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在我之前对于北魏历史的学习和分享中，很少谈及北魏一朝童叟皆知的孝文帝拓跋宏。前两天试水写了篇
由宗室辨族到设置六辅破与立，聊一聊后孝文帝时代统治集团的崩塌，自我感觉还可以，但阅读寥寥。总结一下，可能是因为对于孝文帝拓跋宏的研究者众多，分享者如云，加之自身选择的角度、行文的架构等等，未能博得青云。既然决定要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对北魏历史的学习和分享，那么就不可能回避或者跨越对孝文帝的学习。因此，也不怕所谓露马脚，于是今天决定选取孝文帝拓跋宏对胡汉民族关系的调整为视角，来聊一聊其悲喜交加的汉化之路……那么，在正式开聊之前，我还要再啰嗦几句，对孝文帝拓跋宏一朝的改革进行厘清，即本文所说的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不涵盖文明冯太后“临朝称制那段”，单指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90年亲政以后所推行的汉化改革。
北魏是在混乱不堪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历尽坎坷由一个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当时在北方大地上活跃着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五胡”，当然相比于“五胡”而言还有人数众多的汉族，加之又有南方汉政权与之对峙。如此族群分布，对于“后起之秀”的拓跋鲜卑来讲，自北魏在建国之后，如何调整胡汉民族关系成为了其统治者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纵观北魏的历史，也可说是一部胡汉民族关系的调整历史，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渐进汉化的历史。
孝文帝拓跋宏推进汉化改革前的北魏胡汉民族关系
从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到公元490年孝文帝拓跋宏正式亲征，北魏已经存活了100多年了，在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等几代人的南征北战、文治武功下，基本实现了对北方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相对稳定。然而，这种基于武力征服而获得稳定只是表面，北魏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对除拓跋鲜卑以外的族群以打压为主，辅之以拉拢的政策。这些族群包括与鲜卑同宗同种的慕容鲜卑，也有北魏宿敌盘踞北方的柔然，当然也有人数众多的汉族。北魏的统治者将拓跋鲜卑称为“国人”，而对拓跋鲜卑以外的族群则充满仇视，将他们视为仇敌，排除在亲善之外。这样的为“拓跋鲜卑”独尊的政策，经历了近100年的积淀，等到孝文帝拓跋宏亲征以后，固然有文明冯太后近20年的“临朝称制”，但孝文帝拓跋宏所接手北魏王朝则是民族矛盾尖锐，叛乱四起的北魏。
段落小结。这种一支独大的民族关系使得胡汉之间的矛盾充满对立与冲突，出现了生与死的斗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北魏政权的延续与维持构成极大威胁。也正是基于此，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亲政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孝文帝拓跋宏对胡汉民族关系的调整
亲政后的孝文帝拓跋宏，没有了文明冯太后的羁绊，在继续巩固太和改制基础上，孝文帝拓跋宏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如宗室辨族、改革官制等等。在一系列改革举措中，我们将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后所推行的禁穿胡服、禁用鲜卑语、改为汉姓、胡汉联姻等措施，作为孝文帝拓跋宏对胡汉民族关系的调整范畴。
调整胡汉民族关系措施之一：禁穿胡服，改穿汉服。关于穿汉服早在太和十年，孝文帝拓跋宏就曾有过尝试。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记载：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
这段话中的“衮冕”指的就是皇帝等王公贵族在参加祭天地、拜宗庙等重大活动时所穿的正装。而在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就推出了禁穿胡服，改穿汉服的举措。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记载：革衣服之制。
胡汉服饰对比
孝文帝拓跋宏对于禁穿胡服，改穿汉服，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太和十八年推出了“革衣服之制”之后，孝文帝拓跋宏出游回来发现有的女性依然穿着夹领小袖的胡服，于是就质问时任北魏尚书的任城王拓跋澄：为何不去管理呢？拓跋澄直接回怼一句：穿胡服的还是少数。拓跋宏反问一句：任城想全穿胡服么？君臣的一通对话后，拓跋澄被免了官，足见孝文帝拓跋宏对于改穿汉服的强制力。
调整胡汉民族关系措施之二：禁用鲜卑语，改用汉语。孝文帝拓跋宏可能是从小接受其祖母文明冯太后的熏陶，早已流利地说上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因为冯太后祖上是北燕皇族，估计这种普通话可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辽西口音。既然已经将国都迁到了洛阳，为了更好地和当地官员和黎民百姓交流交往，于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的第三个年头就下令：不得将鲜卑语作为官方语言。
《北史·魏本纪第三》记载：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于此可知，孝文帝拓跋宏在禁用鲜卑语方面还是相当人性化，而且还颇讲究示范带头的。先是在官方方面禁用鲜卑语，而且对于违反的还规定了免除官职的处罚措施，足可以看出孝文帝拓跋宏禁用鲜卑语的坚定决心。然而在汉语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好多人，甚至是北魏好多官员并没有像孝文帝拓跋宏那样从小接触到汉语，因此立即改用汉语其难度势必登天。于是孝文帝拓跋宏又对此前的诏令进行了修正。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记载：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
这一措施不仅彰显了孝文帝拓跋宏通情达理，而且对年纪大的一点的北魏的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在禁用鲜卑语方面给与了过渡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禁用鲜卑语，推行汉语的阻力。
调整胡汉民族关系措施之三：胡汉联姻，同姓禁止通婚。联姻通婚这种制度早已有之，可不是孝文帝拓跋宏首创，如北魏之前西汉时期的昭君出塞，以及北魏之后唐朝的文成公主与松葬干部等。无论是昭君出塞还是文成公主入藏，都是中原王朝出于安抚而不得已下嫁的形式。但孝文帝拓跋宏提出的胡汉联姻通婚则更加广泛，而且孝文帝拓跋宏也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将范阳卢敏、荥阳郑羲、陕西李冲等大士族的女儿充入自己后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冯太后的侄女：冯清河冯润。在胡汉联姻方面孝文帝拓跋宏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还下令让北魏王公贵族与汉族联姻。在广泛推广胡汉联姻的同时，孝文帝拓跋宏还颁布诏令，校古周朝旧制，同姓禁止嫁娶。
调整胡汉民族关系措施之四：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在太和二十年，孝文帝拓跋宏下令将鲜卑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这个看似荒唐的、背弃祖宗的诏令，如之前所有的汉化措施一样，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孝文帝拓跋宏现将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在史书中就有了元宏一说。
据史料记载，北魏原有的118个鲜卑复姓在孝文帝拓跋宏的治下全部改为单音汉姓，我看来是孝文帝拓跋宏最彻底的汉化措施。
段落小结。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广通婚等一些为了调和民族关系的举措，其根本用意一方面就是在迁都洛阳之后，为了更加便于对中原的统治，迎合中原士族的内心感受，进而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鲜卑拓跋为了求得正统之名，以彰显皇权的纯正，谋求一种心理安慰，进而缓解北魏王朝具有统治地位的鲜卑拓跋与中原汉族之间矛盾。
孝文帝拓跋宏悲喜交加的汉化改革之路
理想是丰满的，可现实绝对是骨感的。孝文帝拓跋宏费尽心机所推行的改革举措，表面看来加速了北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胡汉民族融合，但光鲜亮丽外表得背后却是黯淡无光，也正因此，不论是前人学者还是当代作家，对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踏上亦喜亦悲、有好有坏的汉化之路去看一看。
喜的方面。关于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汉化改革之路好的方面，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早已获悉，并且将孝文帝汉化改革同秦国时的“商鞅变法”、岛国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列为中外历史上著名的改革事件。也正因此，孝文帝拓跋宏被定义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其推行的汉化改革也成为北魏封建化加快、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统治地位巩固的最好注脚。这些如果放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大维度来看，孝文帝拓跋宏汉化改革好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胡汉民族关系的调和，形成胡汉一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融局面，是让人欢喜的，也是值得庆贺的。
悲的方面。在孝文帝拓跋宏推行的汉化改革中，且不论迁都洛阳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后会就迁都洛阳写点文字单独聊聊），只说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彻彻底底改变了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其改革的直接后果是：鲜卑没了自己的语言、没了自己的姓氏、没了自己的服饰，甚至是没了自己的祖宗。这样的改革直接导致，作为北魏王朝的统治阶级，完完全全丧失了民族的独立性。由此可以说，如果将孝文帝拓跋宏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放在北魏王朝130多年的历史维度中，其改革无疑是自断根脉，是可悲的。
段落小结。孝文帝拓跋宏所主导的汉化改革，从古至今，对其肯定表扬的有之，如民族关系关系调和、多元文明融合等等；但对其否定批判的也不乏其人，如“国势之衰，实始于此”来全盘否定汉化改革等等。由此可以说，孝文帝拓跋宏主导的汉化改革可以说是亦悲亦喜、有好有坏。
最后小结
在文章的前面我已经将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进行时间维度的厘清，即：以孝文帝拓跋宏正式亲征的公元490年为届。前期的改革是由文明冯太后主导的，主要是吏治整顿、体制建立、民生改善等等“制度改革”，其改革是务实的，注重实效的；而后期的改革则是有孝文帝拓跋宏亲自操盘的，主要是禁用鲜卑语、禁穿胡服、联姻改姓等等“汉化改革”，其改革属于务虚的，以求营造强大的声势和氛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注定效果也是天壤之别，其文明冯太后所主导的改革被称为“太和改制”，使得北魏一度呈现中兴之势；而孝文帝拓跋宏所主导的汉化改革则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
改革本身没有错。然而任何改革都不能脱离自身实际，也不能割裂自身历史，更不能放弃自身文化。由此可知孝文帝拓跋宏所主导的汉化改革本身并没有错，但其改革过度地追求与汉文化相契合，而忘掉了自身根本，抛弃了固有传统，丧失了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使其改革意愿与最终效果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