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一轮接一轮地进行，现在警方已经得知。以往鹤岗市发生的4起民警被杀案件，起因全部为了抢枪，其中2起是孙海波团伙所为。矿务局公安处的党委书记陈明来是杨坤的姐夫，得知妻弟就死于这伙人之手，冲进审讯室要打孙海波，被王春林竭力劝阻住。
在鹤岗，想生吞活剥了孙海波等人的又何止陈明来一个。对此孙海波心里也明白。他走上的这条道，本来说是“往死里干。”
闫文宇在审讯间歇时被押出来，两人点了一下头，闫文宇没说别的，只是问：“影响你没有？”闫帆不置可否，看着他走了过去。
作为一名警察，他现在与堂弟已构成敌对关系，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这一点毫无通融的余地。与其它警察不同的是，他无法把堂弟视为无法理喻的魔鬼，他太熟悉闫文宇了，记忆中昨天还是一起打雪仗、捉迷藏的伙伴，过年过节聚在一个房间里磕瓜子、看电视的家里人，他了解堂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却从来没有想到堂弟文静的外表下还掩盖着那么强的发财的欲望，欲望强烈到置生死不顾的境地。他感到不解的是普通人与罪犯、死敌与亲兄弟之间的界限竟这样容易越过。假如“1.28”那天他在现场、迎面碰见冲进来的闫文宇，闫文宇会一枪打死他吗？很可能会的。而如果孙海波没拉闫文宇入伙，他也许一辈子都与犯罪无缘。
1992年4月份，闫文宇认识了一个开发廊的女的叫小娟，是离婚的，和闫关系越来越好，她曾领他到她外甥女家玩。外甥女叫小玉，结交的男友叫维先，维先是个“社会人”，和南山的“祁子”，新于巷的“大头”来往密切。晚上，小玉把一支“五连子”猎枪拿出来玩，闫文宇看见了，就问是谁的枪，小玉说是“大头”的枪。闫文宇拿在手中看了看就放下来了。心中又惊又喜，感到机会不错。第二天，他就把这事告诉给孙海波和田原，3人当即决定要把这支枪搞到手。次目上午，他们来到工农小学附近的小玉家，撬开门锁，进去后就在床架底下把枪找到，连同24发子弹弄回了孙海波家。失主由于是“社会人”，没有报案。
另一支猎枪的失主吴长起报了案，他能说出被盗时间是当日（1992年9月7日）上午8点多钟，因为他7点多钟去，将近9点钟回来，发现有人从后窗户进了屋。孙海波交待，有天他和媳妇在街上溜达，碰见媳妇的一个环卫局的同事，聊天中那人提到，他们在瓦厂附近盖厕所时，与依墙的那家发生了矛盾，那家把他们请到屋里坐，他们看见家里有电话，墙上还挂着两杆猎枪。
孙海波就叫了闫文宇到那家周围观察，9月7日早上，眼看到房主人出门，便开始动手。房门和窗户都紧锁着，他们跳进后院，用后院里的一把镐头撬开那户窗户上的铁栏杆，弄出一个能钻进人的洞，跳了进去。
这次他们弄到重庆产的立筒猎枪一支，装有24颗子弹的牛皮袋一个、日本步枪刺刀一把、8X50的望远镜一架，菊花牌手表一块。为了收藏和使用方便，两次偷到的猎枪都锯短了，锯短了枪把，也锯短了枪筒。孙海波家有一只铁皮箱子，枪支弹药都锁在箱子里，平时不许张惠如翻动。南山“刀枪炮”的刘铁柱和“宝马”曾经打过一仗，刘铁柱给了“宝马”一枪，用的就是这种截短了的猎枪，结果没把“宝马”打咋的，原因是截短的枪枪砂打出去就散了，减弱了杀伤力。孙海波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决定设法解决。他们认为，必须把子弹里的鸡砂换成枪砂，这样就需要改制子弹。在闫文宇工作过的水电车间，他们研制出倒枪砂的模具。去废品站买了铅皮子，到孙海波家化开了，做成一粒一粒的枪砂。然后把一次弹的弹壳撬开，倒出鸡砂，每颗子弹装9粒枪砂，再封上。后来证明这种子弹的杀伤力并不比正规枪支差。
比起“刀枪炮”，他们更有脑子，有文化；比起文化人，他们更有实际能力，更能干，这是孙海波一伙“灰色”人物的危险性所在。曾经卖给孙海波猎枪子弹的徐XX在“1.28”案后也接受了询问，他一看见电视新闻里放出孙海波受审的镜头，就知道自己干错了一件事，公安人员会找上门来。
问：“你和孙海波是什么关系？”
答：“我和他不大熟悉，是通过他姥爷张桂元认识的。我和他姥爷是住20多年的老邻居。”
问：“孙海波在你那儿都买过什么？”
答：“他在我这儿买过猎枪弹和空壳。”
问：你把具体时间和经过交待一下。
答：1992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张桂元领到我家一个小伙子，说是他外孙子。这小伙子就说，他在涌子沟放羊，需要几枚猎枪弹壳，想向我买，问行不行。我一看是老邻居领来的，猎枪弹市面上也有的卖，想大概没什么关系，就卖给他15个，其中有6个是压好铅砂的，总共卖了20元钱。事隔6个月，他自己来找我，我又卖给他装好铅沙的实弹10枚，卖了20元钱。1994年5月份，他又来我家，找我打野鸭子去，我没去。
问：“你卖给他的猎弹都是多大号的？”
“头一次卖的是16号的，第二次卖的是12号的。”
问：你用的猎弹是多大号的？
答：我用的是16号的。那几个12号的是以前别人给的。
问：你的猎枪有牌照吗？
答：有照，枪支号19420 。
问：你把猎弹卖给他没考虑后果吗？
答：没想过，没想到他能出事。
“1.28”案后，鹤岗持有猎枪的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有枪的危险。在孙海波等人一方，由于有了改良的猎枪，就不再去打警察的主意，开始一心一意谋划抢钱。早在几个月前，孙海波经过大陆矿的时候，就看见过两次工资款的运输情况，都是几个职工步行在路上走，其中两人拎着大兜子，拉锁没拉上，能看出里面是钱。抢工资款的念头是从那时产生。他比较过，抢富人家的钱，富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银行，储蓄所的钱，那些地方防范较严，而且，到底放有多少钱，放在哪里也不明确。工资款一般数额不小，目标集中，倒更值得注意。发展闫文宇时，他对闫说过，有个地方可以弄到七八万，现在，他正式告诉闫：大陆矿那个点子不错，大约能有十多个。闫文宇问：“你不是说七八个吗？”孙海波笑笑，说：“那时候我不能都告诉你，还没共事，和你说实的，你不干呢？不说实的，将来我们干响了你也联想不到。”
闫文宇和田原也到大陆矿去看了看，回来后都认为能干成，但这时闫文宇正准备结婚，收拾屋子，布置家俱占用不少时间，孙海波和田原同意等他一等，事情就拖了下来。甄玲和闫文宇结婚时，丝毫不知道新郎官是个已经干过一起杀人抢劫案、两起盗枪案，并准备新婚后不久投入另一起特大抢劫案的负罪分子。在她眼里自己的丈夫是个漂亮、老实的、让人放心的小伙子，平时连酒也不喝，只吸点烟。这样的青年人现在是不多见的。果然，婚后闫文宇待她很温存，处处让着她，甚至让她打两下子都不还手。闫文宇心里也好笑，觉得女人真是不知深浅，自己是个干大事业的，她却全然不识。新房设在闫文宇父母家，孙海波、田原都去送了礼。在来宾中，他们与新郎关系特殊，密切程度甚至超过新娘与新郎的关系。
红烛之下，闫文宇并没有觉察负罪感的压迫，他们三个人不打算一辈子犯罪，他们的计划是抢个几百万，然后洗手不干，踏踏实实地去作买卖。他对自己的设计是商人和资本家的形象，而不是强盗。结婚日期是1992年11月14日，抢劫大陆案工资款的日期是1992年12月4日，蜜月期间，新郎也不得不抽些时间来准备作案事宜。那时候各矿发放工资日期比较稳定，都是在月初4日这一天。这次作案几个人决定必须伪装。孙海波和闫文宇去了新街基，在解放路商场，孙为自己购置了一顶红色摩托头盔，闫为自己和田原买了黑色毛线，到二百附近的铺子里织成“一把撸”帽子，这种帽子戴上后只露两只眼睛。在孙海波家试验了两支猎枪，检查撞针是否保险，击发时有没有跳弹。12月4日上午，3个人在孙海波家集合。孙家总是合适的地点，因为张惠如和她母亲总是一清早就去工农市场卖鸡，家里没有旁人。孙海波先去了一趟大陆矿，回来时说，今天确实开支，要到下午。3个人出发时是11点钟，到达大陆矿已经12点多钟。孙、田两人穿半截呢子大衣，分别藏进双筒猎枪和五连发猎枪，闫文宇穿皮夹克，携“五四”式手枪。孙拎着头盔，田、闫戴着毛线帽，一路上只祈祷顺利。3人在煤质科前大烟筒附近站着，等了约有20多分钟，看到四、五个人从开拓区办公楼那边走来，拎着个帆布兜子。这兜子孙海波居然以前见过，一眼就认出是取款的老家伙，心中不由暗暗窃喜。事等规定，由孙海波和田原用猎枪把人逼住，闫文宇上前抢包，然后孙、田两人交叉掩护撤退。
闫文宇开始同孙、田分开，站到离他们十多米远的对面去。等了一阵子，见那几个人从大陆矿办公楼方向走回来，拎着兜子闫文宇身边走过。这时田原把毛线帽的遮沿拉下，盖住脸，孙海波也将头盔戴上，两人拔出枪来，要来人站住，把包放下。取款的人中有人说：“这是公家钱！”就立刻遭到喝斥。闫文宇上前把兜子拿到手就跑，田原和孙海波逼那些人进院，田原放的一枪是嫌他们走得慢。田原还想再放一枪，但这一枪就卡了壳。这样，所谓交叉掩护的方案不通了，3个人成了一起跑。后面的人在追，他们跑得不轻松。钱兜子掉了一根带，只能抱着跑，半途中迫不得已停下换包，把原来的兜子丢掉，钱放进自己带的口袋里，小面额的扔了不少。
这时，追上来的人把他们原定的路线抄了，他们只好往上跑。遇到人群，闫文宇就掏出枪喊你们都躲开，那些人就闪开了道，3个人沿着铁路往北，跑到板道房往下，从十二中大牌子下去再往北跑，气喘吁吁终于跑到闫文宇家。若不是平时坚持锻炼身体，这一趟他们是跑不下来的。在闫文宇的新房里，几个人把钱和枪都放进闫的工具箱里，听听外面没动静，惊魂稍定，把钱拿出来数了数，有十七万三四千元。50元面额的有3捆，每捆5万元，共15万元，都是挨号的新钞票，另有10元和5元的面额的数捆。他们知道，新票是不能花的，此外，这笔钱不多，应该大部分留作活动经费。孙海波、田原揣走一二千元旧票。余下的都放在闫文宇这里。不管什么说，终于抢到了钱，抢到了不属于自己的钱，使他们感到欣慰。并不是没有可担心的。田原、闫文宇在路上跑时都把毛线帽拽下来了，孙海波担心田原的眼部特征又被人记住，心绪仍是不宁。 1993年春节过后，孙海波和田原带了10万元新钱去了上海，在上海把钱全部以百元对百元的比价买成国库券，又以百元对九十元的比价兑成现金。之后又去了一次，这次是带了张惠如一起去了，兑换了5万元。至此将新票全部洗过。关于这笔钱的下落，警方反复进行了盘查和核对，甚至大陆矿的职工也有抱着能追回部分赃款希望的。但调查的结果，说明这笔钱到1994年已经被孙海波等人用光。钱没有分，由孙海波保管，谁用谁取。
闫文宇供认说他花了3万多元，包括到北京、天津游玩的费用。孙海波、田原3次到河北白沟购置武器弹药，5000多元买了一支齐齐哈尔产的五连发猎枪，3000多元买了一支小口径自动步枪，1500多元买了一支钢珠枪，500元买了16号一次弹100发，另有一桶火药，一盒底头及防爆枪弹5发。后因16号弹不合用，又补买了12号一次弹200多发。1993年冬天，孙海波和闫文宇到吉林辉南猎枪厂附近的猎县商店买了12号一次弹150发。购买这些枪弹时都不需要手续，只要有钱。有了钱，孙海波团伙便不用去抢也将自己大大武装起来。 孙海波供认，除了购买武器弹药外，他花7000多元买了一辆铃木125型摩托，到了1994年初，钱要花光时，又将这辆摩托卖掉，卖了6000元钱，现在也所剩无几。去北京、上海、白沟等地多次花销了大量食宿费用。此外，他和田原为三个人购买了6只金戒指，计8000多元，他给家里用2000多元买了一台21吋国产彩电，用了100多元买了一只高压锅，还在北京给自己买了一件皮夹克花去700多元。田原1993年初开的饭馆，是用6000多元兑来的，来路也是大陆矿工资款。案后总结时，鹤岗市公安局认为，在大陆矿抢劫案发生一段时间后，孙海波花数千元买摩托车、田原花数千元兑饭馆，都属于经济上不正常的变化，而这些情况当时没有在基层工作中反映上来，是一种失职。时时怀着有可能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恐惧心理，罪犯们担心在钱没有花掉之前被捕，有时一天挥霍掉两三千元。这是使近十八万元巨款迅速消失的重要原因。而孙海波依然力主首先保证为下一步作大案打下基础的开销，除购买了充足的武器弹药外，还专拔款3000多元要闫文宇去学习驾驶。
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是他们总结以往教训后提出的“改进措施”之一。过去作案，他们一律步行，包括去大陆矿抢劫，路上也走了一个小时，特别是大陆矿劫款后被长途追击，逃得屁滚尿流，回想起来始终使他们心悸不已。因此，孙海波认为，要作大案，抢大钱，即使不买车，即使不买车，也要有人学会开车，否则，下一次行动是不可想象的。闫文宇对机械方面素有悟性，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驾驶证。关于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中，三人取得一致意见：从此以后，像大陆矿十八万那样的案子绝不再作，要作就作百万元以上的案子。他们认为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从这时起，南山矿保卫科便处于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之下。
孙海波和闫文宇依然认定，在目前抢劫工资款是值得一干的和现实的途径，但要干就要找南山矿那样的大矿干。他们对南山矿的情况更熟悉，觉得干起来更有把握。孙海波提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干。大陆矿抢劫案后，各矿加强了对工资款的武装保护，特别是运款的路上，大矿都有冲锋枪跟车，戒备严密，孙海波等人初次研究研究下来，感到下不了手，于是议定加强实地考察，寻找缝隙。那时各矿开支时间已不稳定，有时数月不见动静。只要听到消息，孙、闫二人必定赶去监视，孙海波眼看着运款车停在南山矿北楼门前，保卫科的人端着枪把款子押送进去，还发现工资款白天发不完，剩下的都装在帆布袋里放在金库屋里地上，金库里没有金柜。这个发现导致了犯罪计划的形成。孙海波等人不怕有人看守，因为看守者总是被动的；他们怕的是难以搬动的金柜，因为估不准要花多少时间对付它。“1.28”案的，南山矿采取的第一个补救措施是建立正规的金库，金库仍设在北楼一层，但房间被封闭加固，铁门足有20公分厚，从上到下形成一道铁墙，装有现代防盗设备，去参观的人都感叹，银行也不过如此！这就属于亡羊补牢了。
经过几次作案，孙海波等人摸清了公安机关的破案方式，明白主要的是要过“摸排查”一关，所谓摸排查就是挨家挨户查找可疑人，除核对体貌特征外，弄清是否有作案时间是一个重要项目。几乎可以肯定，案子一作响，起码闫文宇、田原两人是逃不过这一套程序的。孙海波和闫文宇合谋设计出的办法颇为大胆和富于创意。他们要做到使田原和闫文宇在鹤岗市消失，合情合理地排除出将来警方调查的范围。为实现这种效果闫、田二人也付出了代价，孙海波租到房后，田原于1994年10月份就搬进去隐居，制造了去南韩打工的假象；闫文宇也不得不放弃工作，以下海的名义搬去与田原一起蛰居。
据闫文宇供述，他们数月里足不出户，除夜里出去试过两次枪外，没下过一次楼，吃的都是孙海波送来的方便面，靠着屋里有一台电视机，他们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光。 孙海波绘制了一张南山矿北楼一层平面图，带去与他的同伙一起策划。是初的预想是由闫文宇把守楼道入门，孙海波和田原分两路袭击保卫科和经警队。孙海波又多次到现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人手不够，恐怕应付不了那样大的场面。从保险起见，他们决定再物色一个成员，把团伙扩大为4人。讨论通过的入选是田雨。
追捕田雨的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在哈尔滨，找到了在一户人家作保姆的田母杨莲秀，但她说田雨并没有和她一起来哈尔滨。杨莲秀于2月21日被带回鹤岗收审，以下是部分审讯记录：
问：你是什么时间离开鹤岗的？
答：我第一次离家是1994年9月，1995年1月28日下午回来的，正月初二又走了。
问：你什么原因离家？都干什么去了？
答：我离家的主要原因是我家太困难了，生活不下去了。我离家去哈尔滨，先是在饭店打工，后来给人家当保姆。
问：你把1月28日下午回到家里后的情况谈一下。
答：1月28日下午，我到家以后，见家里只有我丈夫一个人。5点钟左右，我四儿子回来了，他见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走的时候没和家里打招呼。晚间将近10点钟，我三儿子回来了，他问我上哪儿去了，说我也不来个信。我说了些经过，还说我起初走的时候不想再回来。我把在哈尔滨挣的500元钱拿出来买东西，全家高高兴兴过了个年。1月29日，我拿些钱出来，交我四儿子，让他和他们班同学一起云新街基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下午，就听见邻居们议论南山矿出的事，打开电视，也看到了南山矿有线电视报道的案件情况。
问：你二儿子没回家，你是怎么想的？
答：1月28日晚上，我听我老头说田原在1994年10月经孙海波的朋友介绍去南韩了。我三儿子和四儿子也埋怨，说我们家里人太随便了，说走便走，说来就来。大哥去新疆，头一年来过一封电报，到现在四年了，再没有消息。二哥上南韩，拔腿就走，连信也不来。我听他们这么说，根本没想到把南山矿的事往二儿子身上联系。 正月初一，我和田雨说，我要回哈尔滨，田雨说，妈你走我也跟你去。我说，你要跟我去，赶紧把你的打字证办一下，到哈尔滨好找工作。这时，我老头在旁边问，你们在嘀咕啥呢？他耳朵聋，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和他说话也费劲，就说：你别管了！我们都不愿意和他多说话。
初二，我带我三儿子上路，但半截他又说他不去哈尔滨了，要去北京。我说去北京更好，北京比哈尔滨强。我把我在哈尔滨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他，他给我来过一封电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到北京后找到了劳务所，后来是说找到了零活。
问：田原开饭馆的事你知道吧？
答：知道，就是原来的“独一处”，田原兑过来后没改名，经营这个饭馆的有田原、他对象和田雨、田原大概往里投进了一万块钱，没经营好，赔黄了。
问：田原戴的两枚戒指呢？
答：可能在他的对象那儿，一开始在刘芳手上戴着，后来田原问她要，她给没给他就不知道了。我再没看见过，可能是卖了。这位过去的街道积极分子将要丧失两个儿子，她和她丈夫都不能说教子有方，而田家也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家庭。鹤岗派出的侦察人员在哈尔滨找不到田雨的踪迹，没有轻易下到北京去大海捞针，指挥部决策，要在田雨可能出现的各个地点设伏，寻找线索。此时，逃犯田雨已经从电视上的看到了孙海波、闫文宇被捕和受审的镜头，也明白了自己目前正受追踪。
22岁的田雨生相周正，长方脸型、长眉、细眼、高鼻梁、仅腮部略陷。比起田原，他没有眼上的毛病，比起闫文宇，还添有几分男子气，却又爱扮女相。他现在已成丧家之犬。田雨是最后一个加入孙海波团伙的，可是他对他们的活动早有洞悉。在某种程度上，他二哥田原和孙海波对他防范不深，不认为他能坏事。在他们眼里，田雨还嫩些，田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充满敬意，他们也就相信田雨不会出卖他们。在鹤岗的一部分人群里，敢于作案的人被视为英雄，田雨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孙海波团伙中的一个，去干大事。
17岁那年，他还是个中学生，有天中午，田原和孙海波到学校找他玩。田原问田雨：“老三胆子大不？”田雨说：“还行！”孙海波微笑着点点头，说：“老三胆子大，以后有事就带他一个。”田雨问：“以后整枪带你一个！”
那时候孙海波和田原两人刚刚结伙不久，就觉得田雨是个好苗子，将来可以一起作案。以后孙、田两人改变了主意，正如孙海波不愿把孙海滔拉进来，他也不愿轻易拉进田雨。
1990年12月19日那天，孙海波在田家吃的晚饭，吃完了就和田原一起走了，一夜没回来。田雨第二天听说选煤厂附近有个警察被抢走枪。人被杀了，他就怀疑是他俩干的。晚上，田原回家，田雨往他腰上一摸，田原吃了一惊。“枪吧？”田雨问。田原就笑了。
过了有四五天，他问田原，田原承认是他和孙海波被杀的警察、抢的枪。还拿出“五四”式给田雨看。田雨端在手里比划了一下，心中对二哥佩服万分。1991年1月27日，早晨6点钟，孙海波就来找田原，当着田雨的面说，找个储蓄所抢点钱，田原没吱声。晚上5点多钟，孙海波和田原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后来孙海滔也来了。7点多钟，他们正吃饭，派出所来了几个民警，先是把田原带走，又带走剩下人，一齐带到分局，让他们接受辨认。第二天中午，家里只有田原、孙海波、田雨3人，田雨问田原：“那事儿是你们干的吧？”田原点点头，孙海波说：“差点没回来。”田雨就知道他们抢的小金鹤储蓄所。田雨很高兴他们信任他，同时也猜想他们不把自己当大人看，所以不便贸然要求入伙。二哥待他不错，他知道，二哥挣了钱不会忘了他。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听孙海波和田原说，人手不够，还得物色一个。他插话，问孙海波看谁行。孙说他有个朋友叫闫文宇，差不多。田雨又发表意见，说他不了解这个人。孙海波说，闫文宇有两个优点，一个是没前科，再一个是不接触杂人。大约1991年2月份一个晚上，田原告诉田雨：“又干一起事。”田雨问啥事，田原说：“没整着枪，把两个人都干死了，有一个还是小孩。”田雨问孩子有多大，田原说刚记事吧，又说，没想到矿铁派出所家里没放枪。
大约是1992年12月3日下午，田原在家里对田雨说：“明天我给你取钱去！”“到哪儿取钱？”田雨问。“到大陆矿。”“取多少？”“10多万吧。”田原回答。田雨要他小心点。第二天早上，田原又乐呵呵地说了一遍：“等着，二哥给你取钱去！”家里老大不在，田原总是以老大的身份对待两个弟弟，很乐于充当他们的保护人和全家的支柱。那天下午3点多钟，田雨回家，听他妈说，田原下午回来过，又去了四姐刘芳家。第二天听说大陆矿18万元工资款被抢。抢到的钱他果然沾了光。
田雨有心开饭馆，田原很支持，1993年5月份起，田家以田雨的名义开了“独一处”，田原给了他6500元，孙海波给了他5000元。田原对于能够拿出钱来很得意。 当然，田原谎称去南韩打工的事瞒了田宾、刘芳和家里其他人，也没瞒田雨。他住进文化路租用的房子里不久，他们一伙感到需要增加人手时，就决定把本来就知情的田雨发展进来。这意味着，一旦事泄，田家就要出两条人命。
那是1994年10月份的一天，田雨被唤到文化路的房子里，向他宣布，他已成为他们的正式成员。孙海波、田原、闫文宇都在屋里擦枪，一副游击队的样子。地上摆满了武器，有一支“五四”式手枪，两支五连发猎枪，一支双筒猎枪，一支小口径，一支钢珠枪，以及一盒盒的子弹。孙海波问他：“怎么样兄弟？家伙硬不硬？”田雨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太棒了！”
他把枪挨个摸了一遍，爱不释手，3个人看着他的样子，也都很开心。孙海波以指挥员的口吻告诉他：“咱们要把南山矿的荣工钱给取回来，人手不够，要不都不能让你进这屋。”孙海波说。通过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来，在当地的这部分人群中，并不存在犯罪的羞耻感，相反地，他们在犯罪中还被自己感受到的一种英雄主义气概鼓舞。孙匡男、闫自忠在审讯时都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认为，这是使当地犯罪气焰嚣张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氛围。
——预知后事如何，请看《大案纪实录2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