有兩個主要政黨，而且兩黨都以入主政權中心為目標，所以，對公眾投票來說，並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此外，傳統上，作為大眾型政黨，兩黨往往避免突出自己的意識形態色彩，以爭取大多數的中間選民，結果是，至少表面看起來兩黨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致使選民難以做出選擇，這也影響了選民的投票熱情，造成美國選舉中投票率低的特點。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兩黨制的政黨體制下，民主、共和兩黨是作為政治對手產生和存在的。自誕生至今，兩黨在不同的時期，圍繞著該時期的核心議題，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進行著激烈的鬥爭。我們不能把這種差異與鬥爭等同於不同階級間的本質差異和根本的利害衝突，然而，這也不等於我們因此可以忽視這其中所展現的在歷史和現實利益的衝突中形成的從政黨傳統、價值觀念、政策取向、行為方式和風格到許多具體問題上的一系列差異與分歧。大致說來，兩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以下的差異與分歧：
（一）“主義”之爭。儘管兩黨成員在思想傾向和價值觀上存在某種交集，即民主黨內也有保守分子，共和黨內也有自由派，但大多數人同意，在基本的價值取向上，民主黨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義政黨，而共和黨則是保守主義政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作為政治哲學都不能簡單化為一種單一的類型，不過，拋開其各自內部的派別之爭，這裡所謂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大致可以概括出這樣一些差別：（1）前者追求變革，主張向前看，對新生事物比較敏感，後者則追求穩定與秩序，願意向後看，更懷念舊事物；（2）在基本價值上，前者更強調平等，後者則更強調自由，有些保守主義者，如拉塞爾·柯克，甚至強調人是不平等的，他們有義務接受上帝指定他們生活和勞動的位置；（3）在世界觀上，前者比較樂觀和積極，願意挖掘人性中那些美好的方面以及實現它們的無限的可能性，後者則比較悲觀和消極，更多地看到了人性的弱點和侷限，懷疑所謂無限的可能性，強調選擇的有限性。
（二）政治理念的分歧。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對權力和政府作用的認識上。共和黨秉承其懷疑政府權力和作用的一貫傳統，主張小政府，儘可能地限制政府的權力，減少政府的管制，同時，強調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和私有企業的積極性。用里根的話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是問題本身”。共和黨人尤其警惕聯邦政府的膨脹，更強調州和地方的權力，主張將某些聯邦的權力下放到州和地方，以將聯邦政府的干預減少到最低限度。共和黨人對地方權力的鐘愛具有深厚的情感和心理基礎，因為他們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強烈的鄉村情結。民主黨則主張大政府，相信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的積極作用。尤其是自新政以來，政府幹預幾乎已成為民主黨施政的法寶，甚至成為一種政黨意識形態。羅斯福的新政離不開新擴大的政府權力，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依賴“偉大的”政府，“奧巴馬醫改”也同樣需要政府的強力介入。
（三）兩黨的社會基礎不盡相同。相對而言，美國兩大政黨的階級分野並不十分明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兩黨的社會基礎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差異。大致說來，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低收入階層、黑人、猶太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共和黨的支持者則主要是中高收入階層、白人新教徒及企業界。在地域上，民主黨在東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影響較大，共和黨則在南部和內西部佔優勢，即羅茲·庫克（Rhodes Cook）非常形象地稱為“共和黨的L”（“Republican L”）的地區（指這一地區在美國地圖上呈一“L”形）。有意思的是，今日兩黨的這一地域分佈正好與一百年前的情況相反。
就特點而言，民主黨的社會基礎比較廣泛，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其成分更為複雜，異質性更強；共和黨的社會基礎相對狹窄，但更具同質性。當然，應該指出，兩黨社會基礎的差別只是一種粗略的劃分，並不具有嚴格的對應性。在現實政治中，大企業——比如一些大航空航天公司——贊助民主黨，而某些工會贊助共和黨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事實上，兩黨在構成上的異質性和同質性的差別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意識形態上的相應差別對兩黨本身的不同影響十分重要。比如在選舉中，共和黨內部利益衝突相對較小及意識形態的同質性有助於該黨在代表大會前達成一致意見，更早地決定本黨候選人的提名。但在民主黨方面，由於利益衝突和意識形態的對立相對嚴重，競爭對手間的和解就更為困難。因此，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況：一個競爭者儘管遠遠落後，毫無取勝的希望，也要堅持到最後，甚至寧願支持某個第三者也不願與領先者妥協。比如，在1980年民主黨爭取本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中，自由派的特德·肯尼迪和相對保守的吉米·卡特即互不相讓，他們各自的支持者也是如此。
（四）施政重點的差別。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議題的繁多，確定施政重點的政治議程就變得重要起來。兩黨在這方面也有著較大的差別。簡單地說，民主黨比較重視經濟和人權問題，共和黨比較重視社會和安全問題。這一不同的施政重點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自新政以來，民主黨的政治聯盟就是圍繞經濟問題組織全國政治的。特別是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共和黨竭力利用種族、福利、犯罪問題、抗議活動、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社會性議題來攻擊民主黨的政策，並隨著選民關注焦點的轉移而成功地使自新政以來一直在政治上占主導地位的民主黨聯盟走向了分裂。1972年大選中，尼克松就成功地使用了這一策略。“他通過將麥戈文-施裡維爾聯盟與坦白免訴期、墮胎以及酸雨等議題——而不是將其與民主黨傳統的社會福利和經濟綱領——聯繫起來，從而贏得了民主黨中‘工人階級’的支持；而民主黨則竭力降低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把經濟問題作為選舉政治中兩黨的主要分野。”二十年後的1992年大選中，民主黨人再次祭出了自己的撒手鐧，比爾·克林頓那句幫助他贏得選舉的家喻戶曉的競選口號“是經濟，傻瓜！”恐怕人們至今還記憶猶新。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打贏了海灣戰爭但在經濟問題上表現不佳的在職總統喬治·布什卻鎩羽而歸。
（五）兩黨在政策上的差異。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政治理念必然導致不同的政策選擇。兩黨在具體政策上的差異不勝枚舉，其犖犖大端者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濟問題。共和黨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和私人企業的宗旨，主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功能及企業自身的活力；民主黨不反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但主張對其加以引導和限制，不能完全任由市場來決定一切。共和黨主張減稅，甚至要實行單一稅率；民主黨則主張增加稅收，特別是增加對高收入者的稅收。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兩黨圍繞對大金融機構的監管和增加高收入階層稅收問題的激烈爭論和鬥爭正是這一傳統的差異和分歧的最新表現。
2. 社會問題。典型的共和黨立場是，限制社會福利的規模和開支，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的合法化，支持個人持有槍支的權利，強調公共與個人安全，主張嚴厲打擊犯罪等等；民主黨的標誌性立場則是，擴大社會福利，支持婦女選擇墮胎的權利，支持同性戀者的合法權利，限制個人持有槍支的權利，反對或至少是嚴格限制死刑等等。目前，兩黨在這一領域的最大分歧和最激烈的較量是圍繞醫療改革問題展開的。奧巴馬政府幾乎投入全部政治資源才勉強通過的醫改法案，遭到了共和黨前所未有的敵視和在各個層面上的激烈抵抗，從而使這一問題成為當今美國最具爭議性和分裂性的議題。
3. 安全和對外政策問題。安全與對外政策領域傳統上往往被認為是超黨派的，正如一句格言說的，“政治止於水邊”，即政策的黨派競爭和分歧在對外政策上讓位於團結一致。但這一說法並不準確，事實上，即使在這一領域，兩黨的差異與分歧也並非微不足道。首先，在理念上，共和黨的民族主義意識較強，強調美國特性，國家利益至上；民主黨則有較強的國際主義意識，強調國際制度和國際合作。其次，在對外戰略上，共和黨歷來將國家安全問題放在首位，並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主張增加防務開支，而對軍備控制持消極態度；民主黨比共和黨更重視對外戰略中的經濟因素，強調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傾向於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儘可能地減少防務開支，支持建立軍備控制機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朝鮮戰爭直到1972年，除了1964年大選中短暫的例外，共和黨一直被選民看作是更有利於和平的政黨。“結果，當對外事務佔突出的地位時，就對共和黨比較有利。”直到今天，除了小布什總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引起較大爭議外，共和黨仍然被認為是更善於處理安全問題的政黨。再次，在全球化、環境與氣候變化及對外援助等問題上，共和黨的態度比較消極，民主黨的態度相對比較積極。前者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比較警惕，後者較多地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傾向於積極推動全球化進程；前者在對外援助方面也相對不如後者慷慨大方。第四，共和黨人不相信國際體系。因為，其一，他們在手段上是現實主義的，不相信國際體系的可操作性；其二，他們是美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相信美國的獨特性和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其三，他們對任何可能導致權力集中的東西都持懷疑態度，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因此，表現在風格上，共和黨的單邊主義色彩比較濃厚，民主黨則更希望在多邊框架中實現國際合作。第五，從歷史上看，美國兩大政黨的對外政策就不盡相同。美國立國之初，共和黨（民主黨的前身）與聯邦黨（共和黨的前身）在對外政策上就有嚴重的分歧。
兩黨在對外政策上的分歧與衝突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兩黨在政治理念、政策取向及行為風格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不僅會反映在對內政策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對外政策中。也就是說，儘管兩黨都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己任，但由於上述各方面的差異，它們對國家利益的判斷並不一致，採取的政策自然也就不盡相同。
（六）政黨文化的差異。J.史蒂文·奧特認為，廣義上說，一種組織文化包括諸如價值觀念、信仰、假設、感知、行為規範、人工效應物（artifacts）以及行為模式等無形的因素。他指出，“文化之與組織，猶如個性之與個人，是一種提供意義、方向和動員的隱秘而又促進統一的主題”。因此，政黨文化為分析和解釋政黨組織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工具——不同的政黨文化導致不同的政黨行為模式。
民主黨的政治文化強調非中心、多元化、包容和參與，因而重視程序問題，其語言是：發言權（voice）、代表性、包容性、參與、賦權、公正、民主。共和黨的政黨文化重視技術和企業技能，因而強調組織和管理行為，其語言則是企業式的。哈利·巴伯（Haley Barbour）在1992年競選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主席時即將RNC比作“董事會” ，其主席則是CEO。兩黨全國委員會的對比很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因政黨文化的不同而帶來的行為上的差異。奧特舉例說：“觀察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會議的人立即就對這樣一個事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個委員會之間的差異絕不僅僅是其各自的規模。運作風格和黨的支持者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議組織得極好而且工作人員極為專業，會議的安排有一種正規和相對有秩序的氣派。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議則組織得不那麼好，不那麼正規，並且有一種非常特別的特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會場上秩序井然，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會議上司空見慣的則是混亂。”政黨文化的不同還導致兩黨的組織原則不同。由於強調代表性，重視程序，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實行三分之二多數規則，即任何決議的通過均須獲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講求效率的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則採取簡單多數規則。這一差別又導致了不同的後果。民主黨的規則似乎更加民主，但賦予少數派以否決權實際上意味著本來就成分更復雜、派系更多的民主黨更難儘早地達成黨內的聯合一致。所以我們看到，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總是更混亂，爭論更激烈，持續的時間也更長。
（七）作為政黨核心和骨幹的兩黨精英的不同。由於這些精英在選舉黨的領袖、制定黨的政策、塑造黨的形象等方面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之間的差異實際上也就是兩大政黨之間的差異。在這方面，精英和大眾的政治意識的變化並不完全同步：在大眾層次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更多地表現出黨派性的弱化和選民的易變性；而在精英層次上，則是日益增長的政治意識形態化。
兩黨的精英甚至在個人層面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表現在對權力和職位的態度上，民主黨精英在競選公職方面一般比較積極，更看重自己的從政經歷，更多地把政治看作是追逐名利的途徑。而共和黨精英由於有更多更好的機會，所以對此不是那麼積極。與之相聯繫，民主黨的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對權位更為貪戀，而其共和黨同行相形之下則顯得更豁達一些，因為後者更為富有，在權位之外的出路也更為廣闊。
（八）兩黨在組織構成上的差異。根據組織原則，共和黨只接受作為個人的共和黨人，而不是有組織的團體。因此，共和黨不是一個利益集團的黨。在共和黨內，有組織的選民不願挑戰這一立場，大聲地表達自己，因而共和黨更為同質化。民主黨在接受團體成員方面比較積極，黨內有黑人團體，也有西班牙裔及婦女和工會等許多利益集團組織，故民主黨更異質化。這種異質化限制了它像共和黨那樣進行組織改革的能力。
（九）兩黨在政黨改革和對本黨候選人的資助方面表現不同。民主黨的改革偏重程序問題，對黨的負面影響較大，在許多人看來，這些改革恰恰是造成黨的衰落的重要因素。與民主黨不同，共和黨的改革強調組織建設，對黨的正面影響更大。同時，由於傳統上民主黨的籌款能力較弱，其對本黨候選人的資助也就較少，而共和黨對本黨候選人的資助力度則要大得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數字表明，民主黨眾議員候選人和參議員候選人從本黨獲得的資助分別佔其所獲資助的2%和4%；在共和黨方面，這一比例則分別達到了10%和15%。不過，近年來，由於通過網絡等新的籌款方式的出現以及民主黨在籌款工作方面的改進，兩黨的差距已大為縮小。
上述方面的差異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實力和影響發生的此消彼長的變化，使兩黨成員對包括政黨衰落問題在內的政黨的總體評價和認識也產生了很大的差異。因此，不難理解，民主黨人為什麼比共和黨人對政黨作用的評價更低，而對政黨衰落的感受比共和黨人更為深切；相反，共和黨人則對政黨的作用評價較高，對政黨的復興也更為樂觀。
除了在上述重大問題上的差異外，兩黨之間的差異甚至表現在許多諸如個人偏好和生活趣味之類的瑣事上。據美國《娛樂週刊》報道，有機構在兩大政黨中進行“最喜愛的電視節目”調查，結果發現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首選的前十項節目中，居然沒有一項相同。總體來說，民主黨人更喜歡喜劇類節目，如NBC電視臺的美劇《我為喜劇狂》和ABC電視臺的《摩登家庭》等。而共和黨人更喜歡真人秀節目和紀錄片，如《單身漢公寓》和《減肥達人》，此外還有探索頻道。還有調查發現，民主黨人喜歡斯巴魯（Subaru）牌子的車，共和黨人喜歡山姆亞當斯啤酒（Samuel Adams），民主黨人喜歡NBA，共和黨人喜歡快客芭籮快餐（Cracker Barrel），民主黨人喜歡杏仁、葡萄乾和大米芯的糖果，而共和黨人則喜歡花生和奶油糖果以及深色的巧克力等等。
長期以來，將兩大政黨比作兩隻貼著不同標籤，內裡卻同樣空空如也的瓶子的說法對人們一直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狀況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雖然普通公眾並不能完全明瞭兩黨在各個領域的具體差異和分歧，但上述許多事實已為大多數人認識到。調查數據顯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公眾和學者們日益認識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確有很大的差異，而且，這種清晰的差異對美國政治來說並非沒有意義。“20世紀50年代，認為兩黨有差別和認為兩黨沒有差別的人大致相當。但是，自1980年始，有相當大比例的被調查者回答說看出了兩黨的差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60%的看出了兩黨差別的人認為共和黨人更為保守，而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百分比躍升為75%，到1992年，則超過了80%。”
最後，還應該指出，第一，以上雖然羅列了兩黨之間的眾多差異，但也僅是擇其要者述之而已，至於兩黨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差異與分歧則是不可盡述的。第二，細數兩黨的種種差異並不意味著要否認兩黨之間的共同點。事實上，兩黨也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那麼涇渭分明。總括而言，兩黨在各種問題上的立場可以分為三種情況，其一，在一些沒有爭議的非實質性問題——如母親節決議案——上，兩黨完全一致；其二，兩黨內部的分歧比它們之間的分歧還要嚴重，如在婦女權利問題上；其三，除此之外，在大多數問題上，兩黨之間界限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