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黃有光在第5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以“趕超為何能夠成功？”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從去年開始，如果中國平均每年趕超3%，十多年過後超越美國已經沒有懸念。
黃有光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不適用，今後經濟即使平均以5%增長，中國也會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行列。同時，中國過去高速發展的有利因素多數沒變，有一些因素雖然減少了，但是後發優勢依然有，高儲蓄、經商辦企業的能力以及人們的勤勞依然存在。
“這些因素至少還會持續幾十年，因此只要整個國家是穩定的，今後幾十年，中國還會以中高速的增長髮展。”黃有光強調。
以下為演講精編：
我們今天講“趕超為何能夠成功？”我們這次講的趕超並不是指總GDP，因為在PPP上的總GDP（意即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GDP）中國早已經超過美國，去年(2018)中國在PPP下的總GDP已經比美國大28%了；雖然在匯率上的總GDP方面，美國還是比中國大50%。從去年開始，如果中國平均每年趕超3%，十多年過後超越，這已經沒有懸念了，我們不是要討論這個。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趕超是否能夠成功”是指人均GDP。
先談PPP的人均GDP。去年美國的該項指標比中國大很多，美國PPP上的人均GDP是中國的3.44倍。根據今年上半年，中國年增長6.3%，美國是2.5%，每年趕超大概3.6%；因為美國人口增加比我們快，所以人均趕超速度要將近4%。我們前幾年的數據，就像剛剛幾位講的那樣，都大大超過4%。
我們假定從今年或者明年開始，每年以3.5%趕超，而且這個速度每年減少，長期來看從3.5%減到2%，甚至更低，所以假定長期以大約2%的速度來趕超，那需要多少年可以趕超？你們心中可以自己猜猜看，我等一下給大家數據，跟你想的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根據平均每年2%的趕超速度，PPP下的人均GDP在2082年前就會超過美國。好像很多人不大相信，你用計算器算一下就出來了，這是真的——假定平均2%，不到63年就可以超過美國。
再談匯率上的人均GDP。到了2082年，我想中國匯率上的GDP和PPP調整後的GDP會非常接近，匯率上的人均GDP應該會在2098年前超越美國。當然，或然率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幾十年後有什麼事情是百分之百的呢？但是我相信應該超過50%，這個機率蠻高的，即使沒有超過，也應該很接近。在美國的人均GDP水平下，錢已經不是很重要了，而環保等其他因素更加重要；如果環保不夠的話，寧可中國趕超不成功。
有些人不但認為趕超根本是不可能的問題，甚至擔心中國會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不能達到高收入水平。很多國家從低收入發展到中等收入之後，發展很慢，很難達到高收入水平。我用對人均收入和物價的增加對以前的數據進行調整，發現中等收入的區間是年收入在6000到17000萬美元左右，或者每年4萬到12萬人民幣，這個數據可能有一點高估了。但中國現在差不多在這個範圍裡面的中間，人均年收入差不多10000美元，如果用PPP進行調整之後會更高。
我們最新的增長數據是6.2%，實際人均增長率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因為中國人口幾乎沒有增加。今後即使平均以5%增長，中國就也會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行列 。給定穩定發展的假設，幾乎肯定會跨越中等收入，因此我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不適用，我們並沒有跌入這個陷阱。
一些經濟問題往往被誇大，例如很多人講中國經濟下行，但我認為中國經濟並沒有真正下行，而只是增長率下降；中國經濟還在高速增長，只是比起以前的超高速增長而言增速下降了。但這怎麼可以講是下行呢？下行是經濟跌下來。
我們要認識到，中國經濟已非吳下阿蒙。2019年每1%的增長在實際產量上超過十年前的2%，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是十年前的兩倍多，所以即使現在的增長率跌到5%，在實際產量的增長上也相當於十年前的10%、二十年前的28%、二十五年前的43%、三十年前的72%、四十年前的180%，是六十七年前的GDP的9倍、10倍。你可能不大相信這個數據，但是你根據這個統計數字用計算器算一下，這個數字是正確的，所以今年的6.2%已經非常大了。
我們從每期增長的實值絕對量來看，在不變價格下，近年來中國所生產出來的物品與勞務，幾乎每年、每季的增長實值量都比上一個時段高。也就是說，根據增長的實值量而不是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在加速 。例如2017年的增長率是6.9%，而2018的增長率是6.6%，雖然6.6%比6.9%小0.3個百分點，但是2017年的6.9%是基於2016年的GDP而言的，2018年的6.6%是基於2017年的GDP而言的，而2017年的GDP已經比2016年的GDP多了6.9%，因此2018年的6.6%在實值產量上，等於2017年的6.6×1.069=7.055，這比2017年的6.9還高，所以我們一直在加速。
又例如2015年當年的GDP增長是6.9%，也比前一年2014年的7.4%大。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避免一些像臺灣學者源於意識形態而產生的錯誤，說中國大陸經濟在下滑，臺灣的廠商必須尋找其他出路，不能夠繼續依賴大陸的市場。我曾經看過這種言論，白紙黑字發表出來的，根據我們剛剛講的理由，中國大陸今後即使以4%的增長率增長，都會給其貿易伙伴包括臺灣帶來更大的增量市場，因為它的實值量增加得越來越多。
我們的計算是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官方統計數據可能有一些問題。但是我認為在總體經濟總量方面，由於逃稅等原因而少報的，會超額抵消高估的，所以總體而言，我認為並沒有誇張。我認為GDP的數據，可以用其他的數據，比如說用電量來支持，因此總體增長率大致是可靠的。你可以說美國也有逃稅，但是我們要考慮中國的民營部分在增加，而美國的比例大致維持不變。還有民營部門在逃稅的經驗和方法上都在進步，因此會更多地減低GDP的統計（相當於實際）的增長率，其減低程度比美國大。
很多人擔心中國債務問題很嚴重，我認為也是誇大了。因為中國的儲蓄率很高，比美國高几倍。所以相對高儲蓄率來講，它的債務問題並不大。其次，中國的經濟還在高速增加，因此債務的問題只要不惡化得太快，那麼它的問題會變小，因為債務的量相對於將來更大的GDP而言會變小。而且中國債務是內債，不是對外負債的。債務多數是投資性，借錢投資，而不是借錢吃掉，吃完了將來還不起。你投資了，生產出來的將來可以還。還有，中國的債務主要是私人債務，而不是政府債務，也遠遠沒有接近資不抵債的水平。
根據Naughton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兩年前的一篇文章，政府債務佔GDP 165%，但中國政府的資產佔GDP的比例是306%，所以政府的淨資產超過GDP，完全沒有接近資不抵債的問題。另外，中國政府的功能很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擴散。中國政府在財政、社會保險、土地、國有企業的年收入佔GDP的比例接近40%，因此它的經濟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對包括銀行等國有企業的控制，可以比較強力地避免一些基於恐慌而造成的危機，尤其是銀行存款的擠兌，在中國幾乎沒有出現的可能。雖然中國有一些低效率、負面的問題，但是它在這方面應該可以減少危機的問題。
我們來探討中國趕超是否可以成功？我們幾十年來如此高速的發展是什麼原因？所謂“中國奇蹟”，我們如果理解“中國奇蹟”的原因，就可以根據這些原因在將來是否依舊存在，來評估趕超是否能夠成功。有人說誰能夠解釋“中國奇蹟”，誰就能夠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認為我能夠解釋，但我不認為我為了解釋這個應該拿到諾貝爾獎，不值得，因為真的很明顯，這個解釋很簡單：
第一，我們從1978年12月改革開放以來，逐步解除了公有與計劃的桎梏，發揮了市場調節的功能，通過國際貿易而取得比較優勢的利益，提高了企業家、經理人員、工人、農民等幾乎全體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使經濟高速發展，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後發優勢，我們人均收入在1978年比美國低很多，改革開放使我們可以通過國際貿易投資等方式取得比較先進的生產和管理經驗技術，從而能夠快速增加產量，這是林逸夫強調的一點。而且林逸夫強調相對於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二三十年前，當時他們相對於美國的比例已經比較高，中國現在雖然絕對水平已經達到那個水平，但是相對於現在更高的美國，中國的比例還沒有達到，因此還有更大的趕超空間，後發優勢還很大，我同意他的看法。
第三，港澳臺灣和海外的華人，包括企業家、投資者、技術、學術人員等做出了貢獻，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舞臺，我在新加坡發言從來沒有這麼多人來聽，我們來中國舞臺比較大。一方面是華裔情節使他們大量回到大陸，投資、辦企業，直接或間接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
第四，華人勤奮耐勞，有經商辦企業的能力，在改革開放過後得到發揮。
第五，華人有未雨綢繆、福及子孫的思想，因此有很高的儲蓄率，提高資本累積率。從長期來講，這才是真正的能夠增加增長速度的，而不是所謂的三架馬車，因此我反對鼓勵消費。三駕馬車是在短期，當你的總需求不夠的時候才需要鼓勵消費投資、出口等；長期來講，中國很少有總需求不夠的情形，因此不需要鼓勵消費。
第六，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並不低，以我的經驗來看，我是搞經濟學的，我曾經跟十多位經濟學諾獎得主進行經驗交流，甚至跟有一些人長期相處，交談過很多次，討論過問題甚至在期刊上針鋒相對地論戰過（包括Samuelson, Sen, Harsanyi），所以我很清楚諾獎得主的水平，我可以向你保證中國人的水平不輸給他們！
第七，雖然有許多問題，不過中國政府幾十年來對經濟的調控大致是成功的，例如2009年的四萬億，當然有很大的浪費，但是當時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出口減少等的情況，我認為這四萬億大致上取得了正的作用。
如果我們根據正統的經濟學分析，包括哈耶克、弗裡德曼，貨幣中性理論，市場能夠自動調節，因此你不需要政府來調節。但是根據凱恩斯和其他，包括我的綜觀（綜合宏觀、微觀與全局均衡分析）的分析，這個分析不假定完全競爭，可以得出凱恩斯和弗裡德曼都是特殊的例子的結論。凱恩斯認為當總需求不足的時候，政府需要調節經濟，以避免失業；弗裡德曼認為貨幣是中性的，市場可以自動調節。根據我的分析，中國的四萬億可能是必要的。
第八，中國人口多，多數人認為人口多是缺點，實際上是優點。
上述因素解釋了中國四十年經濟發展的奇蹟。高速發展的有利因素多數沒有變，有一些因素已經減少了，例如後發優勢依然有，但是空間少了一些。而像高儲蓄、經商、辦企業的能力、以及人們的勤奮依然存在的，這些因素至少還會持續幾十年，因此只要整個國家是穩定的，今後幾十年，中國還會以中高速的增長髮展，也會進一步趕超。科技進步與創新，是看人民的素質、教育、技術投資，中國用於研發投資佔GDP的2.2%，專利數目全球第一；分工、公物和天才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據Mozart effect，人口總量具有規模優勢， 十億人口的國家比一億人的多十倍天才。
我們對以前的制度在進行改革，還有繼續改革的空間，我們有提高趕超速度的方法。我們需要繼續改革，需要利用市場；應該放棄一些不必要的行政限制，包括城鄉、人口等；貪汙和平均不分配的問題需要處理；我們需要提高包括文化、道德等軟實力，這不是在外國建孔子學院，而是在本國提高比較重要。
單單跨越並不夠，還是有一些問題，例如剛剛已經提到的環保，環保不夠，跨越可能更糟糕，包括霧霾、全球暖化等問題，需要全球處理。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平均，這也需要處理。還需要解決權力的濫用和權錢勾結，從2013年已經開始大量處理貪汙腐敗的問題。剛剛講到道德需要提高，當前中國道德水平低下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是有一些錯誤的觀點認為這是改革開放造成大家向“錢”看，實際上是大躍進、文革時候把道德毀壞了，加上獨生子女政策之下，造成人們不足夠照顧他人的問題。
沒有充分利用市場，雖然改革開放後比以前好很多，但還有一些地方可以進一步，例如北京對汽車以車牌號限制行駛，用抽籤而非拍賣的方式發車牌，在這方面上海遠遠勝過北京，因為上海用拍賣，勝過北京。廣州採用半拍賣、半搖號的方式，廣州介於上海和北京之間。新加坡採用更有效率的拍賣方式，上海還可以向新加坡學習。
18億畝農地紅線我認為並不需要，在農產品方面，中國只有11%是靠進口，我們還可以提高進口農產品的比例，得到更大的比較優勢。戶口制度應該取消，人口限制雖然已經放鬆，從獨生子女變成二胎，我認為應該完全放開，應該生七個，等一下你們會知道為什麼是七個，不是六個，也不是八個。
關於人口增加和外國、外地人移民進本國、本市有一些錯誤的看法，其中一個就是當你在馬路上駕車堵塞的時候，或者公車、地鐵沒有座位的時候你心中就會想，如果車輛數目減少一半或者乘客減少一半，那我就不會堵塞，我就有座位，那該多好。很多人就會這樣想，把擁擠堵塞怪罪給人口數量多，造成堵塞和汙染。應該認識到，給定每個人的稅負，如果人口和車輛只有一半的數目，道路的寬度大概也只有一半，堵塞會更厲害。如果人口和乘客只有一半，那就不會有這麼多條地鐵的線路，不會有這麼多班次的公共汽車，乘客的方便程度也會下降。
我舉一個例子，50多年前，當時新加坡人口一百多萬，我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學，當時只有一種離開校園到市區的公車，如果你錯過了，必須再等半小時。不久前我在南洋理工大學工作，當時已經有兩種公車，我要去坐179號公車，我看到兩輛179走掉了，我以為要等二十到三十分鐘不可，但是不到一兩分鐘第三輛179就來了，這就是人多的好處。新加坡現在人口565萬，比以前多三倍多，但是交通比50多年前便利很多。
大城市房租更高，但是給定同樣的工作和薪金，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大城市而不是鄉村工作，甚至不是中小城市，可見人多的好處往往超過它的壞處。 例如幾年前新西蘭有一個人口兩萬的小城市，有一個醫生要請助理醫生，給到平均醫生兩倍的薪水，人民幣180萬，每週工作4天，每年12周假期，兩年時間裡聯繫
4個醫科職業公司，但一個申請者也沒有，因為人們認為那個城市太小了。又如，日本人口比以前減少，但是東京人口比以前增加，如果人多不好，那為什麼像東京和上海很多人要來，而人少的鄉村和小城市很少人要去，你們要去小城市嗎？
如果是隻有五子女政策，我就不能出生，因為我是老七。我的出生並沒有給任何人帶來大損失，我嚴重抗議不讓我出生的政策。將來的問題是生育不夠，不需要限制。
中國基本面很好，我們以前有所謂人口紅利，工作的人口比例很高，但這個紅利已經沒有了，但是我們基礎設施的紅利可以替代以前的人口紅利，而人口基數大的紅利依然存在，現在的經濟是以服務業、創新為主要因素，而不是以農業為主，所以人口大、人多更好。
最後，在溫飽和小康之後，經濟水平已經不是人們提高快樂的重要因素。因此，與其擔心經濟增長因素下降，不如考慮增加快樂的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環保等。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