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一战期间，日本一面密切关注欧洲战场的动向，一面开始计划在下一次以中国为战场的全面战争中，如何动员出足够维持“大陆作战”的兵员。并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成功地在短时期内将陆军扩充到49个师团的规模，并将其大部投入中国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亚洲各国的民用工业提供了发展的良机，也为中日等国的军队和军火工业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范例。那么，日本在一战中，为侵华做了哪些准备呢？
日本在一战中用日俄战争中验证过的旧式攻城战术摧毁了德国苦心经营的青岛要塞，但在了解过堑壕战的情况后，日本判断现有的装备体系不可能打破完善的堑壕体系，更让日军担心的是，中国军队同样在学习欧战经验。因此，日本试图通过全面吸收作战中产生的新战术新理论和新经验，用新式武器武装自己，来维持自己亚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于是，轻型步兵平射炮和曲射炮、轻机枪和冲锋枪，手榴弹和掷弹简等经过欧洲战场检验的新式武器被大量装备到日本陆军各级部队中。在战术方面，日本千方百计地取得了德国“突击群”战术等步兵战术操典，在翻译后直接下发部队。当然由于国力、军事技术水平和民族军事传统的巨大差别，日本军队在学习欧洲先进的步兵战术时是有选择和扬弃的。
日本的新式军队始自幕府末年，在倒幕战争和随后维新政府镇压叛乱者的戊辰战争及西南战争中，使用西洋式操典和武器的日本新军打败了封建武士的旧军队。但日本军事家们也发现，虽然后膛定装步枪射速较前装枪要快，也可以装上刺刀进行白刃战，但直接装备战刀的“拔刀队”利用隐蔽接近发起偷袭，仍然可以对装备步枪的部队造成致命的打击。由挑选出来的特等射手组成的“狙击队”横行战场，也使得日本军方较早地认识到了有巨大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前卫部队的潜在威力。可以说，日本陆军是19世纪末最重视使用精锐步兵小分队和散兵战术的军队之一。
在德式“突击群”传到亚洲之后，日本陆军很快接受了这种战术作为步兵小分队主要战术，但根据本国工业条件以及陆军装备体系落后的现实，日本陆军更强调精确射击和白刃战，尽量降低部队对轻机枪和平射炮的依赖。
日本的陆军也开始了装甲战甚至空地一体战方面的蹒跚学步。在1914年青岛登陆战中，日本陆军航空兵编为“青岛派遣航空队”首次参战。1925年（大正14年）陆航部得以升格为陆航本部。此前的1922年航空大队被改编为“飞行大队”，两年后再次被改变为“飞行连队”，至1930年（昭和5年）日本陆航已经拥有了8个连队的兵力。
在发展日本航空工业的同时，日本军队也开始了摩托化和装甲战的最初尝试。从日俄战争开始，日本陆军就痛感依靠马拉人背运送物资和装备效率低下，尤其是中国作为日本陆军的首要假想战场，没有几条高水平的公路，更多的是崎岖难行的土路，再考虑到中国辽阔的国土，陆军认为必须找到替代人力和畜力运输的新工具。
日本陆军师从德国，对19世纪60、70年代德国总参利用铁路快速调动兵力的战例津津乐道，因此军部也曾醉心于研究铁路机动，还成为日本铁路建设的重要金主。但是在中国，铁路的里程数较少，大多局限于一省之内，缺乏贯通全国的大型铁路网。此时，陆军方面风闻西方列强争相研究军用汽车，因此自明治四十年（1907年），军部就命令“陆军省技术审查部”组织汽车进口及军用化试验。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陆军下令“军用自动车调查委员会”根据早前借用民间自动车的经验，研究和制定战时对民间汽车征用和对国产汽车工业进行扶植奖励的专门计划和各种规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陆军仔细地盯着陷入堑壕战的欧洲，力图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很快，关于汽车的经典战例就出现了，不过这次吃亏的是日本陆军的导师德国人。在德法马恩河会战中，法国陆军灵光乍现，将巴黎和附近的巴士出租车集中起来运兵，以德军意想不到的运力和速度将大量后備队投入战场。这一经典的翻盘令日本陆军看到了民用车动员的可怕威力，于是军部在大正七年（1918年）三月促使日本国会通过了《军用自动车辅助法》，这之后日本汽车工业逐步从由农商务省主导的单纯民用变为政府和军方两头发展，一时间国产汽车工业成了香饽饽，地方政府和军队争相予以支援，但同时，这种双头体制也埋下了冲突和军用民用失衡的隐患。由于日本陆军此前缺乏制定战时征用法规的经验，不得不借鉴日本海军和英美海军关于战时民船征用的规定，采用预先规定和认证所谓“军用保护”汽车型号的规格和性能，然后以对于制造和购买此类汽车的厂商和买家予以资金支持的方式，鼓励厂家多生产、民间多订购可以在战争中改为军用的汽车。
一战之后，列强纷纷进行裁军，但日本却并没有立刻对军队开刀，原因是日本参与了对苏俄的干涉，并且迅速成为西伯利亚干涉军的主力。但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日军除了徒然丧失人命、消耗军费外，得不到任何好处。
到1922年，日本政府再也支撑不住了，陆海军各自开始痛苦地挥刀自伤，1922年8月，时任陆军大臣的山梨半造主持制定了“第一次军备整理计划”，准备通过削减60000名官兵和13000头军马的约相当于5个师团兵力，换得每年节省9000万日元的预算。山梨对陆军上下解释“军缩”的理由很简单，削减常备军，增加现役部队中新装备比例，例如新设2个飞行大队、改编6个飞行大队和2个通讯联队。随后，山梨半造又在1923年3月制定了“大正十二年军备整备计划”，将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和近卫师团的军乐队等编制裁撤，加强新获得的太平洋原德占岛屿的守备兵力。
就在日本军队上下以为“军缩”的大斧子已经不会再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重创了日本本已岌岌可危的经济，将东京炮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夷为平地。庞大的战后重建费用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军队开刀。1925年5月时任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朝野的压力下制定了“第三次军备整理计划”，一口气对21个师团的编制进行部分裁撤，共裁撤34000名官兵和6000头军马，同时新建了著名的久留米第一战车联队、东京陆军自动车学校等一批涉及新装备的部队和军校。
总的来说，从日后的效果看，山梨和宇垣裁军最终裁军近10万人，占日军原有兵力近三分之一。但各师团的编制最终基本得到保持甚至是恢复，高层将领极少受到影响，在“军缩”过程中，日军高层内部矛盾激化，旧有的派阀矛盾和新产生的统治派与皇道派的勾心斗角最终造成“二二六”等事变。“军缩”虽然一定程度有利于新装备和新技术的运用，但也造成了日本国民对军队尤其是陆军的轻视甚至敌意。而且基层官兵的大量退役也造成日本军队的基干兵力不足，影响了日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队的动员和快速扩编。
经历了“山梨军缩”、“宇垣军缩”和海军条约的旧日本陆海军规模都有所缩减，尤其是日本陆军，一下子减少了十万官兵，虽然有利于降低军费，但对于一支一心对外扩张和开战的军队而言，兵力不足是阻挡自己在海外惹是生非最大的障碍。
整个一战期间，日本一面密切关注欧洲战场的动向，一面开始计划在下一次以中国为战场的全面战争中，如何动员出足够维持“大陆作战”的兵员。经过研究，日本陆军发现，民族主义有利于在民众中制造战争狂热，也有利于动员出更多兵员。英法在普法战争中利用阿尔萨斯和洛林归属问题，英国在1900年的布尔战争中利用日不落帝国在南非被布尔人重创，都成功的煽动其民族狂热情绪。另外，德国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便逐渐建立起的平民军训体制，也让日本军界认为找到了提高日本战争潜力的法宝。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军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对本土动员和海运能力的最后一次检验，对日后日本制定侵华作战的动员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5年，根据上海战训制定的总动员法案获得通过，日本国内的工业转入准战争轨道，适龄男丁开始强度和残酷性远超以往的新一轮军训。日本国内的航运公司也开始制定紧急情况下参与兵员和物资运输的计划。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成功地在短时期内将陆军扩充到49个师团的规模，并将其大部投入中国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