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知道网上所说的商鞅“驭民五术”为什么理解得那么权谋诡诈，说“驭民五术”之说源于《商君书.说民》一些人的“概括”得出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严重的曲解。
细读通篇《说民》其实所述的是法治与人治、大仁与小仁、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精辟的论述，这三者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强弱，下面说说《说民》中这三种关系是如何左右一个国家的兴衰的。基于问题过于复杂，本文将重点讲被严重曲解的“用善与任奸”部分。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这句话恰恰体现人治的弊病。一个有法度的社会，其民众、官员一切事务一定是以国家的法律为准则的，法律，本来是国家用来维护一个国家社会正常运转的根本，法律担负的责任就是社会稳定的最底线。这里提到的“用善”实则是脱离法律无底线的“善”，实质是纵容恶行。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不论其经曾有多善良，如果此时触犯了法律，那么此人必要罪犯，不能因为其曾经的善良而不惩治其当下犯的罪。如果因为这个人曾经的善良而不治其罪的话，在民众中造成的影响就是“民亲其亲”了，这几个字很容易理解，就是民众不再相信法律，而信奉关系了。亲人、朋友在朝中好办事的破坏社会公平潜规则就会滋生。
“任奸，则民亲其制”这句话被曲解得最严重，认为是统治者任用奸诈之人为官来管理众民，其实不是，“任奸”讲的是执法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法家所说的“有罪必有刑，有罪必有罪行”有犯罪的行为是定罪的依据。不能认为哪个人犯罪就订罪名处刑，那么如何定罪一个人?就是在一种奸行在没越过法之前看其发展，一旦越过法律底线，才可以以奸行来定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证据了。所以，在未构成犯罪之前，则无权干涉或以未遂来量已遂的罪。“亲其其制”就很好理解了，只有按照已遂的行为事实来执法，民众就会信赖这种公平的体制和官府了。
《商君书》说到，“任奸，则罪诛。罪诛，则法胜民”。说明只有以构成犯罪的罪行来量刑罚，犯罪的人和事就是慢慢减少或者不发生;犯罪的人和事没了，法律才真正成为民众的依靠。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商鞅提出的法治与人治、大仁与小仁、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法治，不以小仁损大仁;人治，小仁损大仁;法治，民众唯法是从;人治，民众信奉“关系学”;法治，重证据讲罪刑;人治，专诛心不见行先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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