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古羅馬人把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稱作Serindia，由Ser-（賽里斯）和-India（印度）兩個詞組成，意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1]。中國史書把這個地區稱作“西域”，指甘肅玉門關以西地區，相當於現代地理概念的“中亞”。在中國史書中，西域所涵蓋的地理範圍更為廣泛，有時還包括西亞，埃及乃至東羅馬。
文字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根據這個標尺，劍橋大學丹尼爾（G. 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獨立起源的古文明發“六大文明”。其中，舊大陸有四個：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印度；新大陸有兩個：墨西哥和秘魯[2]。所謂“西域文明”，則指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之間產生的文明。
(插圖 1)
西域三十六國最初使用漢文。本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 Stein）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尼雅古城，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在羅布泊北岸土垠遺址，相繼發現西漢王莽年間的漢簡。漢語文書在塔里木盆地的使用直至魏晉時期，如尼雅發現了西晉泰始年間的西晉泰始年間的漢文簡牘(插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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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小乘佛教從犍陀羅(插圖 2)（今巴基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傳入西域。在犍陀羅佛教影響下，佉盧文表達的犍陀羅語成為塔里木盆地佛教經堂用語。法國探險家杜特雷依・德蘭斯（J. L. Dutreuil de Rhins）在和田收集的佉盧文《法句經》殘卷，以及斯坦因在尼雅遺址發現的佉盧文佛經，有助於說明這一點。除了宗教用語外，于闐、鄯善、疏勒和龜茲等西域諸國，還把佉盧文當作官方文字。斯坦因在和田、尼雅、樓蘭等地發現大批佉盧文世俗文書(插圖 3)，主要為公元3－4世紀鄯善王國文書檔案。德國吐魯番考察隊的勒科克（A. von Le Coq）在蘇巴什古城和克孜爾千佛洞還發現佉盧文題記和賬本，年代約在公元7世紀[3]。
大乘佛教興起之後，尤其在印度笈多王朝時代，印度文化全面復興。印度佛教徒紛紛改用婆羅謎文和梵語作為佛教經堂用語，並且對西域佛教產生重大影響。公元5世紀初，法顯從長安到印度求法，途經塔里木盆地南部鄯善、于闐等地。他在遊記中介紹說“從此（指鄯善國，今新疆東南部）西行，所經諸國皆如是。惟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法顯說的“天竺書”指婆羅謎文，而“天竺語”則指梵語。斯坦因在新疆米蘭佛寺發現笈多體婆羅謎文，就屬於這個時期[4]。
漢代西域三十六國的土著居民，主要由講吐火羅語、塞語（斯基泰語）等印歐語系語言的民族構成。西域最初流行的三種——漢文、佉盧文和婆羅謎文，對西域人來說，皆為外來文字。如果以文字作為文明社會的標誌，那麼西域文明的產生不早於公元4世紀。最早嘗試用婆羅謎文拼寫於本民族語言的西域人，是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闐人。他們大約在公元4世紀開始用婆羅謎文拼寫于闐塞語，從而創造了于闐文。隨後，絲綢之路北道的龜茲人和焉耆人也用婆羅謎文拼寫本民族語言——龜茲語（Tokharian B）和焉耆語（Tokharian A），大約在公元7世紀創造了龜茲文和焉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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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40年，維吾爾——回鶻人從蒙古高原西遷中亞，並在吐魯番等地建立高昌回鶻王國。回鶻人本來使用突厥魯尼文(插圖 4)，到吐魯番後逐漸改用中亞粟特文(插圖 5)拼寫本民族語言，大約在公元9世紀創造了回鶻文(插圖 6)。回鶻文對中國北方民族影響巨大，蒙古文就來自回鶻文，而滿文又來自蒙古文。作為元帝國五族共和的象徵，回鶻文(插圖 7)與梵文(插圖 8)、藏文(插圖 9)、八思巴式蒙文(插圖 10)、西夏文(插圖 11)和漢文(插圖 12)一道，刻寫在元順帝年間所建居庸關過街塔(插圖 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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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10) (插圖 11) (插圖 12) (插圖 13)
20世紀80年代中期，英國學者埃德爾（M. Erdal）和格隆克（M. Gronke）刊佈了新疆莎車發現的一批黑汗王朝文書，包括7件阿拉伯文契約，5件阿拉伯文突厥語文書，7件回鶻文突厥語文書，年代在公元11－12世紀[5]。13－15世紀稱雄中亞的察合臺汗國，也用阿拉伯文拼寫突厥語，通稱察合臺文。如今這種文字成了現代維吾爾文的標準字體(插圖14下層左邊)，並與漢語拼音(插圖14上層)、回鶻式蒙文(插圖14中層左邊)、藏文(插圖14中層右邊)、壯語拼音(插圖14下層右邊)一起，印刷在人民幣上(插圖 14)。
(插圖 14)
縱觀西域文明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萌發時期”，主要以樓蘭文明和于闐早期文明為代表，年代在公元前2世紀－公元4世紀。這時，西域本土文字尚未產生，塔里木盆地諸國主要使用漢文、佉盧文、婆羅謎文、粟特文等外來文字。公元前2世紀，匈奴是西域的霸主，這個時期的西域文化深受中亞北方草原文化影響，所以高昌古城附近車師大墓出土了許多匈奴文化色彩的藝術品。公元2世紀末，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此後，西域文化深受犍陀羅、大夏等地希臘化佛教藝術影響。斯文赫定(S.Hedin)在樓蘭LB佛寺遺址發現的木雕，斯坦因在米蘭佛寺遺址發現的壁畫，就明顯帶有希臘化佛教藝術的色彩。
第二階段“鼎盛時期”，主要以于闐晚期文明、疏勒文明和龜茲文明為代表，年代在公元5－8世紀。中國僧人到西方求法，最初不在印度本土而在於闐。唐玄奘從印度帶回的經書，不慎落入和田河，他帶回的梵語經典實際上是在和田重新收集的，可見中國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受于闐佛教影響。在美術方面，唐朝大畫師尉遲乙僧，就是一位於闐人，他的繪畫技法不僅影響了有唐一代的中國畫風，而且對朝鮮半島和日本美術亦有重要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後，龜茲成了西域佛教另一個重要傳播中心。中國佛教史上一代名僧鳩摩羅什，就是龜茲人。前秦建元九年（373），苻堅仰慕羅什的盛名，派大將軍呂光伐龜茲，迎請羅什至涼州（今甘肅武威）。此後，羅什在涼州傳教十七年。至後秦時，姚興復派兵討伐涼州，禮聘羅什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大約九十八部各種西域語言的佛經，在羅什主持下翻譯成漢文。其中五十二部保存至今，並收入《大藏經》。
第三階段“變遷時期”，主要以吐魯番等地的回鶻文化和喀什噶爾等地的黑汗王朝文化為代表。這兩個王朝的興起，遂使塔里木盆地開始了突厥化、伊斯蘭化的歷史進程。吐魯番地處東西交通孔道，不僅是多民族聚居地，而且有許多來自中亞、西亞的外國僑民。印度佛教、西亞火祆教、敘利亞景教、波斯摩尼教，隨之傳入吐魯番[6]。20世紀初，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在吐峪溝千佛洞發現一箇中世紀圖書館，據說藏有17種文字書寫的24種語言書寫的各種宗教文書[7]。
公元9－11世紀，西域民族與文化發生巨大變遷。疏勒、于闐等地的印歐語系民族，被突厥語系民族無情地逐出歷史舞臺，而西域佛教文化則被伊斯蘭文化所取代。這一切均導源於突厥系民族在中亞七河流域和喀什噶爾建立的黑汗王朝。這個信仰伊斯蘭教的王朝對佛國於闐發動了長達40餘年的“聖戰”，終於在1006年滅亡于闐。許多學者認為，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就和黑汗王朝攻陷於闐直接相關。此後，喀什噶爾成了伊斯蘭文化的一個重要傳播中心。公元11世紀成書的《突厥語大詞典》，就是一位喀什噶爾出生的突厥學者馬哈木 喀什噶裡在巴格達完成的。
[1]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1, London, 1907, p. 134.
[2] G.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8.
[3] Lin Meicun, “Two Tokharo-Gāndhārī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79－97。
[4] M.A. 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1921.
[5] M. Erdal,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47-2, 1984, pp. 260-301; M. Gronke, The Arabic Yarkand Documents, BSOAS 49-3, 1986, pp. 454-507.
[6] A. von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Berlin, 1913.
[7] A. von. Le Coq,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 JRAS, 1909, pp.299-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