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天，人們也慣於將一些流行病，視為“大自然對人類的規訓與懲罰”。還有人將其視為一場正式戰爭，人類和大自然，在戰壕兩岸。這至多是一種修辭。人類甚至根本不足以和大自然成為對手。
事實上，很多流行病案例，往往始於“人類自己不講規矩”，終於，“病原體不講規矩”。“不講規矩”，就得承擔可能的後果。此處所謂的“規矩”，可以理解為自然常態，也可以理解為自然規律。
不講規矩，如何引發一場流行病
2月7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柳葉刀》刊登了來自中國學者的評論：《野味消費與2019-nCoV》。評論認為，中國民間對於食藥同源哲學的痴迷，以及對野生動物具有醫療作用的想象，可能導致自然界中的病毒感染人類。
從有人類至今，流行病數量不計其數。但能讓人類以“戰爭”視之的流行病，未必都是致死率最高的。不確定性本身更能帶來恐慌，比如此次的“新冠病毒”，因為其“新”，人類免疫系統幾無抵抗之力，也缺乏特效藥剋制。相比之下死亡率更高但人類較瞭解的傳染病，如艾滋病，反而不會引發恐慌。
病毒有變異，可也不是日新月異，這不符合它們的“根本利益”。很多時候，是人類的行為使新病原體的出現或“侵入”人類社會成為可能。這些行為，往往是“不走尋常路”，“不講規矩”的。
與野生動物世界缺乏距離感是最常見的一種。筆者在網上不止一次看到視頻，到一些省份的旅遊者，特別是孩子，在草地上追逐野兔、鼠兔甚至旱獺。聽說還有人將其當作“生態旅遊”“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噱頭。
這種行為可能是致命的。人類生存在大自然中，人類與野生動物不能完全分開，但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距離也不能太近，要像人類社會的社交禮儀或規矩一樣，保持距離感、分寸感。
無論是野外接觸、捉來當“寵物”，還是捕獵、食用，都可能會導致致命的流行病暴發。1910年代中國東北的鼠疫暴發，就是因為有人用受鼠疫感染的土撥鼠皮代替貂皮。不僅野生動物，連家貓也會將淋巴腺鼠疫等傳染性疾病帶給人類，到目前為止，至少有15種傳染性疾病被發現是經過家貓傳播的。
比近距離接觸更過分的是不當介入。生態平衡的破壞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傳染病的流行過程。一種被稱為“怖露厲”的傳染病，原是安居於熱帶雨林中的一種病菌，與人類相安無事，因人類過度開發熱帶雨林，改變了它的習性，導致它向人類反撲。
到目前，仍有人不認為SARS和新冠病毒是因為人類食用野味的習慣造成的，但現有研究大都同意，在由食用野味需求造就的野生動物貿易鏈條中，捕獵、運輸到市場等一系列環節，不同種類、原本生活環境不相關的野生動物，被圈養在狹小髒亂的空間裡，會增加病毒在種間傳播的風險，甚至成為超級病毒培育的溫床。
另一種人類“不守規矩”導致的流行病是瘋牛病。瘋牛病的具體感染過程，通常是人們用那些被瘋牛病病原體感染的肉和骨髓製成的飼料來飼養牛，導致牛得了瘋牛病，人類食用感染了瘋牛病的牛肉及其製品，或是食用來源於動物原料、含有瘋牛病病毒的化妝品，就會被傳染。
最初科學家推斷人類的艾滋病毒可能是從猿、猩猩、猴子身上的艾滋病毒轉變而來，起因於1930年前後人們屠殺猩猩。但也有一名英國記者認為，艾滋病毒來源於一個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實驗。如果說瘋牛病、艾滋病還是意外，有些流行病案例，則屬於赤裸裸的玩火行為導致的人為災難。
在SARS剛剛被遏制不久的2003年9月，由於不當的實驗程序導致西尼羅病毒樣本與SARS冠狀病毒在實驗室裡交叉感染，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名27歲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同年12月，中國臺灣也出現了類似事故。2004年4月，中國大陸出現了一起SARS病毒實驗室感染，北京和安徽兩地共出現9例SARS確診病例，862人被醫學隔離。
人類自從認識到瘟疫的傳染性以後，就有意無意將其作為“生化武器”應用於戰爭。“細菌戰”“生化戰”的陰影一直存在，人類在實驗室中對細菌病毒的所作所為，更成為眾多恐怖電影的選題來源。
人類自身行為失範，也可能為病菌病毒提供便利。人類在漫長的進化史中，早就形成了特定的免疫屏障，這些屏障通常適應人類長期形成的“常態習慣”，比如性行為頻率與方式，一旦這種常態被打破，就給病菌或病毒可乘之機。艾滋病對性濫交、吸毒者的威脅更大。
人類真正認識到病毒是什麼
其實非常晚
19世紀中葉，人類才開始明白，病毒是一種生命，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致命接觸：全球大型傳染病探秘之旅》一書中提到，在此之前，人們對傳染病的病因，有很多創造性的解釋，“有人認為禍根是毒氣或臭氣，是發黴變質的東西，是貧窮的生活，是上帝的怒火，是惡魔的詛咒，是寒冷的空氣。”
大約20年前，筆者在某省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陪當地領導到某地區專題調研，針對的是當地老百姓反映強烈的兩個問題，一是山上野獸下山傷害家畜，一是野驢、黃羊與家畜爭草場。群眾代表高聲大嗓，說野驢、岩羊繁殖太快，“隨便一群上萬只”“草場都踩爛了”。說法當然誇張，目的是為了爭取合法“淘汰”一些野生動物。
當時暗暗想，難道不是你們把羊群牛群趕到野生動物世代生存的家園嗎？怎麼野生動物反倒成了“入侵者”？
這只是一個典型案例，說明在利益、觀念或其他因素的影響下，人類面對野生動物時，可以多麼不講道理，多麼以自我為中心。
對病菌病毒也一樣。人們在以敵對的口氣談到病毒時，常會忘記病毒才是在地球上生存得更早得多的生命形態。它從來沒有對人類另眼相看，從細菌到真菌，從植物到動物，它都一視同仁地叨擾。
考慮到病毒漫長的存在史，人類真正認識到病毒是什麼，其實非常晚。19世紀中葉，人類才開始明白，病毒是一種生命，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將人與病菌或病毒的關係，修辭為“人與自然”的戰爭，或是“大自然的懲罰”，可能會導致某些意外的後果。比如對某些惡性疾病的泛道德化評價，乃至對病人的歧視。也可能導致人們把怒氣撒到某些傳播者身上，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就有人提出要撲殺野生蝙蝠。
這對病毒也是不公平的。不是所有的病毒都是“裹在蛋白質外殼中的壞消息”。有時候這個“消息”只是不好不壞。讓被感染者生病、死亡，病毒從中不能獲得任何好處。有些病毒會對人類個體甚至群體造成嚴重的傷害，但也有很多病毒，就像走親戚一樣在人體內來來去去，“添丁加口”，傳來傳去，整個過程，宿主不會有任何症狀。
還有些病毒則時溫和時暴虐。比如一種普遍存在於獼猴身上的皰疹B病毒，曾經在一些地區造成相當嚴重的流行病傳播，研究人員發現在另外一些地區，同樣的病毒卻對與獼猴種群密切接觸的人群沒有任何損害，儘管其中“1/3的人被獼猴咬過，40%的人被抓傷過，有些人還不止一次被咬傷或抓傷。”
大自然並沒有那麼公正清明，也不會獎善懲惡。有些流行病的產生完全稱得上“罪有應得”，也有些流行病的偶然性更大。只要人類還與大自然打交道，就不可避免地面對這樣的風險。而且，人類面對自然固然不能隨心所欲，卻也不可能裹足不前。
相當多的傳染病可以不治而愈。生命在與疾病的對抗中進化。很多一開始兇惡的病原體，也會在長期的相處中變得溫和友好。如大衛·奎曼所言，這是“由進化的刻刀從茫茫宇宙般無限的可能當中雕琢出來的生活史策略，這些規則之所以能延續下來是因為它們行之有效。”
在純粹的自然環境中，疾病傳播是生態系統再平衡的方式，甚至可以視為自然界一種通過淘汰保持生物種群健康的手段。重大流行病暴發對人類而言，是全方位的大考。不僅考驗個體的免疫系統，也考驗和測試著人類群體的文化、組織能力乃至制度健康。
任何人類個體的生命都是寶貴的，人類不能接受蠻荒狀態下的叢林法則，只要有一線可能，就不能隨意放棄一個被疾病俘獲的人類個體。
如果一定要說疾病帶來的痛苦是大自然發出的警告，那麼它一定是在訓誡人類，要遵從那些“進化刻刀雕琢出來的策略”，那些不能輕率對待的“規矩”。人類的行為需要更剋制，更有彈性，對自然保持足夠的敬畏。
你聽見大自然在說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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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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