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男權的社會中浸淫了半生，對女性來說，她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經歷可以說是創傷性的。
我們不可能因為認同了女權，一下子就擺脫了周遭這個社會的影響。
也不應該因為認同了女權，就與身邊的一切對立。”
《時時刻刻》
最近，圍繞“女權”的各種討論此起彼伏。
前有《餘歡水》的“一語崩壞”。
後有郭濤大談“女德”，物化女性。
《我是餘歡水》
《我是餘歡水》
郭濤《父親的力量》
“女權”一直都是一個敏感詞，以至於每每提及就令氛圍又亢奮又失智。
被歪曲、被汙名、被調侃：這邊呼籲著平等與特權，那邊又抱怨“曾經無所事事的好日子都被毀了”……
所以又有人說：
當女人成為社會 / 婚姻契約中的弱者，
是她們的智慧，
也是她們的代價。
其實不單單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自稱“女性主義者”的人內部差別也很大。流派之間的矛盾，甚至比女性主義與非女性主義之間的矛盾更為激烈。
更不用說“女權”與“偽女權”並存。
有一些人打著“女性主義”的口號，做一些其實有悖女性主義精神的事。比如認為女人應該奴役男人，比如有些有自己事業的女人看不起，甚至挖苦那些全職太太。正是這些人的存在，讓一部分大眾對“女性主義”印象很差。
而真正的關心女性心理/生理狀態，思考女性社會地位，並不在於強硬、仇視和怒氣衝衝。
就像在電影《時時刻刻》中，始終沒有站在男性的對立面上，而是讓觀眾感知女性，認同女性，從而尊重女性。
影片講述三個不同時代的女人，她們的生活與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小說《達洛維夫人》相互關聯。
弗吉妮婭·伍爾芙，生活在1920年代的倫敦郊區，已瀕臨瘋狂的她正在寫著生前最後一部小說《達洛維夫人》。
勞拉·布朗，生活在二戰末期的洛杉磯。作為一個家庭主婦，感到的生活乏味與無望，正在閱讀《達洛維夫人》的她萌生了自殺的想法。
克拉麗薩·沃甘，大家叫他現代版的達洛維夫人，居住在1990年的紐約格林威治村，深愛著才華橫溢卻身患艾滋病的詩人。隨著詩人的自殺，自己生活的寄託也隨之死去。
伍爾夫 — 愛苦別離
“我不能再繼續糟蹋你的生命。沒有我，你才能工作。”
——弗吉尼亞·伍爾芙
伍爾芙生長於維多利亞時代後期，那是一個墨守成規、尖酸刻薄的時期。“隱忍並保持平靜”是做女人的真諦，好女人總是沉默無言的。
而伍爾芙從小善感多思，飽讀詩書，獨立自我。這樣的女性，在那個時代，要與嘲笑和敵意抗爭，與維多利亞的桎梏決裂。
在她的文脈中，有著弗洛伊德的性自由和喬伊斯的詩意恣肆。文章中形與魂的悠忽流動是她要的自由，生活中的愛與感動是她要的自由。然而，這一切都終止於精神的崩潰，惡疾的來臨——一場喪失自我的災難。
在有著悠久宗教傳統的西方，對人最大的懲罰正是——“不自由，毋寧死”。個人自由是最崇高的財富。當伍爾芙無法左右自己的意識，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行，她無力挽救自己，無力奮鬥下去，無力讓愛人幸福，無力裝扮他人的生命。
她只好自己走向生命的終點，愛苦別離。
勞拉 — 微笑抑鬱
“自從學會了微笑，表情和心情就再也沒有關係了。”
——微笑抑鬱
勞拉·布朗生活在二戰末期。女性在第一次女權運動的高潮中看到希望，得到勇氣，最終以獲得選舉權而告終。二戰後，從戰場上歸來的男人們又成為了一家的霸主，女權運動沉寂良久，女性開始在主動與被動之間困頓。
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結構與社會結構在女性自我意識啟蒙中隱藏了暗流與代價。女性對婚姻、家庭以及自己身體的支配權有了新的想法與要求，帶來了一個個鬱郁的主婦和破碎的家庭。
我們一次次看到勞拉的微笑，而那個微笑的背後，是失之淡然的絕望。像勞拉一樣的家庭主婦們，看似富有而安逸。她們微笑、樂觀、幽默，在面具之後卻是殘缺無價值，空虛寂寞冷。
這就是所謂——微笑抑鬱，她們是家庭與社會中的開心果，卻時時刻刻想到死亡。
她們用微笑去隱藏抑鬱，卻也在餵養抑鬱。不定性和突發性使得微笑抑鬱比典型抑鬱更可怕。微笑不再是愉悅與幸福的流露，而是悲傷與絕望的掩飾。我們不得發覺，它卻在慢慢成長。
你不是別人的負擔，你已經足夠完美，你是可以悲傷的，你是可以流淚的，你是可以被照顧的。想笑的時候就笑，想哭的時候去哭，“好”與“不好”，不需要別人評判與圍觀。
克拉麗薩 — 格林威治症候群
人是一堆無用的熱情
——薩特
格林威治村，是紐約烏托邦的精神地標。住在這裡的多半是負有盛名的作家、藝術家等。他們反主流文化，反主流生活方式，是各種激進言論、反叛思想的大本營。他們不入世俗，特立獨行，乖張伶俜。
這裡有 亨利·詹姆斯、愛倫·坡．尤金·奧尼爾、鮑勃·迪倫，羅伯特·德尼羅、艾爾·帕西諾等等。美國社會的變革，都在這裡驚起波瀾。性解放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權益運動無一例外。他們生活在理想主義的庇護所，叫囂著世界的荒誕與痛苦。
現代版的達洛維夫人克拉麗薩·沃甘生活在1990年的紐約格林威治村，照顧並深愛著她的前男友——天賦秉異的詩人、瀕死的艾滋病人、絕望的同性戀者——理查德。
克拉麗薩守護著理查德，而理查德卻愛上了同性路易斯。和理查德分手後，克拉麗薩和女友生活在一起十多年，並有一個人工授精的女兒。
在克拉麗薩身上，愛是病態的，微笑是病態的，生活是病態的。
一個女人總會有驚人的執念去堅守著什麼。也許是因為愛情，也許是因為信仰，也許是因為習慣，也許是因為欺騙，也許因為無所適從。箇中理由，愛與決絕。
張愛玲：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在這個男權的社會中浸淫了半生，對女性來說，她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經歷可以說是創傷性的。
我們不可能因為認同了女權，一下子就擺脫了周遭這個社會的影響。也不應該因為認同了女權，就與身邊的一切對立。
假如“成為女權主義者”意味著“不許犯錯”，那麼只會阻止更多的人成為女權主義者。
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保持一份反思，能否對習以為常之事物多一句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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