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消費的浪子：竊·格瓦拉
最近打開手機刷熱點的朋友都會看到一則“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男-竊·格瓦拉出獄“的新聞。曾經在網絡上流傳的一段雷人言語又開始迅速傳播——“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說這話的人名叫周立奇，因其被抓入獄時的形象與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頗為神似，從而被製作成表情包在貼吧流傳，網友戲稱為”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竊·格瓦拉“。
周立奇是廣西南寧的一名偷車賊，綽號“阿三”，屢次因為盜竊罪入獄。2016年因盜竊罪、搶劫罪被判入獄四年。周立奇的“名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最早出現在一段新聞採訪視頻《男子偷車被抓，竟稱看守所比家好》，視頻中的周立奇因屢次偷電瓶車被警方抓獲，記者採訪時問道：“你這麼年輕身體健康為什麼不選擇找份工作，而要去偷竊呢？”周某語出驚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會做，就是偷東西，才能維持得了生活這樣子，進看守所感覺像回家一樣，在看守所裡的感覺比家裡感覺好多了！裡面個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我超喜歡在裡面的！”
原本被人當作飯後笑談，渡過了長達四年牢獄生活的周立奇，當其刑滿釋放之時，再次被推向了流量高點。竟然有30多家網紅、直播公司競相欲與其簽約，甚至有多家網紅公司派人開著豪車蹲守在周某家裡，希望簽約周某將其打造成網紅，甚至開出數百萬到上千萬的高價費用。
人民日報就此事評論：“快節奏的網紅營銷不是不可以，只不過當它加諸一位刑滿釋放人員，還是該謹慎些。就從周某的個人經歷看，是可以有一些嚴肅的追問，做一些厚重話題的探討，現在看都有被營銷套路碾平的傾向，變成一個單薄的娛樂符號。我們希望周某人生獲得新的轉機，也希望這個機遇，能與反省、耕耘、理智的常識相匹配，而非衍生出更多的光怪陸離。”
無暇分辨，或本就不想分辨的網紅經濟只想快速消費一個又一個的“竊·格瓦拉“，將之推向網紅高位，收割一波流量，快速變現，不斷地在流量浪潮中娛樂至死。
二、網紅經濟的流量焦慮
網紅經濟，是指依託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傳播及社交平臺的推廣，通過大量聚集社會關注度，形成龐大的粉絲流量和定向營銷市場，並圍繞網紅IP衍生出各種消費市場，最終形成完整的網紅產業鏈條的一種新經濟模式。其本質上是由公眾關注度而延伸出的經濟行為：以用戶變現為方式的直接經濟行為(打賞、充值、付費問答等)和間接的經濟行為(廣告、品牌、代言等)。
在2016年集中爆發式發展前，網紅經濟經歷過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文字時代
受制於通訊網絡的限制，這個階段的網民靠文字作為主要的交流方式，集中在BBS和各類文字社區上。此階段的網紅，一般都具有優秀的文筆和才情，通常沒有采用任何商業運作。當年網絡小說盛極一時，而“文字網紅”諸如木子美、安妮寶貝、韓寒、桐華等人則影響了一代網民。
第二階段：圖片時代
2005年，互聯網速度進一步提升，進入了圖片時代。網友中常常流傳著一句“無圖無真相”，彰顯了文字交流的沒落和圖片傳播的崛起。這時候的網紅，大多是V型臉的白富美少女，通過高顏值來聚集人氣（如天仙妹妹），同時也存在一些為了博取眼球而低俗惡搞的圖片網紅（如芙蓉姐姐、鳳姐等）。網紅成名後開始把吸引力流量引導到商業推廣上，網紅的商業運作逐步興起。
第三階段：富媒體時代
2014年之後，智能手機特別是4G網絡的普及，讓網紅吸引粉絲的方式空前繁榮：除了原有的文字圖片外，出現了語音，歌曲，視頻，特別是直播視頻。網紅的稱號，已經不僅僅侷限於顏值出眾的美少女，更是成為社交媒體的話題人物、意見領袖、流行主力的統稱。網紅的商業化逐步形成一個成熟的生態產業鏈，催生了一系列網紅孵化經紀公司，網紅第三方服務公司和各種網紅變現平臺。
2016年，普遍被業內稱為“網紅經濟”元年，當年的“第一網紅”Papi醬曾一度霸佔各大網站的頭條。2016年4月21日，Papi醬與“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楊銘等合夥人決定對其第一次廣告進行拍賣，最終以2200萬賣出，被譽為是“新媒體史上的第一拍”。6月16日，《2016中國電商紅人大數據報告》中預計網紅產業產值接近58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換算一下，遠超2015年中國電影440億元的票房金額，相當於伊利2015全年營業額，優衣庫大中華區2015全年營業額的3倍。
瞭解了網紅經濟的簡要發展史，也不難理解為何眾多網紅經紀公司要瘋搶竊·格瓦拉了。網紅經濟的最重要一環就是變現，而在電商創業中，網紅更是撐起了半邊天。與幾年前相比，當前的網紅不僅能夠“吸睛“，更能”吸金“，比如一個楊超越的流量就能輕鬆讓負債百萬的經紀公司瞬間盈利千萬。隨著今後5G網絡的發展，公眾將會有更加方便的技術手段接觸到各種資訊，但網紅營銷若以違背基本常識的方式製造流量，必將自掘墳墓，淪為人之笑談。
三、娛樂至死的危機
“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娛樂至死》。
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尼爾·波茲曼在他的《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電視時代蒸蒸日上，但改變了各種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體育、商業和任何其他公共領域的內容，也在由曾經的理性、秩序、邏輯性，逐漸轉變為脫離語境、膚淺、碎片化，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而人類無聲無息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心甘情願，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本書是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他告誡公眾要警惕技術的壟斷，認識到媒介背後的危機。
這一現象，在網絡媒體不斷髮展的今天，也同樣上演著。在科技不斷進步，生活條件不斷提升的今天，普通人在工作學習之餘有了更多可選擇的娛樂方式。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信息和資源更加複雜、不確定的現狀。如何在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衝擊下保持理性，反省耕耘，持守最基本的常識，這是每一個成年人都需要處理的功課。
四、總結
互聯網時代帶來的信息爆炸和技術革新，讓人們接觸各類信息變得輕而易舉，80和90後的年輕人是目前的消費主流，也更是未來互聯網新文化的塑造者。相比較於傳統明星，當下年輕人更加喜歡快時尚網紅，因為網紅更加生活化，讓其粉絲感同身受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如何對當下年輕人的價值取向進行正向引導，這不僅僅是學校、家庭的大事，而是需要集結整個社會的力量。當下各類內容輸出平臺流量巨大，監管難免遺漏，一方面相關審查機制需要更加完善，出臺約束性的法律法規，嚴格審查各類打擦邊球的網紅營銷現象，另一方面各類機構、企業更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重視企業文化環境的培養，加強正向引導，讓員工在積極向上的工作氛圍中成長。網紅經濟的內在活力得到正向激發，才能推動互聯網經濟的健康發展。
陳勇趣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