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虽然先后有过5次婚姻，但却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他与第一任妻子萧菊芳的孩子——朱琦。做为总司令的儿子，朱琦的一生并没能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他所经历的，更多的只有不幸：
3岁丧母，跟着继母在四川乡下艰难度日，21岁时，又被抓了壮丁。辗转到了父亲身边，随即又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致残。从部队转业后，遵父命从最基层做起，从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做起，一步步升为司炉、副司机、司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因受父亲牵连，被送进“五七干校”学习改造，最后又被丢到一个偏远小站当仓库保管员。由于长期遭受身体劳累与精神折磨的双重打击，患了心脏病，还没等来平反，就在58岁那年去世了……
1/幼年丧母
朱琦的生母萧菊芳是云南昆明市人，后考入昆明师范学堂，成为一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1912年秋，时年19岁的萧菊芳与朱琦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教官的父亲结婚，那一年，朱琦的父亲已经26岁，算是晚婚模范了。
萧菊芳从昆明师范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1916年初，朱琦的父亲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的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萧菊芳毅然辞去昆明师范学堂的教职，追随来到泸州，两人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过起了从军家属的生活。
1916年9月底，萧菊芳诞下一子，父亲发现孩子的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赴延安后，才改名朱琦）。朱琦的到来，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孩子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据说，朱琦出生数月后，肖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久就去世了。
不过，另据此后编撰的朱总年谱记载，萧菊芳是在1919年6月24日去世的，当时朱琦的父亲哀痛之余，还为亡妻写下了一首悼亡诗：
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
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忧惊避九泉？
2/少年维艰
生母病逝后，父亲又转战他乡，年仅3岁的朱琦由其继母陈玉珍在泸州抚养长大。陈玉珍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能很好地承担起扶养与教育朱琦的重任。
原来，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琦的父亲再婚，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参加护法战争后，朱与孙炳文是挚友，朱的一位朋友知道孙炳文有一个外甥女，这位朋友就牵线将孙炳文的外甥女介绍给朱，孙炳文的外甥女就是已经21岁了的“老姑娘”陈玉珍。
陈玉珍，四川南溪人，也受过新式教育，有一双大脚，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因为是个有思想的新式女性，对于婚姻大事，陈玉珍有个条件，结婚前两人得当面谈谈，否则就拒绝考虑婚事。没想到两人一见面，双方都产生了好感。1917年，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的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1922年夏末，朱琦的父亲与好友孙炳文一道离开四川前往上海寻找新生之路。然而，在上海，朱、孙的热情却不被理解，还被视为“军阀”，并拒绝其加入组织。之后，朱、孙二人又从上海起程，搭乘法国轮船，前往欧洲。从此，朱琦的父亲和留在四川的陈玉珍再未见过面。
1937年，21岁的朱琦被抓了壮丁。
3/父子重逢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朱琦的父亲到南京开会，才从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后来，组织又安排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据说当朱琦被带到父亲身边时，父亲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随后，朱琦进入党校学习，并入了党。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华北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朱琦在征战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不能再打仗了，才被调回后方，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正是在抗大七分佼，朱琦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赵力平女士。然而他们相亲相爱的路程并不平坦。当介绍人说出让她与朱琦多交往后，赵力平惶惑了。原因有二，其一，年轻的她根本没考虑过婚嫁问题，其二，朱琦是总司令的儿子，他害怕高攀不上。于是，赵力平选择了回避、躲闪加踯躅，连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她都没有答应。康妈妈却相中了赵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请人从中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好事多磨，这一磨就磨了两年。1946年3月，两人结为夫妻。
4/总司令父亲与火车司机儿子
不久后，根据工作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朱琦先后当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司炉、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又被调往天津铁路局。
20世纪50年代初，北戴河建立了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车上的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染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今天车上的首长原来是父亲。
5/孤单离世
上世纪六十年，是个特殊的时期，人们都经历着不同的煎熬，因为受到父亲的牵连，朱琦也难逃被批。因为朱琦父亲当时的职务仍在，又有总理等不时地保护，造反派不敢对朱琦的父亲太放肆。他们整不着朱琦的父亲，就拿朱琦撒气，那段日子里，被批斗、遭抄家已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运动中遭受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只得在家休养。
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赵力平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赵力平赶回家，朱琦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朱琦病逝时，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因为害怕朱琦的父亲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家人都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父亲很担心儿子，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朱琦去世后的第十天，康妈妈才将朱琦病逝的消息闭他。”那天的朱爸爸显得很虚弱，沉默了好一阵才对赵力平及康妈妈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朱琦病逝两年，他的父亲也于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朱琦病逝7年后，他的小儿子朱国华于1983年9月“严打”期间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年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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