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东皋下，涡流清且长
蓬蒿满丘陇，墟墓下牛羊
四顾无卷石，安知大飨堂
昔传魏王来，富贵归故乡
旌旗蔽原野，军中歌舞忙
父老与六军，欢呼声何扬
这是清朝亳州诗人孙之堳《大飨堂怀古》诗的前十二句，描述了历史上曹操父子在大飨堂大飨六军及亳州父老的盛况。大飨堂位于八角台之上，为一代枭雄曹操所建，曹操、曹丕父子曾在此三次大飨。
清光绪《亳州志》载：“八角台在城东南三里，魏武所筑，以飨军士。”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以两万兵力击破袁绍十万大军。
建安六年，曹操又携官渡之战余威亲征刘备，迫使刘备逃往荆州，一时气势极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安七年正月，曹操率军入故乡谯郡(《魏志·武帝纪》)。其在谯郡筑高台一座，台上建大飨堂和八角亭，故名“八角台”。因曹操曾在台上与家乡兄弟歃血盟誓，又名“拜交台”。
曹操返乡途中，一路目睹战乱之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之况，凄怆满怀，发布了《军谯令》：“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并为阵亡的将士立庙祭祀，抚恤其家属。这无不显示出一代乱世枭雄忧民爱民的一面。
建安二十年，曹操讨伐张鲁凯旋后，再次返回故乡谯郡大飨六军及百姓，此次大飨，曹操立碑纪念，即“魏武帝大飨碑”。
宋郑樵《通志·金石略》云：“魏武帝大飨碑”，“子建文，武帝篆，钟繇书。亳州。”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十七亦录“魏武帝大飨碑”，注曰：“子建撰，武帝篆，钟繇书。”《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公西征张鲁……尽得(张)鲁府库珍宝。”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曰：“军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公于是大飨，莫不忘其劳。”由此可知，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伐张鲁大胜后，曹操在亳州大飨其师，并由曹植撰文、钟繇书，立大飨碑。
《三国志》卷十三《魏志·钟繇传》云：“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可见其时钟繇随师。曹植《求自试表》云：“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曹植之“西望玉门”即是指随曹操西征张鲁之事，当时曹植二十四岁。因此，建安二十年曹操篆额、钟繇书、曹植撰文，刊立大飨之碑是完全符合实情的。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位魏王、丞相，并改年号为延康元年。是年七月，曹丕率军南征途中，于故乡谯郡驻军停留，并大宴军士及家乡父老，以夸扬军威，显示其文治武功。
《三国志·文帝纪》有述：“甲午，军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亳州志》载：“考《水经注》云：(大飨堂)在魏文帝庙前。昔文帝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碑，题曰：‘大飨之碑，今碑既无考，地当与故宅相近。’”曹植《大飨碑》云：“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末，魏王……大飨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
由上述史料可见，曹丕大飨六军及夫老百姓，同时免除谯郡百姓赋税，体现了其重视故土、不忘乡亲父老之情。也是在这次大飨期间，曹丕歌以咏志，写下了《于谯作》一诗：
“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罗缨从风飞，长剑自低昂。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足见当时宴会的盛况。字里行间流露出曹丕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情绪。
此时曹丕已登王位，正筹谋废献帝而自立，同时又率六军回乡，自然是春风得意，豪情满怀。
此次大飨，曹植也在列，曹丕所立“大飨碑”的碑文即由曹植所撰，大书法家钟繇和梁鹄分别篆额和书写，世称“三绝碑”。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二云：“大飨之碑在魏文帝庙前，昔文帝延康元年幸谯父老立碑于故宅，题云大飨之碑。钟繇篆额，曹子建文，梁鹄书，时人称为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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