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若谁把幻光当作幻光，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 ——臧克家
人总是被时间牵着他的妄想往前面跑去，顾不得形象，顾不得姿态，有时候甚至在尊严之上还是有可商讨的余地。但当他走到尽头，举目四望，除却年来的苦痛，周遭，空空如也。也许，他至死也未曾明白，人生如一场闹剧，剧中人永远只是那一世的岁月消遣的筹码。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人生虽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他始终抱着快乐的希望。”即使是“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还是希望快乐它能来，希望它能留，希望它能再来。如文中所道：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
然而世事并不如人所愿，一生处于苦痛之中，为的，只是逐求一个令自己快乐久长而不短暂的理由。只可惜，“夜长春梦短”，快乐的，永不久长！我们把这一切的罪责推脱到岁月和人生之上，却并不能心安理得，人世间一切因果，未尝不是自己“从心之所欲”、性之所至的原故。人们总嫌欢娱太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总想在生活之中发掘更多的快乐。毛稚黄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燥热人道耳！”，罗登巴煦也说苦痛是“灵魂的洗涤”。这些趣味，自是将忍受化为享受，它是精神自主的哲理，同时，“未尝不是一种自欺”。
古来世人多饮酒，好酒的不多，酗酒成性的如李白之属确是不少。酗酒成性，多是区寰失意、求之不得之故，如“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之云云。古人好兴寄烟霞、遗尘出世，然而怡然自乐的人并不多，柳宗元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写到：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如此凄凉荒楚，能怡然自得，确难免有些自欺。“酒贱常愁客少”，人本群居，离群索居之后，非是怡然自乐的人，必有“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之感。还是柳柳州反倒是真切道出了失意之人寄情山水之意。失意之人大抵都是“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之状，在营营一世而终无所得之后，自然会对山水咏叹起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之辞章。若非南北朝时局动荡，断却不少文士经世之志，怕是也不会有陶景弘在《答谢中书书》中的清丽逸然之辞了。
无论是灵魂自主，抑或是兴寄烟霞，志托诗酒，都是苦痛人生中的自我排遣。《世说新语·言语》载：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人生对痛苦的渐觉即是如此——年在桑榆，自然至此。人在有一定阅历和经历之后，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下，自然会逐渐清晓人生痛苦的本质。然而大道总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因物顺化，与时为迁的，“赖丝竹陶写”自然成了人们在苦痛之中的唯一消遣。然而，如此也多有耽缅于物之人，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写到：
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
如此则又大可不必。王羲之之言“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则是能权衡轻重，道尽为父的护犊之情。在唐人张籍的“家贫长畏客，身老转怜儿”中也可管窥众人甘愿承受苦痛的一二。所谓“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可见人并不害怕逝去，只是人世有你的念想，如右军之“恒恐”，水部之“转怜”，抑或是种求之不得的不甘，如“得成”之愿。正是这些念想和不甘，让我们顶着苦痛越发步履蹒跚地向夕阳走去。
大抵凡人必有逐求，必有念想，因而人生从不悲观。人生或许如此，所有逐求和念想都会随着日月的逾迈由己及人，在自己的愿景之中，求不得而苦无方，只好移情它处，因此，社会也从不悲观。只是有人完成了这种转化，从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中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蜕变：
每个人的逝去，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的命运与所有人的命运相连。所以，不要问我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敲响！
也有人死执在自己的求不得之上，最终万劫不复……人生必是痛苦的，在历尽苦痛之后，躁动的心会逐渐沉降，越发清静，而人的欲望，也会越走越单纯，越走越善良。
人生，它本就是一个孽障，人一生背负着这个障，在苦痛之中艰辛地将这份孽缘逐渐转化成善缘，人性之美，也大抵出于此。只是有些人得成善果，有些人，他，还在路上，直到他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