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脈·黃道周:硬核人生,奇崛書法


中華書脈·黃道周:硬核人生,奇崛書法

明末清初的時候,由於時局動亂,士人的選擇也各不相同。面對江河日下的明王朝和日益腐朽的朝綱,縱有許多人選擇了與世俗同流合汙,卻仍有人在堅持著自己士人清流的本心。共王朝沉淪,玉碎方休。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說過的倪元璐就是這樣一位清流書家。而說到倪元璐,又不得不讓人想起與其共有“明末書壇三株樹”之稱(另一樹為王鐸)的黃道周。黃道周和倪元璐一樣,不僅是書壇上的佼佼者,更是以氣節名世的存在。特別是黃道周,他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演繹了,什麼叫作清流的品行,什麼叫作硬核的人生。

說到“硬核”,我們可能會自然而然聯想到南宋第一硬核詞人書家辛棄疾,他曾沙場點兵,以五十騎勇闖敵軍五萬人大營,全勝歸來,這樣的英雄豪氣,誰人能夠不折服。至於黃道周,當他親臨疆場時,國家早已大廈將覆,根本不可能再給他這樣出奇制勝的“王者時刻”。但作為明代著名的學者、詩人、書畫家、天文家、史學家與民族英雄,即使做不了功蓋千秋的將領,他也以另外一種文人風骨向我們重新詮釋了“硬核”的概念。在這樣的英雄光環之下,輸與贏,都好像不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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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的黃道周


中華書脈·黃道周:硬核人生,奇崛書法

黃道周和倪元璐、王鐸兩人同年考中進士,結為“好基友”。這仨人平常一塊玩,一塊在朝堂上反對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仨人字又都寫得很好,後來還得了個“明末書壇三株樹”的稱譽……這段故事我們在之前介紹王鐸和倪元璐時都曾提到過,這裡就一帶而過了,免得書友嫌我們絮叨。

後來清兵入關,王鐸不聲不響降了清,而黃、倪二人則作了相似的選擇——一個自縊,一個慷慨就義。

這個慷慨就義的當然是黃道周。崇禎皇帝自縊煤山之後,他竟學著四百多年前的文天祥,以一介書生之身,招募義軍,對抗清兵。他所招募的這些“兵士”太不正規,都是尋常人家的百姓,手裡邊沒有武器,乾脆拿著扁擔去打清兵。這支不太正統的軍隊後來還得了個名,叫“扁擔軍”。千八百的扁擔軍遇上如狼似虎的清軍,那無疑是以卵擊石,很快就潰敗了。黃道周也因此被俘,慷慨就義。但是至今,“扁擔軍”積極抗清的美名仍在流傳著。而黃道周的名字,也成了鐵骨錚錚的民族英雄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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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入關

當然,站在梳理文脈與書脈的層面,黃道周的價值,遠不僅一個民族英雄而已。黃道周委實是一個罕見的全才,他通天文、精理數。工書善畫,又能詩文,還是明末的重要學者,曾先後講學於浙江大滌、漳浦明誠堂、漳州紫陽、龍溪鄴業等書院,培養了大批有學問有氣節的人,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作出了不朽貢獻。

我們首先從黃道周的詩人身份說起。黃道周是一位具有強烈現實精神和時代意識的詩人,生逢王朝末路,特殊的時代賦予了黃道周一個憂患的詩魂。雖然在仕途經歷中不斷地遭到貶黜、甚至被削籍趕回家種地,但是從小所受的思想文化薰陶讓他一刻也沒有拋下過他的社會責任感。居廟堂之高憂君,處江湖之遠憂民,國事民情時時刻刻都牽動著黃道周的心,因此這種情懷也貫穿了他一生的詩歌。

《黃漳浦集》中載有黃道周的詩歌十四卷,其中古詩、律詩均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兼具,形式廣泛多樣。就詩歌的題材來看,更是豐富多彩,而且都噴發出一種強烈的憂患之情,令人讀來有一種沉甸甸的鬱憤和感傷撲面而來。這種憂患情懷,或者就是黃道周的詩歌靈魂所在吧。

黃道周的詩文,除卻深重的憂國情懷外,剛正不阿的人格精神也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明史》中就說道:“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這點也正契合他平日的為人。在黃道周的詩文中,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剛正不阿的人格往往通過大量的典故來表現。而這些典故呢,主要是歷史上的一些忠臣賢相,其中出現頻率比較高的就是屈原。黃道周對屈原非常崇拜,屢屢拿屈原自比,甚至連寫詩歌都全面模仿屈原,光是仿《離騷》體的詩歌就有六十多首。這些詩歌中充斥著對黑暗世道的抨擊,對小人當道、清流失志的憤慨,對國事的憂慮和關心,對理想節操的堅守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而遍觀黃道周在崇禎朝的仕宦生涯,還確實頗有屈原的風骨和影子。他數次攻擊在當時一手遮天的閹黨,甚至直接頂撞皇上。因此也屢遭排擠,甚至差點惹來殺身之禍。但正如他詩中所寫的,“只慚漁父問,莫訟正平冤”,縱然在這條清流之路上走得艱難,心中也仍然堅持著“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信仰。

除了屈原外,黃道周詩歌中經常出現的歷史人物還有賈誼、班超、管仲、毛遂、尹吉甫、皋陶、伍子胥、介之推等等。這些典故既刻畫出了這些賢臣忠良的豐滿形象,亦是黃道周自我形象的展示。

“不談苟踐臥薪日,但說衛文大帛時,

豈有內供常苦乏,而須當寧坐攢眉。

二東已失履霜賦,五省重歌哀澤詩。

建武元年多少事,救書莫使嶺猿知。”

——黃道周《聞礦使開雲霧山有感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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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黃道周在史學方面也有造詣。他頗為重視六經之學,對於史學亦相當重視。縱觀其一生,雖然沒有像王世貞、焦竑、張岱等人那樣致力於明朝歷史的系統修撰,但是他對於“史”事背後義理的發掘卻頗為引人注目。首先,他對於“史”的關切,在一定意義上是與經義的闡發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的。這一點與其主張“經史並重,以史證經”的史學方法論思想是一致的;其次,黃道周對“史”的關注,除了繼承了傳統良史精神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一種徵之於實事而非玄妙空談的基礎上,將之用於詮釋天人秩序。他主張“據實直書”與發掘《春秋》所蘊含的“天人相與”的價值,是與其這一思想旨趣相契合的。此外,史學的經世功能論在黃道周思想中亦顯得異常突出,深切呼應了晚明社會亟需經世實學的強烈訴求。

一生勤於筆耕的黃道周,一生著述宏富,留下的史學方面的成果也頗豐。天啟四年(1624年),黃道周被授翰林院編修,參與了《神宗實錄》修纂,此後他常以史官自居。後黃道周出京,居家講學。他一邊講經,一邊還教門下弟子讀史。他擇取了漢代以來的36位賢士能臣的評傳(其中包括諸葛亮、魏徵、韓琦、富弼、狄仁傑等),匯成《懿畜前後編》,作為楷模及政治主張的寄託。這部《懿畜前後編》材料主要取於歷代正史,又增補了人物評判,由此而觀,黃道周傾心於政治事功的立場異常鮮明。該著帶有濃重的經世史學的色彩。同時,黃道周亦把史傳的書寫視為做學問的功夫,以及追慕聖賢的入手之處。

黃道周的史學著述,除了《懿蓄前後編》與參修的《神宗實錄》之外,還有《廣名將傳》、《烈皇召對記》、《興元紀略》、《三事紀略》、《潞王監國記》、《逃雨道人舟中記》等。《廣名將傳》即為黃道周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在福建漳浦老家輯評的史學著作。它選錄了從呂尚、孫武、孫臏一直到岳飛、戚繼光等歷代名將一百七十餘人,述其生平事蹟,評其功過得失,並加韻文斷贊。該著堪稱為黃道周的經世史學之作。其中“事必有因,機須待觸”一句,將史學的經世功能一語道破。

在通今學風與以史經世思潮的結合下,明代更像是一面鏡子,以黃道周為代表的史學家開始將視線轉向本朝,不再僅僅從前朝的歷史中吸取教訓,而是要在本朝活生生的現實中去考查得失與興衰。這種“以史經世”的睿智思考是光耀奪目於後世的。

除了文史成就耀目之外,黃道周在儒學、易學和天文和書畫方面都大有作為。儒學方面,他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方面都有相關的專著或論述;易學方面,他以“象數”為中心,從“天道”“人事”兩個基本點出發而“推天道以明人事”,通徹儒家“性命義理”,終達經世致用以“救世”;天文上,他以《周易》卦序簡單而直觀地演繹出二十四節氣陰陽的盛衰和流變;繪畫上,他的每一件作品都給人以豐富的藝術意趣,溢著凜然正氣,體現出他自覺追求的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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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作為一個梳理書脈的系列,黃道周的其它成就雖然也很輝煌,但我們這裡還是不再多作贅述。

黃道周的人生過得很“硬核”,其書法也很奇崛,剛正不阿,不流凡俗;奇而不肆,古而不怪,具有強烈的個性,正是傳說中的“人品和書風統一”的典型。作為晚明最富創造力的書法家之一,他與王鐸、倪元璐並稱“明末書壇三株樹”,又與張瑞圖、傅山等人並列“晚明五大家”。

黃道周各體皆善,但以楷書、行書、草書最為人稱道。其楷書創作審美主要是對鍾繇、王羲之、顏真卿三種書法流派的師承、融合與嬗變。蒼古奇肆之外,又多幾分清秀、飄逸,可以說真正做到了融遒媚和質樸為一體。結體欹側復得平正,冷峻中頗帶稚拙之美,和之前的祝、文一脈小楷風格迥異。

他對有著“楷書之祖”之譽的鐘繇書帖深入臨摹,使他的楷書擁有了古樸、茂密的審美質感;對雅緻、勁健楷書流派中的王羲之、歐陽詢等名家楷書書法的研習,使他的楷書作品擁有了勁峭、緊結、優美的審美內涵;對厚重、豪放楷書流派中的顏真卿、蘇東坡書風的效仿,使他的楷書創作擁有了豪放、寬博的審美特質。尤為重要的是,他以理學大家的學養、“嚴冷方剛,不諧流俗”的獨特個性和為道義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崇高人格把以上所師承的各種楷書書風串聯起來,加以融合、錘鍊和昇華,凝鍊為他楷書創作中的質樸、茂密、剛毅、優美、駿爽、峭厲等審美內涵,並形成了崇高人格與書法境界的高度統一。黃道周楷書創作這種擁有多方位的師承淵源,具有深厚學養、強烈個性和崇高人格支撐的審美創造,這無疑是對中國書法審美歷史的一種重大貢獻。他“遒媚為宗”“加之渾深”的這些書法理論觀念,對風靡當時的董其昌“纖靡”“佻靡”書風起到了良好的矯正作用,也極大程度地影響到了同時期王鐸、倪元璐、傅山等名家的書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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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周《小楷孝經頌》局部

黃道周的行書和草書,行筆轉折剛勁有力,體勢方整,書風雄健奔放。有力量,又有姿態,是黃道周行草書的主調。他以隸書鋪毫和方折行筆,點畫多取隸意;字雖長,但強調向右上橫勢盤繞,讓點畫變得綿而密,雖略帶習氣,但奇崛剛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形式語言,一如其人剛直不阿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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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周《自書詩卷》局部

作為明末書壇上一位個性鮮明、風格奇崛的“硬核”書法家,黃道周在時風的籠罩下做到了超越唐宋、直追魏晉,以剛健奇崛一如其人的書法為明末書壇注入了新的生氣。而他的天文歷數、治世學問、詩文繪畫等諸藝之卓絕亦同樣閃耀著後世。最重要的是,除了極具感召力的藝術成就之外,他亦與顏真卿一樣,以大節垂天的忠直之士的形象留名青史,真正做到了“書品與人品俱貴”。這,是最為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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