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調適與妥協中的民國鍼灸知識轉型

一段時間以來，民國研究的熱度持續不減，也波及到針灸這一小學科。近10餘年來，原先不被關注的民國針灸，漸漸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從目前的成果看，民國針灸研究主要集中在醫籍與醫家研究、教育研究以及學術理論研究，較少涉及學術背景的考察以及學術理論的走向、針灸從業者的學術心態分析等。鑑於此，筆者對以上未盡問題作一些簡要的闡述，以俟學界斧正。

體制變革

針灸是中國最為傳統的醫療技藝之一，從古至今，其傳承形式、執業方式、從業人群以及理論形態與內涵都在不斷地演變，而且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有的特點，但是如民國時期的變革之劇，還是前所未有的。民國的針灸，首先從組織形式上發生了根本的變革。

一、組織與傳承

首先是傳承方式的改變。古代的針灸傳承方式以師徒授受為主，雖說官方亦組織針灸教學與考試，但並非主流。而且，歷代文人以儒學為正統，目醫為小道、學問之餘緒，所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只是舉業失利之後的無奈之辭。師徒授受的傳承方式較適合於小農經濟的業態，其結果是雖然醫者各有家技，但是很難有統一的學術認同。這一適應於農耕式生活的學術傳承方式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彼時的中國，國門已經打開，1862年開辦的京師同文館已經有了新式的醫學教育。

1885年，浙江瑞安利濟醫學堂成立，中醫也開始仿效西式教育。

學校教育大大擴大了針灸從業者的數量。傳統師徒授受的方式培養人才的效率很低，而且在中國傳統的師生禮儀中，為師者選擇學生往往極為嚴格，即常說的“非其人不傳”，導致民國之前的針灸師數量極少。學校教育打破了學生人數的限制，而且其教學形式規範，教育內容也相對統一，讓針灸學習者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水平上都有了極大的提升。有了相當數量的從業者才能建立學術圈，也才能有學術交流的可能。

傳統的各逞家技式的醫者圈十分封閉，不要說得不到充分的交流，即使讓他們坐在一起，大多也是秘而不言。學校教育是產生共同語言的基本途徑，也為民國時期的針灸學術變革準備了條件。

學校教育的同時，民國時期另一個與之緊密相關的組織形式亦出現了，即學術團體。

學術團體是伴隨著教育一起發生的，代表著傳統學問的交流與組織形式向現代方式轉型。資料顯示，1921年，《醫學雜誌》即成立了中醫改進研究會附設針灸討論會。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針灸學術團體為承淡安於1930年組建的中國針灸學研究社，經過該社的組織，全國乃至東南亞地區的針灸師得以互通有無，針灸也作為一門專門的技術與學問漸被人們所熟知。另外，河北楊醫亞組建的中國針灸學社、浙江寧波張俊義等創辦的東方針灸學社亦有較大影響。

針灸專門醫院亦在該時期有了雛形。中國針灸學研究社1936年在無錫附設了針灸療養院“懷安診療院”，該院設門診部與住院部，開業不久“院中各病房已是人滿之患，每日診療之人，恆在百餘號以上。實習學生，規定每日上午為門診實習，下午為病院實習。治療經過之成績極佳，故聞風而來求治者，爭先恐後，唯恐越過時間而致向隅”，後因無錫淪陷而致停業。

二、著作與雜誌

民國時期的出版業很繁榮，不少有良好教育基礎的針灸醫家喜歡著書。初步統計，民國時期出版的針灸著作約有180餘種，而民國針灸醫籍中相當一部分是教材。教材是學校教育的副產品，民國時期針灸學校教育的興起，刺激了針灸學教材的編纂與出版。同時，也由於此，針灸學員遍佈海內外，針灸醫籍才有市場，兩者互為輔助。部分針灸教材影響極大，如中國針灸學研究社承淡安編纂的《中國針灸治療學》、寧波東方針灸研究社翻譯的日本延命山針灸學院教材《高等針灸學講義》系列，此類教材內容被廣泛引用與重編。教材之外，重編經典醫籍與吸收西方醫學內容的著作，以及醫家的醫案整理性著作亦大量出版。

此外，該時期對日本針灸醫籍的譯介在中醫界與出版界都是一個值得書寫的現象。初步考查民國時期漢譯的日本針灸醫籍有13種，有理論性著作，亦有臨床醫籍，對於彼時中國的精英針灸醫者影響很大，在承淡安、曾天治、楊醫亞、趙爾康、魯之俊等人著作中均有所體現。

著作之外，民國時期尚出版有3種針灸專業期刊。

《針灸雜誌》，由承淡安創辦；

《中國針灸學》，季刊，創刊人為楊醫亞；

《溫灸醫報》，東方針灸學社發行。

期刊是學術交流的重要媒介，與學術共同體組織互為襄助。期刊的出版、發行對民國針灸由傳統業態轉向現代形態起到了重要作用。

學術變革

一、科學化

民國時期，與針灸學傳承模式改變、學術團體與臨床機構建立、教材新著持續出版相伴隨的是針灸學術本身的變化。該時期針灸學術的總體變化趨勢是科學化。科學化是民國時期社會變革方向的主流，影響到各個領域。而針灸的科學化，主要表現為在針灸理論中加入瞭解剖與生理學的敘述，其中幾個最為重要的改變是：

其一，在腧穴的描述中加入了局部解剖內容；

其二，引入神經學說，將針灸效應機制解釋為神經的功能；

其三，對於針灸的主治病證採用了西醫的病名。

民國時期西學東漸，文化維新，這是針灸科學化變革的一個主要的背景原因。另一個比較隱晦的原因與1929年民國政府廢止中醫案有關。

1929年，民國南京政府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會議提出了《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規定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底為止，同時禁止舊醫學校，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等。

該案經報道後，引發全國中醫界的強烈反對，後經中醫界人士的集會、請願等活動，政府撤銷了以上提案。中央國醫館1931年在南京成立，其目的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醫學術及中藥之研究”。此後，報刊上關於針灸科學化的文章與相關的著作明顯增多，如日本《高等針灸學講義》系列教材即是這一時期譯入。可以說，民國時期廢止中醫事件是針灸科學化進程的催化劑，其情形與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之後針灸學校興起十分相似。

中醫科學化過程中的西學資源一方面延續了晚清時傳教士醫生譯介的西學著作，如合信的《全體新論》，中醫教育家張山雷甚至出版了專門的《全體新論疏證》。

但是20世紀以後，中醫科學化主要的西學資源則來自於日本，尤其是針灸領域，日本明治時期帶有西學色彩的針灸著作被譯介過來，這一直接的引入，較之只是生理解剖術語的移用要方便得多。較早譯入的日本針灸醫籍《最新實習西法針灸》（1915），其主要內容與思想被國內的針灸醫籍輾轉引用，改變了針灸著作的書寫方式，尤其是對腧穴解剖內容的加入，為中國傳統針灸書所無，經由民國醫家吸收入教材，極大地影響了民國針灸乃至現代針灸理論。民國中醫汲取西學取道日本，是民國中醫界的一種便利的選擇，如醫史學家陳邦賢所說：

“中國自西洋醫學傳入以後，一般學醫者漸知趨重於新理新法的一途；惜譯本很少，僅有合信氏、傅蘭雅、趙靜涵等譯述的20餘種；非淺顯，即陳舊；編譯醫書，已有迫切需要的趨勢。吾師丁福保先生有鑑於此，因念日本與我國同種，自古東洋諸國，如朝鮮、日本等向奉漢醫為圭臬，特以革新較早，進步較快，所以明治維新以後，醫學為之一變，現已有登峰造極之勢；我們中國要改良醫學，設假道於日本，當較歐美為便利。”

二、務實用

民國時期針灸學術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務實用。李素雲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並認為民國針灸“重術”，是“西學影響下的一種學術調適”。重術，就是求實用，對理論擱置不論，這的確是一種聰明的辦法。所以在西學影響下（確切地說是在西學的衝擊下），針灸醫家選擇了一種簡便的路徑，重視穴位，淡化經絡；刺法中少言補瀉迎隨等傳統理論，採用日本醫書中的神經刺激學說等。這一實用性的改革實際上也是科學化思想的產物。

民國時期邊遠地區缺醫少藥的社會環境也是針灸技術追求實用的一個背景。民國時期社會動盪，戰爭多發，物質貧瘠，藥物十分稀缺。如此狀況下，針灸反而顯示出了其優勢，但是在這樣的社會情態下，理論化過強的針灸顯然是不合時宜的。20世紀40年代，朱璉、魯之俊在陝甘寧邊區開始學習針灸，此後，朱璉開始用針灸施治病患，並致力於針灸的培訓；同時，作為婦產醫生出身的朱璉，較快地吸收到現代醫學的技術，創立“新針灸”理念，對傳統針灸理論避而不談，務求實用，在邊遠山區竟然把針灸臨床與教育發展得頗有聲色。

餘論

民國時期的針灸，無論是組織與傳承方式的改變，還是學術理論本身的革新，都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兩者相輔相成，給傳統的、處於低谷（1822年清道光帝下禁針詔，針灸在太醫院中被禁用，針灸的傳承與應用徹底轉向民間，而民間醫師的水平良莠不齊；同時，針灸在中醫的學術體系中也受到歧視，所以彼時習針灸者人數較少，而且整體水平較低）的中國針灸帶來複興的可能。該時期的精英針灸醫者適逢其會，建學校、辦雜誌、翻譯著作，廣泛聯繫針灸同行；同時主動接納西學知識，重新書寫與建構了針灸學術體系，並革新了針灸的技術操作。通過一系列的努力，針灸重新煥發朝氣，儼然成為一個獨立的具有現代學科特徵的新的醫學學科。

不過，也應該看到民國時期針灸科學化的道路既不平坦，其理論革新亦不徹底。針灸學校的興起與科學化思想漸成主流，與當時“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與“廢止中醫案”引發的反彈不無關係。尤其是在學術理論的革新方面，最為明顯的改變是借鑑了日本針灸醫著中的解剖內容，但是民國醫家在實際應用中並不能夠嫻熟地運用這一成果。雖然將解剖內容抄錄在著作中，但是他們並沒有條件去做真正的穴位解剖工作，相應的知識背景也缺乏。事實上，穴位解剖成果在臨床上的應用直到20世紀70年代穴位斷面解剖研究基本完成之後，部分研究者才有了初步的認識。

其他如將神經理論引入針灸理論也與之相似，真正在臨床上的實際應用很少。一方面，其與民國針灸醫家教育背景有關，多數針灸醫家是中醫出身，沒有接受比較完整的近現代醫學教育；另一方面，相關學科如局部解剖學與神經生理學的成果能夠應用於針灸學本身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需要數代科學家的不懈努力；另外，民國針灸的體制改革與學術變化是在針灸業態較為低迷的狀態下發生的，在某種程度上，針灸走上科學化的道路也是形勢所逼，代表了民國針灸醫家向主流文化妥協的心態。

在以上諸多原因的影響之下，民國時期針灸科學化其實是比較表層的，新知識與舊理論往往同時出現於一本書中，也同時被某一位醫家所秉持，但缺乏深度融合。如果時境變異，傳統思維可能會再次佔據醫家的思想，如20世紀50年代，曾經在民國時期頗具科學化思維的承淡安又撰文說：“針灸界應該首先學習研究經絡學說。”

無論針灸科學化的進程與程度如何，民國都是針灸由傳統知識體系向現代知識體系轉型的重要時期。

經過民國時期針灸學校教育，著作與教材的譯介、編撰與傳播，傳統的、帶有民間色彩的、零散的針灸知識在該時期轉化為較為系統的、有共同標準的、有一定現代性的知識體系。這一過程是在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完成的，科學化社會思潮、中西醫論爭等背景都是針灸知識轉型中無形的推動力。其間，精英針灸醫家多數主動接納了針灸科學化思想，表現為理論上吸納了西醫學解剖與生理學知識，在技術層面比較重視實用，雖然這一過程並不徹底，但是在針灸知識史上卻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如今，我們討論針灸知識時，民國時期近代化的知識內容已經內化為當下針灸知識譜系的一部分，而且，由此為基礎，新的知識被不斷地吸納進來，共同構成了現代針灸知識系統。

摘自《中醫藥文化》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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