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說|疫情後的挑戰,國運之坎

翔哥說|疫情後的挑戰,國運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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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會在多大程度上重塑整個世界?

我們可以做很多預測,預測交由時間來檢驗,但很多時候,人們的預測往往不準確的原因在於:事在人為。站在歷史的關口,其實決策者的每一次選擇都將改變未來。

情緒有時候會影響人們的判斷,但決策者應該會更有定力,看得更長遠。

01不動地緣,開門迎客

從目前來看,美國在經濟層面依然是採取對抗策略。

前兩天根據報道,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想出了一個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到美國的辦法,“I would say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across the board. Plant, equip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uctures, renovations -- in other words, if we had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we would literally pay the moving costs of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S(要是美國企業把廠房、設備、知識產權等從中國遷回美國,美國政府就應該考慮允許公司把遷回成本在回遷當年全額抵稅)”

由於聯邦沒有未經國會授權就直接給遷回企業補貼的權限(川皇一直指責中國給企業補貼),也不能直接劃撥土地(土地都是各州的私人的,只有一個聯邦直轄區,那就是首都所在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家公園也算吧),更不能指揮銀行直接給低息信貸,只有抵稅等為數不多的辦法。

至於國會通過法令要求美企直接搬遷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有議員提出動議,甚至因某種重大變故而通過,那麼覺得蒙受損失的企業,也可能向法院提請訴訟,這將是個漫長的過程。

事實上,有些美國企業正加緊與中國企業做生意,上週GE從聯邦獲得出口許可,允許向中國商飛C919客機出口Leap航空發動機,最近GE正在搗騰這事。今年2月初,當時部分美國官員表示將阻止GE的申請獲得批准,因為“擔心中國展開逆向工程進行仿造,對美國航空企業構成威脅。”

但近年來GE經營業績出現大幅下滑和鉅額虧損,股價大跌,最終,GE的“朋友”川皇還是批准了這一申請。

GE的市值只有最高點的1/4,其航空發動機領域的競爭對手羅爾斯羅伊斯跌去了60%,那麼問題來了,如果GE不被允許賣Leap發動機,RR要不要搶這生意?哪怕明知道中航商發已經研發出CJ1000A,性能是不如Leap,但也只能先搶佔市場,至於逆不逆向,往後再說了。

所以,問題不在於川皇和他的團隊怎麼想,而在於CEO們還要不要獎金,股東還要不要股價,大公司們尤其工業公司們的股價從最高點已經滑落很多,粗略算下,CAT跌去了50%,3M跌去了40%,波音跌去了2/3,等等,他們的歐洲、日本同行日子同樣不好過,本國已經過去了國土基建高峰,可預見將來大基建和設備更新的大市場還是在中國,美國公司不會坐等歐日競爭對手搶下這市場,同理,歐日公司也不想美國企業獲得全部訂單。

30年前引進電信、10年前引進高鐵,直到今天所謂《十億消費者》分而治之的策略依舊有效,從給地給信貸吸引特斯拉落地魔都來看,這一策略還將繼續下去;從出臺《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來看,依然是堅持市場化方向。

當然,前提是當前還沒到實際性改變海峽地緣的時候,那隻會讓它們放下生意而聯合起來。

02站在企業和股東這邊

2003年薩斯的“主戰場”在中國,在醫護工作者們拼死相爭下,一場致死率高達10%的烈性傳染病還在小規模蔓延時就被撲滅。

現在回頭看,那場慘勝可能有幾分上天眷顧的成分,畢竟那時候交通還不如現在發達。但當新冠疫情來臨時,出於思維慣性,地方上應對不足。而在大洋彼岸,在一些人的意識裡中國是個醫療條件落後的國家,在潛意識裡,甚至可能覺得亞裔更容易感染,為了不重蹈應對1976年豬流感的疫苗烏龍事件,那邊最開始疏於防範。

兩種慣性思維分別在各自的疫情初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萬幸的是中國靠著強大的全民動員,度過了艱難時刻,而美國疫情順著1889、1918年的模式快速增加。

從1976年的流感疫苗研發情況來看,這次美國在研發的疫苗是否能達到安全可用級別,尚不得而知,但即使能快速研發,要讓民眾放心注射,恐怕也需要大統領提出擔保,這可能即使疫苗研發出來,也必須面對的紛爭。

如果疫情在夏季到來後,還不能全面消滅,那麼將對全球的貿易、投資帶來在年內難以挽回的衝擊。

過去50年,全球貿易額佔GDP比例上升非常快,此前遭遇過的最猛烈的衝擊還是在08年金融危機時,2016年也有過一輪下滑,但2017年、2018年均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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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額佔GDP比例,來源:世界銀行

這也是全球化的縮影,之前在圈裡簡要聊過此事:

全球化本身不是世界各國政府有意推動,並不是說各國曾經有意要全球化,而是一系列的貿易協定、降低關稅、方便進出口、浮動匯率等等,加速了貿易流動和全球分工,起主導力量的是比較優勢、分工協作,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逐漸專業化,達到效率更優,進而促進整體效率優化。

企業降低了成本,擴大了市場,獲取更高的利潤,股價獲得提高,管理層拿到激勵,股東獲利,全世界的主權基金、養老基金都受益於此,幫助發達國家解決代際養老問題。

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通過承接產業鏈各個環節的轉移,依託相對低廉的要素成本,通過勞動力投入、引進資本、增加投資,獲取利潤,而外匯儲備提高,有利於穩定匯率,匯率穩定也更吸引產業,專業化水平提升有助於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在微笑曲線上提高其產業競爭力。

在過去多年裡,企業是全球化最大的支持力量,商業邏輯和股東利益支持著全球化在質疑聲中不斷深化。

所以全球化本身是個人造的概念,它的核心是商業邏輯的自然演進,除非發生不可逆的戰爭才會短暫地逆轉,但在戰後,它會繼續演進,從大歷史來看,從19世紀至今,都是如此,並且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被捲入全球分工體系裡。

從目前來看,作為全球化分工的受益者,中國是堅定希望分工能繼續,並且不斷加大開放的力度,在市場準入、金融支持等各個方面予以支持。

受限於成本提高,一些產業的組裝和製成環節已經以及會繼續轉到成本更便宜的國家和地區,這也是正常的,如同當年發生在日本、韓國的那樣,更早之前的歐洲、美國也是如此。

來料加工乃至服裝加工等產業以及未來的家電組裝之類的產業也可能會發生轉移,畢竟東部地區的人均GDP和工資已經漲起來,而受限於人民幣匯率、物流成本,中西部地區也不見得比海外一些國家便宜。

所以,我們要動態看待,不能因為一些案例而悲觀,也不能因為一些產業得到升級而自滿。

03

西太協作圈

如果一些企業選擇將向美國出口的產品的生產轉移出去,那麼,從成本來看是很難迴流北美,它們會去哪呢?

亞洲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產業鏈最為完善,在全球貿易增加值中所佔份額穩定。如果這些企業要轉移受影響的部分產能,那麼它們應該也是在亞洲選擇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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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在全球貿易增加值中的份額,來源:亞洲開發銀行

產業鏈的變動,當然不是說搬就能搬,整個價值鏈的重塑是漫長的時間。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從承接來料加工起步,到現在已經是製造業大國,不僅僅是輸出最終制成品,也輸出中間環節產品,還進口更多的製成品和中間環節產品,這意味著中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分工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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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的價值鏈變遷已經變動中,而亞洲其他國家相對來說,足夠年輕。如同上個世紀80、90乃至本世紀初由於中國有人口紅利和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承接了一些從東南亞轉移來的項目,如今,那邊相對年輕、成本反而更低,輪到從中國向其轉移部分產業又從其中進口產品,形成更緊密的價值鏈分工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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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和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來源:世界銀行

剛剛公佈一季度的進出口數據,東盟以1154.1億元的優勢取代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一季度,中國自東盟進口集成電路1056.5億元,增長25.8%,佔自東盟總進口的23.4%;對東盟出口集成電路427.5億元,增長28%,佔對東盟總出口的7.9%。分國別來看,中國與越南進出口增長18%,對越南進出口的規模位居東盟各國的首位,比重達到25.8%,與馬來西亞進出口增長7.6%。對越南進出口的增長頗有意思。

中國從東南亞加大進口,轉移部分項目,不吃獨食,亞洲更為緊密的合作,有助於減輕來自外部的壓力。

當然,最重要的關係還是中美關係。

歷史潮流是分工協作擴大,但世界畢竟是美元信用主導的世界,美國的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或者推動整個分工體系的重塑。兩國現在有諸多矛盾,這個歷史的“短期”很可能是長達數年乃至幾十年,或者再也回不去,結果如何不僅僅取決於商業,而更取決於難以琢磨的政治。

就眼前的政治而言,只要當下不貿然改變地緣,那麼,還是有迴旋餘地,應該為更長遠而考慮。事實上,崔大使們也正在釋放善意的信號。

在2月份中國疫情形勢嚴峻的時候,大摩曾做了一次壓力測試,認為如果3月下旬之前生產鏈全部復工,那麼全球產業鏈受到的衝擊是可控,但如果持續到第2季度,那麼衝擊可能會超出市場預期。

現在,顯然超出了當時的市場預期。為什麼會超出當時市場的預期?

下期,我們探索歷史嘗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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