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華民族特別注重歷史，所以作為炎黃子孫，我們都有很深的尋根情結：祖先從哪裡來？根又在哪裡？要回答這個問題，只有依據一種特殊的歷史文獻，這就是家譜。 家譜，又稱族譜、家乘、宗譜等，她體現的是一個家族血脈的生命史，記載了一個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蹟等方面情況的歷史圖籍。
元代著名學者柳貫就曾說過：“大抵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則國之治亂興亡，不可得而見，志不纂，則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處不可得而見。然郡、邑之與國、家一理也。”把家譜與國史、方誌相提並論，說明家譜在歷史傳承中的重要性。
中國家譜歷史悠遠，產生於上古時期，完善於封建時代，數千年來，在不同時代，家譜顯示了不同的內涵，家譜文獻成為我國曆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家譜的源起
關於家譜的起源時間，歷來有殷商起源說、周代起源說、秦漢起源說、宋代起源說等四種觀點。其各自都能自圓其說，各有其理。但是，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唯三代上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 這裡的譜牒，就是古代記述氏族世系的書籍。一個氏族，無論是母系氏族，還是父系氏族，都是具有血緣關係的同一姓氏人群，也就是一家人。“三代上矣”，就是夏、商、週三朝以前，也就是炎、黃、堯、舜、禹時期，甚至是更久遠的時期。司馬遷寫《史記》時，對這些上古歷史時期的“年紀不可考”，就“取之譜牒舊聞”，到家譜的記載中去查找。
《史記》中諸如《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楚世家》和《三代世表》，就是司馬遷在仔細研究參照了他能看到的上古的譜牒後寫的。其完整、系統而具體地記錄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週三代王室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歷代世系。同時,司馬遷還根據春秋時期各國國君的家譜，編成《十二諸侯年表》。除此之外，我們現在尚能看到的還有《五帝德》、《世本》、《帝系》等一些關於上古三皇五帝的譜系，但這些也都是經過後世學者整理的本子。而那些最原始的文獻由於年代久遠，早已失傳，這不能不說是種遺憾！
不過，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發展，一些地下文物的出土，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缺失的歷史。比如在甲骨文中就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實物家譜。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認為甲骨卜辭可分三類，其中一類，就是“表譜刻辭”。這些刻辭包含了干支表、祭祀譜及家譜。
祭祀譜是當時的人們為求禱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這些祭祀譜，原意是為祭祀用的，它們有的求禱於自己的祖先，有的記載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則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從而形成了一連串的世系。這些祭祀譜上往往還有祈禱用辭、祭牲數目、祭祀日期等內容。因而，它們與專門記述家族世系的家譜有所不同。然而由於它們記載的均為同一家族的人物，並按每一代排列，有條不紊，與家譜的性質又有些相同。由此可看出，這些祭祀譜是家譜的早期形式，是比較原始的家譜。它所記載的家族世系資料，為以後專門家譜的編纂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來源。
由祭祀譜到真正意義上的家譜，在甲骨刻辭中，據學者的研究和釋讀出的共有三件。這三件可以確認為是目前能見到的，用文字書寫最古老的家譜：
一件最早見於容庚等編的《殷契卜辭》中；還有一件最初見於董作賓的《殷虛文字乙編》；最後一件最初收錄於《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中。第一和第二件的文字不多，價值相對差一些。最後一件則為一大片牛肩胛骨，是一個極為完整的、典型的家族世系。整片甲骨共十三行文字，陳夢家先生在其《殷虛卜辭綜述》中曾對其做過釋文，認為其是商代兒氏家族十一代人的完整家譜，其上共寫了有十三個人名，其中父子關係的十一人，兄弟關係的兩人。李學勤先生則認為這個甲骨片為武丁時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十世二十三任國王，距今大約有三千二百多年。
通過這件甲骨文家譜，可以得知遠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國就已有了記錄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譜了。此外，這三件甲骨上的人名，都不在商代王室的譜系之中，由此亦可看出，早在商朝，不僅王室，就是其他的一些顯貴家族，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記載的家譜了。
另外，在現存的商朝末年的青銅器中，也有一些專門記載家族世系的資料。
不過，甲骨文和金文中世系的記載，僅僅只能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記載的家譜形式。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文字並不是唯一或最早的用於記事的方式。在文字沒有產生之前，人類的祖先就普遍採用結繩和口述的形式來記述家世，這就形成了兩種更為古老，更為原始的家譜形態。這些原始形態的家譜，在一些文明程度比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殘存到近代，成為民族家譜中兩種很重要的組成形式。
甲骨文刻辭的兒氏家譜
二、家譜的歷史軌跡
家譜的發展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漢代之前的家譜發軔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各地的家譜發源與萌芽，其發展是相當緩慢的，由於這一時期國家採取的是宗法封建制度，為了分辨親疏、區分統系，維護封建帝皇的絕對統治地位，家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家譜的真正興盛則是在魏晉隋唐時期，這是家譜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制度和九品中正制暢行時期。這一時期內，家譜直接進入政治生活之中,成為選拔官員、士族聯姻的依據，其地位和價值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此，國家專門設立了譜局和譜官，專門從事各類譜牒的編修及保管工作。 當時一些官員都編寫自己的家譜，這些家譜稱為私譜，需送到譜局由譜官對其進行考核、審定，然後收藏在譜局中，成為官方承認的譜籍 。
自從曹魏政權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選人標準後，門第成為做官和社會地位的決定條件，其作用相當突出。不少高門大族除通過把持朝政來顯示自己的門第外，還競相建立家譜，通過先祖的地位來炫耀和誇示自己的門閥。 在這樣的門閥制度逐漸建立過程中，譜牒起了特殊的作用。
門閥制度的確立和盛行，使得“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族”，在政府選拔官員的過程中，不以人才優劣為品評標準，純以家世門第之高下為依據。也正因為如此，主持選舉的官員在選擇“人才”時，就必然要了解其家譜，而這些人要想被選上，更必須對自已的家譜瞭如指掌。
選官如此，婚姻也是如此。門閥勢力形成後，世家大族為保持其高門大族的地位和特權，在婚姻對象的選擇上也講究門當戶對，嚴禁士庶通婚。 這樣一些高門望族如太原王氏、清河張氏、博陵崔氏等可以歷世通婚，而不與稍遜他們的另外一些家族聯姻。
由於家譜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工具，成為豪門貴族維護自己特權和利益的護身符，故而使得家譜的偽造之風在這段歷史時期內十分盛行。當時的統治者對冒充士籍這種事的處罰是相當嚴苛的，或罰重款，或判重刑。梁武帝還曾專門派人對家譜進行過大規模的辨偽，可見當時偽造家譜之風的嚴重性。正是這種不良的風氣開了後世編修家譜者攀附名人、妄相托附的先河。
隋唐時期，中國家譜進入持續發展階段，可以說是繼魏晉南北朝後第二個發展高峰期。 這一時期的門閥制度雖然隨著科舉考試的確立和推行而逐漸瓦解，但統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譜的盛行卻使家譜在此期間內呈現一些新的特點。 據《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著錄，譜系之書共有二千多卷，其中唐代編纂者將近半數。 因此南宋時著名史學家鄭樵說：“譜系之學，莫盛於唐。”
唐代家譜盛行的原因是唐代政治鬥爭的需要。南朝末年，士族地主的勢力開始衰落，庶族地主的政治權勢則不斷上升。到隋唐之際，均田制、科舉制和隋末農民起義削弱和打擊了士族地主的勢力，但他們並未就此消沉下去，仍盤踞著政治舞臺，與庶族地主你爭我奪，進行著時消時長的拉鋸戰。李唐王朝本身就是依靠關隴士族、山東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力量而建立的。 為了有效地調整各地主集團間的矛盾，調節彼此之間的利益衝突，唐王朝推行了許多政策和措施，其中編修家譜就是措施之一。正如瞿林東先生在《唐代譜學簡論》中所說：“唐代家譜是唐代政治的附屬品和折光鏡，它從屬於政治，又曲折地反映著政治；它由於政治上的某種迫切需要而發展起來，又隨著此種需要的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
到了唐末五代時期，由於連年征戰，人們不能靠著顯赫家世來升官發財，而是靠著軍功來升遷，因此門閥制度逐漸消亡，家譜的發展也進入了低糜時期。到了第三階段即宋代初期，家譜的編纂工作基本上處於一片荒蕪。
在宋政權逐步穩定以後，人們才開始考慮興修家譜。但在宋朝初期，由於門閥制度消亡，人們通婚也不依據門閥，家譜的政治功能便不再起作用。於是，政府除了編修皇室內部的家譜即玉牒之外，便不再編寫私人家譜。而到宋代中期，
統治者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和鞏固封建統治，加強宗族凝聚力，提高尊宗敬祖的思想，宋朝的統治者們大力倡導民間各家族自行編纂家譜，當時的許多文人名士都編寫自己的家譜，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歐陽修和蘇軾，他們不但編纂自己家族的家譜，而且還創造了各自的修譜原則和規範體例。因此在政府大力提倡和修譜原則規範的指導下，民間興修家譜在宋朝盛極一時。雖然時隔久遠，當時所興修的家譜能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但在許多宋人文集及相關論述中都有題及當時編修家譜的盛況。
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明清時期，家譜制度進入了鼎盛時期，不僅政府大力提倡編修家譜，各個家族也十分重視家譜的編纂，許多家譜一修再修，續修家譜的現象十分普遍。如今我們所能看見的家譜，大多來自於明清時期。直到近代民國年間，修譜之風依然盛行。
三、家譜的價值
家譜事業伴隨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 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的祖先編纂了數以萬計記載我們偉大祖國、記錄我們祖先的家譜。這些家譜，在他們所屬的時代，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起到了卓著的影響。
現今，雖然家譜已少有人去編纂了。但是，作為歷史材料，其仍有相當大的價值，大致有如下幾點：
首先，對於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當權威的資料價值。 我們對古代人物的查考，主要是通過正史中的傳記，古代的文集、筆記和方誌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這些資料中就很難找到，就算有也是寥寥數語。這就很難滿足人們對於人物研究的需求了。家譜則不同，家譜的特點是記錄家族人物，在世系錄中於每人之下均註明屬於何支、名、字、行第、生卒年月、妻室等，尤其對功名、官階等記載較詳，藝文中還收錄了有關行狀、傳記、墓誌等資料，重要人物還專門寫有傳記。這些資料，其中雖然會有溢美之詞，但大多數內容是可靠的。
現代的家譜研究正逐漸形成一個熱門。學者們利用家譜資料，糾正了過去歷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點。如通過泉州《林李宗譜》，學者考證出明代思想家李贄原姓林，名載贄，他父、祖都信奉伊斯蘭教，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統。
第二，對於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家譜中的世系，是家譜中最基本的部分，對於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詳細記載，比官方記載要詳細而可靠得多。通過家譜我們可以瞭解到本家族各個時期的人口數量、結構、增減原因、社會構成、職業、文化狀況、婚姻狀況等等。
第三，對於人口遷移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任何一部家譜都要記錄族源和遷徙情況，由何處而來、遷居原因、經何處而至此地等等。
此外，家族定居後又有那個分系遷出、遷移的原因、數量、遷居何處、遷居後與當地人民的關係以及與本房的聯繫等，都有記載。這些記載，是僑居海外或遷居他鄉的人認祖歸宗最好的依據。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血脈不斷的最好見證。
第四，對於封建時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料。 宗族制度是封建宗法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封建統治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家譜中對於封建宗族制度的介紹和體現是非常全面的。
家譜中記載了有關宗族的構成、祠堂的組織、結構、職能、數量、經營方式和收入用途等。家譜中的族約、宗規、家訓，是用封建的倫理道德來約束族人的思想觀念。祠規、家禮規定了各種祭祀、婚喪禮儀。這些資料，在其他類型文獻中是很難這麼集中體現的，而我們通過家譜就可以比較方便的查找了。
此外，家譜資料還對地方史、家庭結構與功能、婦女地位、優生學、民俗學等問題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提供了大量豐富可信的資料。
實際上，對於家譜的價值，古人早就給予了很高的重視。如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魏收著《魏書》、歐陽修撰《新唐書》等，就曾大量地使用了家譜資料。宋人鄭樵、清人章學誠、梁啟超等史學家也都對家譜的價值作過介紹和評價。
四、家譜的不足之處
中國家譜產生於中國宗法社會，發展於封建社會，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有如下二點：
一、攀附假託。
所謂攀附假託，就是指家譜中攀附帝王、名人為本族之遠祖，認他人為祖宗。這是中國家譜的一個常見的通病。多數家譜在其“序言”，“姓氏源流”或“先世考”中都存在此種弊端。這一點，古今許多學者都曾指出過。歷史學家羅爾綱先生說過：“中國族譜有一個不良的作風，每個家族都要說是古代帝王或古代名人之後。”比如宋代的洪适在《洪氏宗譜》的序中就說：“洪氏之先，共工氏之後也。”把存在於神話中的人物共工認為是洪氏祖宗，這是很荒謬的。
清人王山康在《海安王氏族譜序》中就說過：“世之修譜者，厥弊有二：一家無人能執筆，藉助於他人，以至顛倒錯亂，不可指數；一攀附顯榮，借為光寵，以至認他人為遠祖，斷鳧續鶴，遺人譏笑，此二者所在多有殊可嗢噱。”家譜作為史料，其缺點之一即在於此。
二、書善隱惡。
所謂書善不書惡，通俗地說，就是隻記載祖先好的一面，而刪削不良的一面。這一傳統自周代金文家譜開始，歷代家譜遵守無違。
如《洪氏家乘·譜例》說：“譜記一家之事，善者書而惡者削，雖所以嚴刪次之法，實亦為親者諱也。”明代《率東程氏重修家譜·凡例》也明白地規定：“譜史例也，史則善惡具載，譜則載善不載惡。為親者諱也。”
無論是從家譜體例本身而言，或是就家譜的學術價值來講，書善不書惡都是一個缺點。
還有些家譜，粗製濫造，所記人物和事蹟，往往有穿鑿附會之處。更有一些家族因無人能作譜，而請他人代筆，更使家譜顛倒錯亂。
正如正史、方誌的弊端不能掩蓋它們的價值一樣，家譜的弊端也不能否定它的價值。武新立先生在《中國的家譜及其學術價值》一文中指出：“家譜存在的主要問題往往是冒認始祖和隱匿族人惡跡，這在家譜的全部內容中，只佔很小部分。家譜的立體部分，如世系、多數人物資料、族規家法、族產、藝文以及碑刻遺墨、御賜詩文、墳場等，是可信的。 就是關於一族之始祖，也需分析，並非全都是無稽之談。家譜是有價值的資料，顧頡剛說它‘材料至豐富，且甚翔實。’當屬確論。 ”
五、結語
中國的家譜從商、周時期肇始到民國年間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的今天，上下數千年，幾乎和中華民族史一樣漫長。家譜的發展也從最初簡單的世系記錄發展到體例精當、內容翔實的家族史料彙編，從寥寥幾語發展到洋洋幾十萬言，最終成為能和正史、方誌比肩的史料，為我國傳統文化寶庫中鑲嵌了一顆耀眼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