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是明代歷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明史》稱他“英邁過人，歷事三朝”。他的命運與明朝兩次重大事件——“土木之變”和“奪門之變”緊密聯繫在一起。“土木之變”之後他成為救時英雄，舉國擁戴；而“奪門之變”則使他以“謀逆之罪”，命喪刑場。于謙一身正氣，同僚為何最終倒戈相向?他既是千古英雄，也是悲劇人物。
倔強嚴正兩袖清風
于謙，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出身官宦世家。他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聰明伶俐，少負盛名。八歲時的一天，于謙騎馬在橋邊玩耍，驚擾了一位出行的巡按。
巡按責備他影響公務，于謙從容說：“千里馬急欲上進，一時難以收韁”。巡按見他語意雙關，話裡有話，便想考考他。
於是口出一聯：“紅孩兒騎馬過橋”，于謙脫口應對：“赤帝子斬蛇當道”，巡按愕然叫絕：“這小孩年紀輕輕，竟能以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典故作對子，有氣勢，不簡單!”
于謙15歲考中秀才，24歲考中進士。中進士後不久，他就被任命為山西道監察御史。在山西他糾察百官，體察民情，“廉幹”的美名各地傳揚。每次進京奏事，于謙都聲音朗朗，思路清晰，深得其時在位的明宣宗喜歡。
所以，當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後，就派于謙控訴朱高煦的罪行。于謙義正詞嚴，聲色俱厲，朱高煦伏地大汗淋漓，戰慄不已。宣宗欣賞于謙才幹，任命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銜巡撫河南、山西。
作為明代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于謙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職達19年之久。在這19年中，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他巡視州縣，訪問父老；賑濟災民，救治疫病。民間有冤獄枉屈的事，可直接到巡撫衙門申訴。
于謙這些勤政愛民的措施，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人們稱他為“於龍圖”，有的地方還給他立生祠。
每逢朝會期間，別的官員總要對京城的達官顯貴交際饋贈，唯獨于謙什麼也不帶。他在《入京》詩寫道：“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于謙這種做法有悖於官場之風，卻反映了他的倔強嚴正。
于謙的“兩袖清風”，引起貴寵官僚的不滿，把持朝政的太監王振更是氣急敗壞。正統十一年(1446年)，王振虛構了一個“久未升遷，心懷不滿”的罪名，把于謙送交三法司，判處死刑。
山西和河南的百姓聽說後，數萬人自動聯合起來，到京請願，就連封地在河南、山西的周王和晉王等朱姓藩王也上書替于謙申冤。朝廷看到眾怒難犯，只好命于謙仍回原任。
如果不是“土木之變”爆發，于謙也許終其一生，都只是明朝一個兢兢業業的官僚而已。這場事變將於謙推上了政治前臺，做出了非常事業。
北京保衛戰臨危受命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族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鐵騎大舉南下，年輕氣盛的明英宗，在王振等人的唆使下貿然出征。
八月十五日，明軍被蒙古兵團團包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沙城鎮)，十幾萬明軍被殲，就連英宗也做了俘虜。這場形如兒戲的御駕親征和突如其來的變故，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稱為“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把明王朝推向生死存亡的邊緣。也先大軍挾新勝餘威，欲乘勝追擊，拿下北京城，再現昔日元帝國的輝煌。
而明朝一方，英宗親征時已將京畿大軍悉數帶出，導致京城防備空虛。此時人心大亂，許多富家大戶收拾財物、攜帶家眷，紛紛南逃。
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皇宮，皇太后和皇后將宮內的金銀珠寶蒐羅一空，整整裝了八輛馬車，派人送到也先大營，希望能換回英宗;朝廷上，文武百官六神無主，束手無策。
侍講徐跳出來說，據他觀察天象，只有放棄北京，遷都南京才能保全性命，一些官員也隨聲附和。臨時聽政的皇太后和英宗弟弟王聽後都不知所措。
這時，于謙厲聲喝道：“主張南遷的，該殺!京師是天下根本，遷都只能使人心和士氣渙散，國家也就徹底完了。大家難道忘記南宋的教訓了嗎?”
于謙縱論當時形勢，鼓勵大家同仇敵愾，擊退來犯之敵。于謙的建議得到皇太后和一批正義之士的支持，遂被任命為兵部尚書，組織北京保衛戰。
國難當頭，首要問題是安定人心。朝臣們平時受夠了宦官的窩囊氣，把土木堡慘敗的原因歸結到宦官王振身上，要求將王振誅滅九族。王振的黨羽馬順當朝呵斥官員，激起百官強烈不滿，他們一哄而上，將馬順活活打死。
隨後，百官又在宮內尋找王振的黨徒，追打撕扯，一片混亂。監國王生性軟弱，見此陣勢，驚惶失措。于謙一面阻止官員群毆，一面攔住王，讓他宣佈馬順等人死罪，赦免參與毆鬥的官員，懲治禍國殃民的宦官。王一一答應，混亂才得以平息。于謙這時發現，自己的官袍在混戰中已被扯破了。
也先企圖以英宗為籌碼要挾明廷。另立新君成了明朝的當務之急。但當時的太子年僅三歲，不能挑起救亡重擔。眾臣商議，讓監國王繼任皇帝。
然而，王卻死活不願出面。他認為，皇兄英宗在世，又立有太子，自己名不正言不順，也不願意收拾這麼個爛攤子。
于謙找到王，嚴肅而誠懇地說：“眾大臣推舉您做皇帝，都是為國家社稷著想，你也應當以國家安危為重!”在於謙的勸說下，王最終同意登基稱帝，年號景泰，史稱代宗。明王朝新的政治核心重新建立起來。
在新皇帝的全力支持下，北京保衛戰緊鑼密鼓地進行。在短短一個月裡，于謙集結了20餘萬大軍。他將大軍兵分九路，陣列於九大城門之外，主動迎接也先挑戰。
也先原以為明軍不堪一擊，只能作困獸鬥，北京城唾手可得，但眼見明軍旌旗獵獵，嚴陣以待，便已經心虛。
雙方激戰五天，也先沒有討到任何好處，當得知勤王兵馬正陸續趕往北京時，他擔心腹背受敵，回去的老路被切斷，就決定連夜撤退。于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
北京保衛戰成就了于謙一世英名。國難當頭，他力排眾議，挺身而出;為保京師，他披掛上陣，率軍抗敵。
沒有于謙，大明的歷史有可能突然轉向;沒有于謙，明朝兩百餘年的國祚延續也無從談起。于謙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功臣命喪宮廷權鬥
雖有擁立新君、保衛社稷的貢獻，但于謙並沒有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然而有誰能想到，在北京保衛戰八年之後，即景泰八年(1457)，這樣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場，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砍頭。這一切都源於明朝一次有名的宮廷政變——“奪門之變”。
也先撤退後，全國各地的勤王兵馬陸續趕到，北京的兵源迅速得到補充。于謙對京軍三大營進行改革，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北京城的防守得以加強。也先見無隙可乘，決定釋放被俘的英宗。
聽說哥哥要回來，代宗一臉不高興，他說：“當初我不想當皇帝，你們把我推出來，現在他回來了，我該怎麼辦?”
于謙說：“您的帝位已經確定了，這是誰也更改不了的。讓英宗留在蒙古部落裡，對國家沒什麼好處，我們還是把他接回來吧。今後有什麼事，我會秉公決斷。”代宗這才放心，但他還是把英宗囚禁起來了。
事實證明，代宗太相信于謙的能力了，于謙也太過理想化了。險惡的政治鬥爭僅有忠誠和能力是遠遠不夠的。隨著戰局穩定、英宗迴歸，中央權力必將重新分配。此時的于謙不僅無法把握時局 ，反而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代宗對於謙可謂言聽計從，甚至連到郊外採摘野菜和曬魚乾這樣的事情，都要問于謙的意思。于謙的權力和威望，在官員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也拉開了新一輪權力的角逐，這場權力角逐的總爆發就是“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表現為英宗與代宗之間的皇位爭奪，而背後卻是複雜的朝臣權力之爭，這些權力鬥爭又是圍繞著削奪于謙的權力展開。
“奪門之變”的策劃人主要有文臣徐有貞、武官石亨和宦官曹吉祥等。
徐有貞就是在“土木之變”發生後主張逃亡的徐。因當時受到于謙的呵斥，屢屢受到同僚譏笑，於是改名有貞。于謙當政後，他曾走過於謙的後門，希望到國子監任職，未能如願。他認為于謙影響了他的仕途，便蓄意報復。
石亨曾因與蒙古人作戰失敗而遭棄用，于謙見他有才華，就推薦他組織北京保衛戰。因保衛北京有功，石亨加官晉爵。
石亨認為于謙對自己有大恩，便想方設法報答于謙。他奏請皇帝加賞于謙的兒子，于謙卻對此嚴辭拒絕，並指責他營私舞弊。石亨大罵于謙不識好歹，從此結下怨恨。
宦官曹吉祥掌管大內禁軍和內廷侍衛，慣於溜鬚拍馬，見風使舵。他手下的太監滋事尋釁，屢受于謙壓制。曹吉祥認為，于謙的存在對自己是一種威脅，也決計除掉他。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然染病，臥床不起。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三人見時機已到，發動政變，把英宗接到奉天殿，上朝聽政。次日清晨，群臣匯聚朝堂，見坐在金鑾寶殿上的是英宗，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只聽英宗說：“各位愛卿，景泰皇帝病重無法處理朝政，大家希望我復位。你們仍然官任原職，各忙各的事情吧”。英宗被困守八年之後，終於第二次登上皇帝寶座。一個月後，代宗死去。
復辟當日，英宗就將於謙逮捕入獄。但是想要殺掉于謙這樣一位有功於社稷、為官清廉的大臣並不容易，必須要找一個聽起來可以服眾的藉口。
英宗在徐有貞等人的策劃下，用歷史上慣用的“莫須有”手法，以“謀逆”的罪名將於謙處以極刑。
這些都是牽強附會和捕風捉影的事，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謙是冤枉的，十分猶豫。徐有貞進言：“不殺于謙，奪門就沒有正當的名義。”英宗這才下定決心。
于謙是一位完美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他有忠誠無私的人格與濟世為民的抱負。年輕時，他就以一首《石灰吟》言明心志：“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混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他始終如一地嚴格要求自己，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于謙被抄家時，家裡除了代宗賜予的寶劍等物品外，別無餘物。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南宋時，愛國英雄岳飛力主抗金，被奸佞小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三百年後，抗擊蒙元貴族入侵的于謙以“意欲”謀反罪被處死，罪名都耐人尋味。
巧的是，兩人死後都被安葬在杭州美麗如畫的西子湖畔，接受人們的憑弔。清代文人袁枚對兩人有高度的評價：“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讀來頗感公允，也讓人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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