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心理分析尝试破解“李世民之谜”

唐朝“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首屈一指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之盛世,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唐太宗李世民作为“贞观之治”的领袖,其求贤若渴、虚心纳谏、爱惜百姓、俭朴自律······许多生动感人的事例见诸史册,千百年来他被人们称为“千古一帝”,歌颂之词数不胜数。

然而,他终究不是圣人。更有些人直接称他为“悖逆凶徒”,为争权夺利,不惜杀死长兄胞弟,威逼亲父,实现自己的野心。依常理而言,越过封建的底线,对待这样不忠不孝之徒理应追究罪责、遗臭万年。

可历史最终的演绎结果却是——一个夺位的凶徒成了流芳百世的明君。最坏的家伙和最杰出的皇帝居然是同一个人,许多人问了,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李世民,怎么破解李世民之谜呢?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心理分析尝试破解“李世民之谜”

李世民雕像

在作者看来,李世民及“贞观之治”的出现绝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单纯的从当时“社会基础、经济结构、政治条件”等等方面来解读李世民多半会南辕北辙,强为主观。毕竟历史演进到唐初,我们不能说这里必定要出一个历史罕有的杰出皇帝,不能说在唐初那样的环境中,李世民就只能成为一个好皇帝,不能说在杀兄逼父的结果后,他就必然洗心革面。(当然,也不是说这些没有影响。)

或许,李世民只是一个封建社会体制中的偶然。本来就封建体制而言,皇帝拥有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神仙光环,不可能冒出一个像李世民这样不怕当众出丑、频频向臣子认错的皇帝,试想历史上还有这样的皇帝?论秦皇汉武、还有宋祖,哪一个不是要面子的主?

实话说,别说皇帝——算了,我们再退一步,不谈封建社会,闻过则喜、鼓励别人给自己提意见、给批评,进而还给予奖励的,放到现在照样是一种世所罕有的精神。

那么李世民他为什么即使成为皇帝还能做到这一步?人的行为是受心理支配的,我们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突破。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心理分析尝试破解“李世民之谜”

李世民马上雕塑——晋祠公园

一、心理背上枷锁的成大业者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素有大志。公元617年随父起兵反隋,史称“晋阳起兵”,次年即618年,建立大唐,进封秦王。其兄为皇太子,其弟李元吉为齐王。本来“立嫡以长”是“礼之正也”,可李世民的野心告诉他不能甘心,于是他陷入极大的心理斗争当中。

按照父皇的意思、历来皇朝的体系安排、封建的宗法制,他绝无继位的可能。若不加斗争,顺其自然,不但一生会笼罩在哥哥的影响下,还有可能会被其猜忌谋害。

何去何从?

李世民心理饱经挣扎,举棋不定。对此,两唐书多有记载,在此不再累述。

最终李世民选择了发动政变、篡位夺权。——这是专制体制形成的悲剧性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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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

虽然成功,可李世民却背上了沉重的心理枷锁,明明之前新朝还在谴责隋炀帝大逆不道,宣扬李唐的正义与合法,可现在手足相残,在世人眼中,他就是隋炀帝再生,弑兄谋父。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由此而言,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起点其实相当低。

稳定全局后,李世民日益焦虑,他谴责并督促自己,必须一点一滴和隋炀帝剥离开来,以证明自己无错。物极必反,这副心理镣铐实在过于沉重,以至于他一言必鉴隋炀帝,每行必反隋炀帝。

贞观初年,谈到国库粮食储备时,李世民如此说道:

“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贩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凛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这是在向天下人表白,我不是隋炀帝!国库储备的粮食只要备足灾年的就可以了,其余的都还给百姓。

贞观八年,他对侍臣说:

“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

为政方面,隋炀帝越是哪方面表现的昏庸无德,李世民则努力表现得贤德英明。

贞观初,李世民对侍臣说:

“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

他说隋朝皇帝不听臣下的建议,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二世而亡,朕不一样,朕以至诚治理天下,能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大事也。朕不是隋炀帝!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心理分析尝试破解“李世民之谜”

隋炀帝经典剧照——富大龙

在对待个人欲望上,隋炀帝骄奢淫逸,李世民则清廉自守。他说:“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在治国方略上,隋炀帝大兴土木、穷兵默武,李世民则“安人宁国”,“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用人方面,隋炀帝刚愎自用,李世民则求贤若。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王圭、李靖、尉迟敬德等一大批德才兼具的文武精英,被委以重任,其中还包括太子李建成原来的亲信。这使得贞观初年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政治清廉之最。

不得不说的是,心虚的李世民还做了另一个工作——他督促史臣在历史记录上做文章,在唐初《实录》、《国史》中为自己发动政变进行开脱。只是这个行为适得其反,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重重的污迹。

从李世民夺位开始到做出与隋炀帝处处相反的行为,最后篡改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在他个人心理中一直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枷锁,这个枷锁箍紧了他,为了男人的野心,为了生存,为了不成为泱泱百姓口中的第二个隋炀帝。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心理分析尝试破解“李世民之谜”

李世民 雕像

二、李世民的人格分析

人格是决定和影响一个人外在行为的内在品质。通过对李世民人格的把握,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推测他的行为。

无疑,李世民是一个成功型人格,所谓成功型人格,其中包含的特点有:决策、执行能力强,深谋远虑,对于复杂的环境能做出迅速的判断,并提出创造性的解决办法等等。

李世民的谋略和头脑在玄武门之变中体现的非常清楚,其一取“人和”之利,网罗各文臣武将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收买了李建成的亲信王至,买通玄武门将领吕世衡。其二做足准备,事前,李世民就派出温大雅镇守洛阳,还派遣张亮统千余人结山东豪杰,以备时用。其三,为政变提供借口,他制造了一系列李建成、李元吉陷害他的事例,比如李建成毒酒案。其四是舆论把握,事实上是李世民主动出击,杀兄逼父,最后却成了他屡遭陷害,在众位大臣的反复劝诫下才大义灭亲。不得不说,没有老谋深算的头脑确实做不到这一步。

那么,李世民这种谋略下的人格是如何养成的?

之前作者写过一篇《从阿德勒出生顺序效应出发,谈玄武门之变的必然结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这样到分析李世民人格。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心理分析尝试破解“李世民之谜”

李世民雕像

次子拼命才能与长子争辉

在阿德勒看来,次子一般会努力寻求自己的重要位置,他们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与长子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相反。他从一出生就必须跟长子共享父母的注意与照顾,这是他所不甘心的,在他面前,始终有一个年龄和发展都遥遥领先的竞争者,他必须拿出竞赛的精神努力奋斗,以争取父母长辈的称许,这造成了次子通常都比长子有才能,且有可能更成功。

如果长子在某方面表现优越,那他会发展另一方面的才华来抗衡他们强烈的野心,采取凌厉而积极进取的方式,嫉妒、反抗并试图压制兄弟。比哥哥小了十岁的李世民,自幼没有感受到来自哥哥的保护和支持,再加上王朝建立过程中勋业兴隆而日益膨胀的权欲,便对兄长的嫡长子身份产生强烈反抗,最终对储君之位发起争夺。

相对应,那么李建成与李元吉是什么人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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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

长子李建成:不甘于分权,却碍于保守

按照阿德勒的说法,长子是父母抱负和野心的第一个承受者,所以这个孩子会经常感到来自父母期望的压力,不过一般而言,长子也拥有与其位置相应的威信和权力。他们可以深深地感到长子地位的重要性,也经常认为其重要位置与“自己是长子”或“做的最好”是紧密相联的

然而等到弟弟妹妹出生后,父母关注的焦点会突然转向次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被逐下“王座”,会体验到创伤性的地位下降,会感受到父母关注焦点转移而带来的痛苦。阿德勒以三岁为界,如果长子在三岁之前有了弟妹,他们大多是无意识的;而如果次子出生长子已经三岁以上,他们就会对新生婴儿产生莫名的敌视与憎恨。

另外,在阿德勒看来,因为长子在家庭中有过权力丧失的经验,所以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安于现状,强调规则和纪律,在政治上有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

这就不难理解李建成在军事和政治上时常表现出来的温和与保守作派。从晋阳起兵到被立为太子之间,从他参与的西河、霍邑、河东寥寥数役来看,与弟弟李世民好用奇兵、直取长安的“勇于有为”相比,李建成在军事策略方面还是相当持重和循规蹈矩的,扮演的多是防御、守卫等保障角色。

李元吉人格分析大家可以去作者历史文章《从阿德勒出生顺序效应出发,谈玄武门之变的必然结果》中去看,在此便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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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像

三、动作变形背后的焦虑心理

弗洛伊德认为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通常是焦虑的替代品,例如一个人总是不停地洗手,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焦虑,洗手的行为是减缓焦虑的替代。李世民的一些做法,背后显然也隐藏着某种焦虑。

其一李世民有些纳谏似乎超出了其目的本身。首先是“赏不必赏”。就以贞观元年12月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他的亲属为例,告发后太宗派御史大夫调查,最后没有实据,但捎话给魏征,以后再办这类事的时候,要明确表态,以避嫌疑。

魏征听后,上朝反驳。太宗对魏征说:“吾已悔之。”最后,听完魏征一番劈头盖脸的驳斥,太宗十分高兴,赐绢。这波操作令人看不懂,皇帝要求魏征避嫌,有什么不妥?相反魏征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强词夺理。最后皇帝非但没训斥魏征,还进而给予了赏赐,这合情理吗?

其次是作为大权在握的君主有些时候过于忌惮魏征。贞观二年魏征告假祭扫祖墓回来,问太宗:“大臣们说陛下准备游玩南山,外面已经整装待发,您为什么还不走呢?”

太宗说:“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意思是,害怕你骂我,所以刚才决定不去了。

又有一次,“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这两件事中的李世民不像是最高统治者,倒像是被父亲监视下的小孩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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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

违背常理的行为背后必有焦虑,李世民是一个非常注重名声的人,他有两个焦虑:第一时人怎么评价自己?第二,后人怎么评价自己?这些心理活动不是我们的臆想,当时的历史环境、人格特点决定李世民是会这样想问题的。这种心理还可以从他多次提出要看史官的纪录中反映出来。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要看史官所记史事,史官上书阐述拒绝的理由,太宗不听,坚持要看,无奈,房玄龄等连忙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呈上。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如此总结。

总结

如何改变人们的看法,成为李世民内心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他有意无意地去重塑自己的形象。想想看,丈夫在朝上被魏征折了面子,回到后宫发狠要杀了这个“田舍翁”,妻子马上庄重更衣,然后发一通亚里士多德式的睿智议论,最后成功劝谏。这类事如果他自己不首肯,谁敢写入国史?

我们读完李世民的生平不难发现,当杀兄逼父的形象在人们脑海中渐渐淡去,贞观之治初见成效,贤明君王形象已然确立,焦虑随之烟消云散,真实的李世民复活了。贞观十年以后他的纳谏主动性明显减退。

贞观十一年,柳范进谏,“上大怒,拂袖而去。”后期干脆听不进意见,累次用兵高丽,胜小失大,劳民伤财。“游猎太频”,大臣谏阻,太宗反唇相讥。大兴土木,建大明宫、飞山宫、玉华宫。为小事将老臣萧璃、房玄龄撤职、遣回······

李世民特出的心理素质和经历,使他能为皇帝所不屑为、普通人亦难为之事。走出李世民的心理分析,但愿人们因此多了一层对复杂人性的理解而变得更加通达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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