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的“帶路黨”
謝浮名 一派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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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庚子年，大概是犯太歲的緣故，多災多難，今年庚子年如此，上一個庚子年也如此，再上一個庚子年，還是如此。
那一年，八國聯軍由海上登陸，勢如疾風驟雨，順利攻陷北京。是為“庚子變亂”。
這是清王朝定鼎中原250多年來最大的恥辱。在兩萬多人的進逼之下，慈禧太后倉皇向西奔逃，一路上窮餓無聊，想吃一枚雞蛋都是奢望，所謂的“富有四海”，這時成了夢幻泡影。京城的守軍加上拳民，有20萬之眾，幾乎是八國聯軍的10倍，然而一觸即潰，做鳥獸散。
這一隊東洋西洋鬼子，來到人生地不熟的中國，這麼廣袤的土地，區區2萬多人的軍隊，應該像大海中的划子，很容易傾覆，而且泡都難得冒一個。
比如說，扛著槍炮，在遙遠的陌生的異國他鄉征戰，糧食補給就成問題，連續行軍數日，沒點食物下肚，餓也餓死了他！
可是，為什麼他們那麼順溜，輕輕鬆鬆地就來到了北京呢？
“帶路黨”功莫大焉。
2
“帶路黨”有很多種，這裡只說最普通的一種：老百姓。
解放戰爭時期的三大戰役之一的淮海戰爭，國共兩軍對壘，兵力相當接近，鹿死誰手，殊難預料。可是，戰局一邊倒，共軍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潰了國軍。事後，領導人總結道：這次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幾十萬輛獨輪車推出來的。
庚子年，也有一隊獨輪車，組成了運輸車隊，浩浩蕩蕩地為洋鬼子運送軍需給養：
洋鬼子攻打北京時，老百姓競相扶著梯子，幫侵略者翻牆入城：
不僅如此，他們還參加了英國的軍隊，組成華勇營。
這是英國招募的中國僱傭軍，初始編制有七個連，計官兵534人。英國軍官對他們的評價是：“他們十分自律，強壯堅忍，具有良好的抗疲勞和承當艱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們個個都是神槍手，幾乎環環擊中；他們很好養活，對食物沒什麼要求，能吃飽就行。”
1900年，華勇營興高采烈地充任“第一軍團”，向北京進發。在天津，該部從南門第一個衝進了天津的圍城，成為最後“總攻中佔領天津城的英國軍隊的唯一代表”；在老龍頭火車站，他們和清兵在車廂內展開激烈的肉搏戰；在去北京的路上，他們利用自身是黃種人的優勢，短短几天內，出色地為聯軍徵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應數目的水手、船伕；攻陷北京後，他們的主要任務改為在英佔區站崗放哨，並參加了聯軍組織的“紫禁城閱兵”……
“華勇營”在聯軍侵華過程中的表現，正如當年英國隨軍記者薩維奇.蘭德爾所說的那般：“對於這一支新建的團隊，人們事先紛紛臆測，而且，由於叫他們跟自己的同胞作戰，不免有些不公平與苛刻，有些人真是相當擔心。但是，不能懷疑的卻是，不管跟誰作戰，他們只要有作戰的機會，就打得很好。”
英國傳教士寶復禮是這麼讚歎的：“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炮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槍彈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毫不怕死。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
3
這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老百姓啊，為什麼在清王朝的危難存亡之秋，竟然心甘情願地做了番邦蠻夷的走狗，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呢？
洋鬼子們也很不解。
寶復禮猜測道：“如果他們和作戰對象來自一個省，他們可能會拒絕作戰。但是，他們是山東人，與天津人北京人毫無共同之處。”
這猜測有一定道理。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只關心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有時，即使鄰村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也只做壁上觀。三元里抗英就是一個例子。
三元里是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841年5月，佔據廣州四方炮臺的英軍到三元里搶掠財物、強暴婦女，當地人民奮起反抗，打死數名英軍。隨後，三元里附近103個鄉的群眾包圍了四方炮臺，並誘敵至三元里牛欄崗。當時恰逢傾盆大雨，英軍槍炮皆啞，手持刀、矛、鋤頭的民眾乘勢猛攻，人數越聚越多。英軍增援部隊到達後，才解救了被圍困的英軍。
這是我們熟知的，歷史教材上言之鑿鑿，可是，事情的真相還有另一面。鄰近那些沒有遭搶掠侵犯的村莊，民眾一如既往地向英軍出售糧食、淡水、禽畜，乃至出賣勞動力。因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才是正經。什麼國家情懷、民族大義，都和他們無關。
這也難怪。
那個年代，天下是大清的天下，君主是一切的主宰，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力，做老百姓的，只是鹿羊雞狗，隨時準備著被端上餐桌。既然如此，被這個吃和被那個吃，不都一個樣嗎？頂多吃法不同而已。
4
那時有一句俗語是這麼說的：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
而這些洋鬼子，長得像鬼，怪模怪樣；嘰裡咕嚕，怪腔怪調；也殺人越貨，也強姦婦女，但比那些更兇殘的大清的匪、兵、官好得多！
兩害相權取其輕。
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據當時的名記者汪康年記載，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城期間，拳民綁架韓姓大戶，高價勒索不遂，殘忍地撕票了。韓妻準備向官府控告，可是據經驗，官司打下來，曠日持久，最終也會不了了之，於是眾鄉鄰出主意，既然洋鬼子佔了北京，那就是當然的“民之父母”，向洋鬼子告狀，或許有用。一告之下，果然有效，洋鬼子出兵，把這夥拳民全滅了。當地老百姓，因此感恩戴德，把洋鬼子叫做青天大老爺，稱頌不已。
親近、信任侵略者而疏遠、疑懼本國官兵，在那個年代，相當普遍。俄國《新邊疆報》戰地記者德米特里·揚切韋次基寫有《八國聯軍目擊記》一書，記載：
“中國的農民從事著和平勞動，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有一箇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
侵略者侵佔我家園，本該深惡痛絕，咬牙切齒，群起而攻之啊！可是，為什麼會完全相反呢？
問題就出在“侵佔我家園”的說法不確，或者說，根本錯了。這大清的天下，根本就不是“我”的家園，它的興衰成敗，和“我”沒半毛錢關係。“我”，只是待宰的羔羊，等著烹炸煎炒，然後被端上餐桌，供主人享用。至於主人是誰，姓李姓趙姓朱或者姓愛新覺羅，又有什麼區別呢？
沒錯，洋鬼子是異族。但異族又怎麼樣呢？帖木兒氏不也是異族嗎？愛新覺羅氏從前不也是異族嗎？
既然這天下是他愛新覺羅家的，那麼，丟不丟，和咱老百姓有什麼關係？
帶路黨盛行，只因為這些洋鬼子比匪好，比兵好，比官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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