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本书能用白描般细致流畅的笔触，用纪录片般冷静而温情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中国近十年来转型期间日复一日的变化，这便是《寻路中国》了。
彼得·海斯勒，《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他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总共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城墙、村庄，还有工厂。
“何伟”是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字，一个外国记者，用这么一个朴实无华的中文名字，带上了他的两样工具，租来的车与手中的笔，记录了这飞速发展背后的真实种种。
（一）
在这本《寻路中国》里，海勒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看似熟知而其实可能从不曾仔细观察过的中国。如果中国是一个宽阔的多面的立体的存在，那么，这次，我们得以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随海勒斯切入这个变动中的古老国度。
海勒斯的有意思在于，这个我们熟悉的中国，在他笔下，渐渐的陌生化起来，你看到了一个完全不是你所理解的中国，而这种陌生化之中，你又会觉得无比真实。
（二）
长城，这个仿佛承载着中华民族所有骄傲、荣誉、信念、精神的的特殊之词，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他自驾出行，驱车万里，自渤海之滨，沿着长城向西，循着那张中国地图中曲曲折折的“动脉”、“支流”，横跨中国北方。
彼得·海斯勒冷静的描写了他当时看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路上的搭他车的人，有最朴实的农民，也有追赶着社会节奏企图改变自己现状的进城打工妹，还有在搭车途中提出借作者车开的退伍老兵。
他沿着长城一路向西，然而当年，他所看到的，只能遗留下来的原始风貌，沧桑之后的断瓦残垣、衰草连天，甚至有些时候只是一个普通村民眼中隔着童年与成年的一堵小土墙。
长城，除了旅游景区之外，最尴尬的境遇还是保护与探索的姿态，专业的文物研究者少人去研究，只有民间寥寥几个个体保存了文献，认真审视了这些荒凉的砖块，默默充当起解说者、研究者、保护者的角色。
（三）
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
作为对策，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的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
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月球上看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 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
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
（四）
也许是这位外国记者沿长城而行的旅程，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的行为。2011年的时候，《寻路中国》火了，荣登当年图书排行榜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引发了大家思考，换个角度看中国。
近年来，一些坍塌或受损的长城正得到逐步修缮，但长城保护的现状仍然不尽人意。到了今天，长城保护依然是道难题。
2019年，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制《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了长城保护的重点是秦汉长城和明长城。秦长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临洮；汉长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玉门关。
遗址总长近3700千米。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遗址总长8800余千米。
《长城总规》将长城墙体遗存保存现状分为五个等级：较好、一般、较差、差、消失，其中，保存现状差即濒临消失的和已经消失的，约占总数的51.2%。
除去风雨侵蚀、地质灾害等自然因素，长城被破坏的原因主要是旅游开发、城镇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产生活和不当干预等人为因素。
正如彼得·海斯勒走过的路，长城的分布范围很广，保存的环境特别复杂，而且多数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是长城保护面临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对于长城的保护和开发，尤其是旅游开发，在今年疫情后的进程也许更慢了。
希望下次《寻路中国》作者彼得·海斯勒下次再走一次长城，有不一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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