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称为“印度国父”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出生于一个印度教家庭，19岁时，他冒着被开除种姓身份的风险，前往英国学习法律，从伦敦大学法学系毕业后，他先是回到孟买当律师，却因出庭时怯场而屡遭失败，后来前往南非谋生。
虽然甘地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但由于他有色人种的肤色和外貌，在南非受到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民族自尊心及同胞经受的苦难，让甘地开始否定他倾慕过的西方文明，他锻炼出了从事公众工作的能力，成为反歧视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以“非暴力合作”的甘地主义闻名于世。
年轻时的甘地与妻子
甘地的“非暴力合作”主义，以印度教的仁爱、素食、不杀生主张，融合了《圣经》中的仁爱精神和托尔斯泰等人的和平思想，主张非暴力抵抗。此主义的核心理论，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真理的原则就是爱的原则，只要调动起人们爱的天性，唤起侵略者良知，就可以让侵略者放下杀人武器、让统治者甘心情愿给予奴隶们人权，其实，这完全是甘地对强权抱有幻想的表现。
尽管甘地的号召在印度赢得极大响应，但由于英国殖民者对反抗者的血腥镇压和印度人民的武力抗争，他还是不得不几次公开宣称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印度最终成功独立，虽然有甘地主义的因素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以商业立国的英国维持遥远的南亚次大陆统治的成本过高，英国人对土地和印度低效率的劳动税收并不感兴趣，而对利润高的海洋贸易更重视，所以索性放弃了统治印度这一“亏本买卖”。
而自我感觉良好的甘地却进一步向中国人和犹太人兜售他的“非暴力合作主义”，主张以精神对抗武力。
这个被丘吉尔称为“化装成东方苦行僧模样”的“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善于煽动的律师”宣称：“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他认为凡参加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者都可以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美好，感受到自己变得强大。
二战中，甘地写公开信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纳粹，他赞扬投降的法国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做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
在丘吉尔公开演讲呼吁民众奋起反抗纳粹时，甘地劝说道：“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
他还想说服被纳粹关押的犹太人集体自杀，让全世界看到希特勒的暴行，好引导舆论一起谴责希特勒，让希特勒感到惭愧，唤醒希特勒的良知。
集中营里的犹太儿童
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和痛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写信质问甘地，问他知不知道有一种叫做集中营的地方？德国纳粹天天在这里以各种缓慢和快速的杀人方法屠杀犹太人，要灭绝犹太民族，这些魔鬼从没有心慈手软过一次。并告诉他，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为真理力量的。而甘地的回答是：反正犹太人要被纳粹杀掉，不如死得更有意义一些。
当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甘地也积极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因为甘地认为，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大……
1940年，甘地再次提倡暴力不合作运动，要求印度人不当英国人的仆从军，不帮英国人打仗，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戴季陶应英国政府邀请出访印度，在与甘地会面时，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而甘地却再出惊人之语，要求中国停止抗日。
南京大屠杀纪念碑
甘地提出了一张“和平药方”：“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这些荒唐透顶的主张，是非常符合外国统治者、侵略者胃口的，如果中国人真的服下这剂药方，放弃对日寇的抵抗，除了亡国亡种外，不可能有第二条出路。
日本侵略军中的印度伪军
事实上，当时印度独立的政治主张非常多样化，与甘地并称印度独立英雄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还带了九万印度伪军投靠日本人，试图靠日军提供的军火和法西斯阵营的支持，来对抗印度境内的英军，战后，鲍斯的画像却与甘地的画像一起悬挂在印度国会里，直到现在。
参加“大东亚共荣会议”的鲍斯（右一）
而二战后，东南亚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大多数是靠激进的武装起义和失去平衡的国际政治环境才成功的，所以，甘地主义并不是一个经受过严格实践考验的政治主张。甚至，很难说他到底是不是为了给印度独立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给二战中的英国军队增加压力，才有这些奇葩说法。
投靠纳粹的鲍斯
更何况，崇尚军国主义、提倡武士道的日本侵略者是带着“海外雄飞”的决心来武装占领中国的，他们积累了近百年的力量，要死死抓住这“千年一遇”的登陆良机，妄图在中国大陆实现全面统治与殖民，当时，从天皇到百姓，都认为侵略有理、侵略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甘地还想劝说中国人采用“非暴力合作”，那完全是把中国人当成鱼肉送到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是要求中国人当奴隶。幸好，中国军民对甘地的这种荒谬透顶的言论不屑一顾，1945年，在中国人不屈的抵抗下，日寇的侵华战争彻底破产。
在圣雄甘地的墓碑上，刻着一段英文，称毁灭人类的七件事是：
1、没有原则的政治；
2、没有牺牲的崇拜；
3、没有人性的科学；
4、没有道德的商业；
5、没有是非的知识；
6、没有良知的快乐；
7、没有劳动的富裕。
这七句话说得振振有辞、十分在理。在坐而论道这件事上，甘地确实是个高手，不愧其大英律师的培训经历，但也如这些碑文所说，他是个荒唐的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缺少人性的理论家，他主张的“非暴力合作”，是以无辜者的血流成河去唤醒侵略者内心本已缺失的慈悲，想感化强权者，希冀于强权者的怜悯和良知重生，来实现和平。
晚年甘地与侄孙女相伴
如果人性真的如此简单，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罪恶，如果和平真的如此容易实现，就不会有那么漫长的人类战争史，只有让侵略的成本变大、犯罪的惩罚加重，以战止战，才能制止贪婪者的残忍与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