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入城鬥爭是廣州人民在社學領導下的最大規模反侵略鬥爭

(一)一八四二年燒洋館鬥爭。 由於英國侵略分子搶奪中國小販貨物,並開槍傷人,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七日激起群憤,縱火燒洋館(商館)。 憤怒的群眾萬口齊呼 “殺賊報仇”!水車來救也被群眾持刀阻止。 清朝官員帶兵鎮壓,遭到憤怒的群眾用飛石擊退。 英商館被燒燬後, 廣州泥瓦工人一致商定不再給英國人造商館。

(二)一八四四年反租河南地鬥爭。 香港總督德庇時欲強租廣州河南地區為租界,河南一帶人民群起反對,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會齊四十八鄉三千餘人到洋館抗議示威。 愛國地主士紳和商人也分別發出 《河南合堡紳耆公啟》、 《告諭英商大略》,警告英人。 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迫使英國不得不放棄強租河南地,暫時停止了在廣州建立租界的侵略活動。

(三)反入城鬥爭是廣州人民在社學領導下的最大規模反侵略鬥爭。 外商一向居住在廣州城外的洋館, 《南京條約》簽訂後英人無理要求進廣州城居住。

一八四六年一月,兩廣總督耆英在英國公使德庇時的威逼下, 出告示准許英人入城,禁止人民阻撓,並派廣州知府劉潯與英人密商入城日期。 廣州人民大譁,撕毀告示。 社學偵知入城日期,立即發出揭帖,約定“夷人入城之日, 閉門起事”。

數千群眾隨即擁進知府衙門,燒燬知府劉潯的朝珠公服,說他要投降洋人,不配做大清的官了!劉潯嚇得從後院逃出,奔告耆英。 耆英在強大的群眾壓力下,被迫犧牲劉潯,撤他知府職,貼出拒絕英人入城告示。德庇時感到英人入城的陰謀難以實現, 只得退回香港。中一八四七年四月,德庇時率軍艦大小二十餘艘突入省河,轟擊廣州城,強佔粵江口以至廣州附近炮臺。 耆英怕人民反抗,與英人密訂兩年後自由入城之約。 密約訂後,耆英奏請赴京述職,趕忙離開廣州。徐廣縉繼任兩廣總督。一八四九年二月,英國公使文翰帶兵船到虎門口外要求履行密約。 社學群眾聞訊,紛起反對,“一時雷動雲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

社學派人勸說徐廣縉阻止英人入城。徐廣縉鑑於“婉阻之未必邃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啟兵端。 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眾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內外之交訌”。廣州城區“街約團勇”按街道地段編練成隊伍,每天操練戰守。徐廣縉得到社學和“團勇”的支持,赴英船拒絕文翰的要求說,.“百姓之不肯聽爾入,····當有所聞,億萬同心,我更何能自主”!口文翰企圖扣留徐廣縉,省河兩岸十萬群眾呼聲震天地,準備與英國侵略者決一死戰。 文翰無可奈何,只好放回徐廣縉, 暫時放棄入城的要求, 廣州群眾堅持多年的反入城鬥爭獲得了勝利。

英國侵略者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了腐朽的清政府,滿以為從此就可以在中國為所欲為,到處橫行。 他們完全沒有料到中國人民這個決不屈服的對手, 比清政府要強大得不知多少倍。廣州人民在慶賀反英人入城鬥爭的日子裡,寫下“眾志成城”匾額狂歡,掛在總督大堂裡。 一八四九年文翰給英國政府報告裡說: “(廣州)附近民眾和團勇······他們的抵抗力量比一八四一年第一次抵抗時要強大得多。”

社學和“街約”等組織的反侵略鬥爭,有力地打擊了英國侵略者的野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統治階級投降派,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的頑強的反抗精神。 巨大的群眾鬥爭聲勢,迫使一部分官吏在對外態度上逐漸由 “抑民撫夷”轉變到“順民阻夷”,以便躲避人民鬥爭的鋒芒。 但是社學和“街約”的領導者多半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總是把反侵略鬥爭的目標侷限在狹小的範圍內,這也給後來昇平社學等群眾遭到殘酷鎮壓隱埋下了重要的內部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 《南京條約》簽訂後,英軍繼續佔領舟山。 英國公使德庇時主張無限期地延長佔領時間, 以實現戰後的 “一切部署” 。 由於廣州等地人民堅持反侵略鬥爭, 英國不得不訓令在最後一筆賠款付清後一一一八四六年一月“和平” 歸還舟山, 以緩和各地的排外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