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他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最近，看到好几篇文章中提到了周公、周姥的典故。
典故的内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东晋谢安的妻子刘夫人不允许他纳妾，而这位谢太傅好面子觉得不便，于是，他家族的侄甥就时不时在刘夫人面前念叨《诗经》的“《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以微讽之。刘夫人知道他的意思，便问：“是谁撰写的这两篇诗？”得到回答是：“周公。”
接着，刘夫人便说：“周公是男子才这么说，‘若使周姥撰，应无此语也。’”经刘夫人一语点破，大家忽然醒悟了：“制礼者为男子，不免为己谋！”
如今，这个典故被一再提及，大概是因为它牵扯到了一个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看待问题的视角。”
一旦这个问题出现，任何理念或者观点，都将无法在脱离针对对象的基础上，自翊为真理的存在。而周公、周姥之分，则反映了一种针对不同性别的视角：作为记录人，阐述者或者传播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决定了言语的倾向性。
“诗三百”变化为“诗经”，就是经过了男性对“诗”本身的修改，意味着：这些本来源自于田夫、村妇的单纯声口，经过权威也就是广大男性解释后，转化成了儒家的伦理经典。而且，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学作品，都会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渠道沉积形成不同的版本：男性的和女性的，民间的和正统的。
此外，民间故事中有着两种神奇的故事类型：巧媳妇和呆女婿。
并且，在这两种故事中，也交织着两种不同的倾向：
一方面是鲜明的女性主体；
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女性主体被另一种男性话语所消解。
在以上的两种故事中，女性通常都以强于男性的形象出现——巧媳妇常常以机敏的聪慧和伶俐的口舌解决各种问题；呆女婿的妻子虽然在故事中不会是主角，但她们通常以丈夫的保护者和调教者的形象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两种故事类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以总结规律。
先看巧媳妇的故事：故事中，王老汉有四个儿媳妇，他年纪大了之后想选一个儿媳妇替他当家。于是，王老汉叫来了四个儿媳妇，分别问她们元宵节是否要回娘家：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和三儿媳妇都说要回家，只有四儿媳妇说愿意留在家里。
除此之外，四儿媳妇还帮助三位嫂子解决了公公给她们出的难题：在娘家待的时间和要求带回来的礼物。这其中，“纸包火”是灯笼、“篮担水”是油箩、“蔑带风”是竹扇。后来，她还解决了公公提出的用十文钱做十道菜的难题：一盘韭菜炒豆腐，“韭”谐“九”音，加上豆腐，共为十。
在这许许多多的琐碎小事之后，公公决定以后由四儿媳妇当家。
接下来，看另一则呆女婿的故事：话说，呆子和媳妇二人去给丈人拜寿，妻子先行。呆子第二天穿了身纸衣服，担着作为礼物的鸭子、鸡蛋、寿面和红枣出发了。半路上，呆子放鸭子下河喝水，结果，鸭子游走了。呆子先是朝鸭子扔鸭蛋，后试图用寿面织网捕鸭子，最后，自己跳进水里去抓，全都没成功。
可想而知，他的纸衣服也被泡坏了。最后，他上岸之后，吃光了带来的枣，赤手空拳来到了老张丈人家里。妻子从后门把他带进来，给他换上了衣服，引入席中。她怕呆子不懂礼节，便和呆子约定了一个“拉线举筷”的暗号，每当妻子拉动绑在呆子腿上的线时，他便可以拿筷子夹菜吃。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后来妻子有事离开了，一只鸡绊在了线上，鸡为了逃脱困境不断挣扎，结果，呆子居然疯狂地吃了起来。
这两类故事的场景，通常发生在亲属群体或者家庭日常生活中。这类现象所呈现出来的家庭关系，不同于父系家庭所规定的规章制度，这种关系中的男女地位不再是男尊女卑、夫主妻随。在这种情况中，妇女往往成为了家庭的核心人物，而伴随这样的情况所发生的，常常是丈夫的退隐或者被嘲弄。
在这么一段婚姻关系中，妻子不再是丈夫的依附者，反而成为了丈夫的保护者。
比如：上面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里，妻子就成为了丈夫的保护者。当她在场的时候，丈夫多少能维持一些体面，可是，一旦妻子缺席，丈夫就洋相百出陷入混乱。
这种强势的女性形象，多少可以看作是现实家庭生活的反映。正如不少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尽管中国的亲属制度，甚至，社会被长期以来定义为父系社会的结构，却并未从国家层面延伸到家族层面，也并没有贯彻到日常生活层面。
在家庭中，女性往往体现出了很强的主动性，成为了不少小团体的核心。也就是说，女性常常会成为小家庭的主导角色。同时，更加生活化的民间口承文学会比典籍文化，则能真实地反映民间生活。这就意味着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往往和正统文献中那些沉默寡言，陷入被动的女性更加聪明能干、主持家事。
想想四大民间传说中的祝英台、七仙女、孟姜女、白娘子，哪个不是光焰万丈地衬得对应的梁山伯们黯淡无光？然而，正如我们今天所讲，凡事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去解释。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那些“主流”的，掌握话语权的男性权威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哑过——“男主女从”的思想从未缺席。
例如：“巧媳妇”故事中，巧媳妇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丈夫和公公所提出的各种难题，而这些难题刚好来自于家庭中的男性，也就是说，这些能够体现女性能力的问题的出发点和结果，最后，都是为了男性的尊严或者家族的名声。在这种逻辑中，男性的权威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而在呆女婿故事的过程中，虽然，丈夫成为了一个被嘲笑的对象，但是，从整段文字看来，这个故事俨然就是一个笑话，其本身的戏谑性大大的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可以说，这一种“笑话”的文体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的消除了对女性支配性地位的肯定。
传述这些故事的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我们不妨想一下，在这些故事在代代流传的过程中，女人们则从中找到了彰显自己家庭地位的有力证据，男人们则讥讽故事中的弱势男性以获得自己的满足。其结果就是：在推翻与树立传统性别形象的你来我往中，总能听到来自两种性别前仆后继、此消彼长的声音。
参考资料：
【《艺文类聚》、《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中国民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