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在羅馬征服與強大過程中無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造就了軍隊在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身為皇室御林軍，近衛軍的特殊性、重要性遠在其他軍隊之上，不僅是一支軍事力量，而且是一支政治力量。任何時代和國度，軍隊的軍事角色和政治角色恰似一塊硬幣的兩面，但在羅馬帝國，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卻讓軍事角色遜色許多，它主要通過干預帝位傳承、承擔某些國家管理職能、主動現身政治場域等方面得以呈現。
近衛軍在羅馬帝國史上多遭詬病，但古典作家並未留下有關近衛軍的系統記載，相關的信息散佈在各類史籍中，專門提及其政治角色的敘述更是罕見。近代以降，西方史學界注意到了近衛軍的種種表現，各類通史類著述不同程度涉及近衛軍，其中影響較大的觀點當數18世紀吉本的論述。吉本認為，近衛軍“肆無忌憚的狂暴是羅馬帝國傾覆的首要原因和徵兆……”這一觀點至今仍有借鑑意義。諾貝爾獎得主蒙森在19世紀的羅馬史研究著述中，多次論及近衛軍，強調“近衛軍的特權地位與生俱來”。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伯裡在1893年出版的著作裡，不同章節提到近衛軍，尤其論述了近衛軍多次在危機時刻出賣皇帝，另立新君，可謂一語中的。
20世紀和21世紀，國外史學界關於近衛軍研究的各類專門性成果明顯增多，議論、點評最多的話題是近衛軍在三百餘年的歷史上，不斷插手帝位更迭，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每每讓皇帝不得“善終”。種種觸及個案、微觀的討論，促進了研究的進步，但卻沒有強調奴隸制軍隊與生俱來的政治屬性。作為羅馬帝國軍隊的特殊組成部分，近衛軍的軍事角色需要關注，梳理其政治角色及其實現方式則是不應繞開的話題。
一、近衛軍活躍政治舞臺的根源
國外史學界之所以圍繞近衛軍殺戮皇帝予以評述，主要基於如下史實的考量:從奧古斯都至君士坦丁，羅馬帝國曆經59個皇帝統治，其中13人死於近衛軍之手(包括近衛軍制造的各種叛亂、兵變、陰謀等)，佔皇帝總數的22%。另一組統計數字顯示，59位皇帝中，死於軍隊之手或在軍隊譁變中殞命的皇帝人數為26人，佔總數的44%，6名近衛軍長官登基稱王，超過10%。
誠然，近衛軍的政治角色決不限於干預帝位的傳承，但近衛軍在改朝換代之際的作為，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連帶效應，卻是認識近衛軍政治角色核心內容的切入點。由於近衛軍經常犯上作亂，給帝國製造了諸多禍患，古典作家對近衛軍的溢美之詞無多(個別人物除外)。例如，維特利烏斯登基後，“通過一道敕令毫不猶豫地遣散全部近衛軍大隊，因為他們樹立了一個反覆無常的榜樣。他命令他們將武器交給其司令官。同時，他發現曾有120名近衛軍在殺死伽爾巴後向奧托遞交呈文，要求獎勵他們的功績;他命令將他們逮捕起來，並處以死刑”。蘇維託尼烏斯認為，維特利烏斯的行為是“值得稱讚的、高尚的”“使人感到他將成為一位偉大的皇帝”。蘇維託尼烏斯的議論不免帶有個人成見，但也折射出羅馬人對近衛軍頗有微詞。美國當代史家邦森據此認為，對於近衛軍在帝國統治中的作用“不應評價過高”。
近衛軍從皇帝的“保鏢”蛻變為皇帝的掘墓人是一個質變的過程，經歷了從偶發到頻發的流變，與近衛軍政治角色強化的脈絡大致吻合。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創建近衛軍，帝國軍隊從此增添了一個新成員，政治舞臺上多出一個新角色。奧古斯都當政時，近衛軍忠誠皇室，安分守常，沒有製造任何麻煩。
然而，好景不長，公元23年，自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羅馬城建造工事堅固的近衛軍營地後，近衛軍政治上的權重大幅度增加。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駐紮羅馬城，帶來的是巨大的震懾力，羅馬民眾、元老院乃至皇帝無一不是威懾對象。比如，當元老們“看到近衛軍士兵的手都放在武器上的時候，他們卻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更加強烈的恐懼”。不唯如此，近衛軍還時時將“威懾力”付諸行動，多個皇帝成為近衛軍刀下冤魂，徹底顛倒了近衛軍與皇帝之間的主僕關係，或成為皇帝“擁立者”，極大地消解和異化了“近衛”職能。公元41年，近衛軍創下了兩項紀錄:先是殺死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再把“紫袍”披在克勞狄烏斯身上，開啟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歷史學家評論說，近衛軍擁立克勞狄烏斯為帝，“第一次清晰地證明了近衛軍擁有選擇皇帝繼承人的權力”。
近衛軍第一次介入政治後意識到對皇帝政治命運的影響，逐步左右帝國最高統治權的歸屬。問題遠不止如此，近衛軍率先殺死皇帝的惡劣行徑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效應”———塔西佗稱之為“帝國的秘密”：行省軍隊和羅馬城內的近衛軍一樣，可以在外地擁立皇帝，並在帝國曆史上第一場大規模內戰——68—69年內戰中得以驗證。遵循這種“前有車後有轍”的邏輯，行省軍團步近衛軍的後塵，屢次參與王位爭奪，不惜在羅馬、意大利大動刀兵，反覆以暴力推翻當朝皇帝，把自己的選擇強加給帝國。所有這一切都是近衛軍“示範效應”的連帶性結果，攪亂了帝國的政治秩序。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元首制對軍隊的依賴構成了近衛軍與政治糾纏的先決條件。“羅馬走向偉大之路不是哲學和科學，而是政治智慧和戰爭———戰爭處在首要位置。因此，羅馬軍隊一直是重要因素之一。”共和國末年，羅馬內戰首尾相顧，軍隊對政局直至政體選擇的影響力前所未有，軍事獨裁陸續建立。屋大維入主羅馬只是一系列軍事勝利中的一次，他本人不過是多個獲勝將領中的一員，創建的元首制是內戰獲勝結出的果實。正因為元首制與近衛軍相輔相成，近衛軍所享受的種種優待境遇為其他軍隊所無法企及:駐紮羅馬—意大利城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身居帝國政治中心、陪伴皇帝進出、備受恩寵，服役期短且軍餉高、被委以諸多重任……凡此種種，近衛軍由是成為軍隊中“最有特權的一部分”，日益滋長驕橫，“君主和元老院的權威、公共財富和帝國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近衛軍與帝制同生共長，政治角色內容漸趨豐富得益於皇帝的依恃，在羅馬城內無人能夠應對近衛軍的刀劍，不僅肆無忌憚地捲入政治爭鬥，而且再三以軍事行動決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極意義。
其次，元首制繼承製度的不完善成就了近衛軍的特殊地位。易代之際干預帝位傳承是近衛軍政治角色的集中表達，之所以會產生近衛軍開啟先河的軍隊干預帝位傳承等長期性問題，奧古斯都創建的元首制及其繼承製度種種疏漏堪稱禍根。元首制的“繼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繼承，也不是真正選舉”。這種介於血緣傳承和羅馬人熟悉的選舉之間的、無定製的繼承製度，留下了人為操作的餘地，軍隊依武力伺機而入，且近衛軍在前，行省軍團在後。“元首制的致命弱點是缺少有規則的繼承法”。繼承法律規制闕如、“元首制的致命弱點”等，成為近衛軍“選擇”皇帝制度層面的原因。
羅馬帝國皇帝產生的合法性，形式上表現為元老院批准和“羅馬人民”認可。但這種程序僅限於正常狀態，一旦近衛軍為代表的軍隊參與其中，原有各種預設變得毫無意義。奧古斯都創建了元首制，卻沒有同步建立一整套嚴格的、具有法律保障意義的繼承製度，元老院從一開始便名實相違———只有形式上、程序上的“決定”權，缺乏法律支持的、真實意義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奧古斯都當權後，元老由皇帝任命，元老院對皇帝及其人選取捨的實際作用可想而知。然而，即使這種形式並不複雜的繼承製度，也“總是被陰謀、密謀等非正常的繼承方式所打斷，特別是被行省軍隊、近衛軍制造的軍事幹預所取代。統一的、法定的繼承製度缺失，助長了軍隊在決定繼承人選上的支配能力……”恰如有學者強調的，羅馬帝國的帝制始終不存在為人接受的、固定的制度。制度約束缺位的背景下，當擁有“選擇權”的軍隊選擇自己認可的皇帝時，元老院的批准與否已無關緊要。“選擇”與“被選擇”過程中，“有時候，元老們企圖自己選擇皇帝，以便恢復他們的地位;但是他們選任的人，或者是無法維持，或者賄賂了近衛軍才能上臺。”“元老院感覺到自己沒有選擇，只能默認選擇結果。”於是，“曾經是國家僕人的軍隊，現在成了國家的主人”。其中近衛軍的“主人”角色更突出，多次趁混亂之機，成為羅馬帝國名副其實的“主人”。“四帝之年”的奧托在位3個月，“近衛軍一直統治著羅馬城”。
在羅馬帝國曆史上，關於近衛軍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從未有法律、制度甚至習慣上的界定，近衛軍通過干預帝位的傳承，垂直影響帝國政治，是對帝國制度限定缺位的最好註解。奧古斯都創建元首制在制度層面欠完善與法律規定的缺失，事實上為皇帝的誕生與元老、軍隊三者之間製造了一種博弈:名義上有決定權的元老院手無寸鐵，要麼聽命於皇帝，要麼為軍隊武力所挾持。奧古斯都時代，元老院的權威便夾在皇帝和軍隊之間瑏瑠，除被動地接受皇帝與軍隊之間的博弈結果之外，別無選擇。軍隊作為博弈三方中強勢一方，又以近衛軍為突出。要挾皇帝，威懾元老院，近衛軍遠比外地軍團擁有地利之便。尤其自提比略之後，“帝國曆史演變為宮廷政變和僱傭軍隊經常性的譁變，而元老院和羅馬民眾被排除在起作用的政治因素之外”。宮廷政變式的帝位傳承讓近衛軍雙刃劍角色一覽無餘:它可以是皇帝性命的安全保障，也往往成為皇帝身邊最危險的敵人。因此，許多皇帝雖尊貴無比，卻不敢貿然慢待近衛軍。近衛軍政治角色的兇悍性可窺一斑。
再次，皇帝無能助長了近衛軍的驕橫。近衛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橫行不法，與許多皇帝治軍無方、軟弱無力有直接關係。近衛軍正是利用皇帝的種種弱點，愈加肆無忌憚。間或有皇帝對近衛軍進行治理，卻難維持長久。除非皇帝本人即為驕兵悍將威震天下，否則，只能默認現實，施以金錢安撫，放縱、姑息近衛軍的事例屢屢見諸史乘。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皇帝，尤其那些得近衛軍支持登基的皇帝，不得不和某些“強勢皇帝”一樣，“姑息縱容他們的不法行為，用大筆賞銀贖買不可靠的忠誠。”
為了取悅近衛軍，許多皇帝經常給予近衛軍各種名目的賞金，一般以登基時的賞賜為常見。自提比略首開給予近衛軍士兵“賞金”———1000塞斯退斯先例，到克勞狄烏斯登基，新皇帝支付賞金已是一種“合法要求”。且呈不斷上揚之勢。卡里古拉步祖父提比略的後塵，除了1000塞斯退斯賞金外，還自掏腰包賞賜近衛軍。克勞狄烏斯除登基時賞賜給每一個近衛軍士兵1.5萬塞斯退斯(為前兩任皇帝賞金的15倍)外，每逢登基週年紀念日，每個近衛軍都會得到100塞斯退斯的賞金。尼祿登基後不久，“給近衛軍大隊每月免費發放糧食”。類似事例史不絕書。一些皇帝之所以慷慨解囊，原因不外乎兩個:酬謝近衛軍擁戴或支持登基;通過金錢收買籠絡軍心，避免殺身之禍。偶爾個別皇帝沒有兌現賞賜諾言，必然難逃滅頂之災，“四帝之年”的伽爾巴即為代表性皇帝之一。皇帝經常賞賜近衛軍，緣由不盡相同，可謂有多少次賞賜，即有多少個理由。但無論原因、理由如何，結果相差無幾，一些皇帝即使“破財”，也未能“免災”，甚至時有賞金越多，災難越大的厄運。在羅馬帝國曆史上，尼祿厚待近衛軍超出前輩，但就是這支尼祿在意大利選拔的近衛軍，仍因為金錢，關鍵時刻拋棄主子。因此，賞金、錢財並未讓近衛軍有所收斂，反而刺激了近衛軍難平的欲壑，加速了近衛軍的墮落。
為數甚多的皇帝或掌控不力，或因自身軟弱，無法對近衛軍形成應有的約束，翻雲覆雨的近衛軍令一些皇帝常有朝不保夕之虞。但並非所有皇帝都在近衛軍面前委曲求全、逆來順受。每遇鐵腕治軍的強勢皇帝，近衛軍則大為收斂，能夠“安分守己”，較好地履行內平反叛，外抗勁敵等軍隊職能，政治角色和影響是正面的。2世紀，圖拉真、哈德良等皇帝治下的近衛軍對帝國保持忠誠，開赴疆場，浴血拼殺，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了治理近衛軍的力度與帝國政治安定之間的關係。西方學者所論皇帝自身安全取決於控制近衛軍軍營內發生事件能力等觀點，深刻說明了控制近衛軍與皇帝安危的關鍵所在。只是很多皇帝不具備這種能力，即使一些治國有方、地位穩固的皇帝也不得不恩威並重:軟硬兼施。由此不難判定，近衛軍為所欲為，多數皇帝管束不力以致聽之任之應視為主要根源。
“由於近衛軍與國家機器聯繫緊密，所以，從一開始就扮演著重要角色，對羅馬城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了公元40年，近衛軍已經成為管理國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近衛軍逐步獲得管理國家事務的某些職能，觸角伸向各個領域:稅收財政、維護公共娛樂活動安全、公共建築工程、司法活動、消防滅火、打擊城市中的盜匪等。由此可見，作為軍隊的近衛軍主要職能分成了兩部分:執行專門的軍事任務、參與都城的某些社會管理。此類屬於侍衛皇室以外的一系列職能，使近衛軍合法躋身政治，平添了多種管理國家事務職能，政治角色內容也隨之多元與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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