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訪問中，主持人問張國立：要走到哪一步，才能成為真正的男人？
他的回答是：走到你的最後一步。張國立今年60多歲了。他依然一步步地演著，
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晚上十點半收工，勤勤懇懇，從不遲到亦從不抱怨，
踏實和善一如某位你從小便尊敬的長輩。在他出演的數十部影視劇中，他總是個善良的人，
時而浮現奇思妙想，有充分的幽默感，並令人感覺安全。
沒有那種天分充沛而後一朝成名的戲劇性，張國立的人生故事，既不跌宕起伏也不令人眩目，
但正是他以及他這樣的人，讓我們相信，那些傳統的、老套的道理，譬如勤奮、譬如誠懇這些做人的道理，
總是能帶來積極的正面力量。
起步文工團
1955年，我在天津出生，後來在北京長大，七歲全家又搬到了陝西。讀初二那年，我頂著哥哥的名義到貴州凱里當了鐵路工人。
那時我們休“大禮拜”，兩個禮拜休一天，每逢休息我就一早起床，步行十公里去看父親。有次看到父親在燒鍋爐，到了時間還沒燒開，父親之前的一個司機就給了他一桶柴油，想混在煤裡燒得快點。但被人看見了，就罵那司機。我拿著通火條子就衝過去了，如果不是父親死命抱住我，那人就被我捅死了。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父親後來跟我講了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還教育我說，別人說你你就不要說話。我本性不算活潑，這件事之後就更加沉默了。
不到十八歲，文工團工地戰宣隊找到我，說我普通話不錯，想讓我進隊當報幕員。我最初不願意去，父親說你一定要去，能讓你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說明我已經沒問題了，很快就要“解放”了。我這才意識到這對父親來說意義有多重大。
我的演藝生涯，就在鐵路文工團起步了。除了報幕，還唱小合唱，跑京劇龍套，負責燈光、拉大幕什麼活都幹過。回想起來，這些看似瑣碎的工作給了我許多養分。拉大幕也不容易，幾聲鑼起，要走得快還是慢，謝幕時刻的拿捏等等，都有講究。我懂得什麼事要做好了都不容易，也有了平常心來面對這個圈子的功名。
那時文工團走到哪裡，哪裡就像過節。平地搭臺子，或者八輛大板車對到一起，十里八村的人走上半天路也要來看。一次開演前，一個老師突然生病，我說“我可以”，整天在後臺看，所有臺詞都能背下來了。結果演出效果不錯，從此我就真正到了臺前。
第一次拍電影是在1975年，做群眾演員，每天早上4點起床化妝，等主要演員也化完妝，就坐汽車去片場。導演坐“嘎斯69”，一種蘇聯吉普，在前面開道；主要演員坐轎子車，緊跟其後；最後是我們這些群眾演員，站在解放車上，一大隊人馬就這樣浩浩蕩蕩地在路上跑。那時電影還不是同期聲，攝影機一響所有人都緊張，我聽著那機器轉動的聲音卻非常愉悅。一天拍四個鏡頭，晚上回來就開篝火晚會，朗誦詩歌。那時的心情美極了。
1989年我跟著一個考察團去了南極，也是因為一點私心。考察團剛到南極就遇到了冰崩，船頭破了一個大洞，隨時可能沉沒。當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扛著攝像機衝到船尾，拍下了冰崩時飄揚的國旗。船長要求人員撤離，我還扛著攝像機，就看到一個一個人站起來，說“我是黨員”，都不肯先走我眼淚立刻流了下來。那是我第一次在影視作品之外看到這種情況。我跟船長說，我不是黨員，但我要求留下。140天的南極之行，人生態度都不同了，回來之後覺得，生命才是最可貴的，其他都不重要。
33歲那年，我放棄一切，和鄧婕一起來到北京，從頭開始。為了房租，開始四處奔波。第一次進首都劇場，是演《朱麗小姐》，看著這麼大一個劇場，我告訴自己：安靜。上臺了，那幾個小時都不知道是怎麼度過的，很多時候不知道臺詞到底說了還是沒說，也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但別人都說特別好。曹禺老先生也來看戲，看完約我到他家，給我寫了幅字，至今還掛在我工作室。他說：“一個偉大的人有兩顆心，一顆心流血，一顆心寬容。”
因為《朱麗小姐》，我獲得了“梅花獎”最佳男演員獎，這是中國戲劇界的最高獎項。但那段時間我的生活稱不上如意。剛剛經歷一場婚變，我兩手空空；鄧婕已經演過《紅樓夢》，大紅大紫。有時她說“你沒有煙了，我給你買菸去”，我都會覺得心裡很痛，因為，我怎麼連個煙錢都沒有。
我給電影配過音，也做過廣告片和MTV導演，到1994年時已經小有成績。但我一直還是想演戲。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讓我重回影視圈，那之後片約開始不斷。拍了四部《康熙微服私訪記》、四部《鐵齒銅牙紀曉嵐》，走到哪兒都有人叫我“皇上”。但我依然喜歡飾演小人物，譬如《金婚》《親兄熱弟》那種家庭題材的故事，以及正在拍攝的《抬頭見喜》。現在不僅演戲，我的身份也變成了導演和製片人，負責兩家公司的運營。
堅持溫暖與現實
許多人問我，既是演員，又做導演，還是兩家公司的管理者，感性和理性之間的跳躍，是否困難？我從來沒覺得這有什麼的難的，就像電腦的程序，互不影響。頭兩年比較拼命的時候，我常常一邊演戲一邊佈置下一個鏡頭，也許還流著淚呢，就一邊哽咽一邊說“來，機位擺在那兒”，除了身體有點累，這並不影響我的判斷。
電視劇市場永遠都在走兩條路，一條貼近觀眾，譬如小人物的家庭戲；一條抓熱點，譬如前陣子的穿越劇。穿越劇現在被叫停，家庭戲則往往並不反映溫暖，而是把人性撕裂，好像親情再也不重要了，一家人為了利益，都撕去了面具，鬥得血淋淋的。可能老百姓也願意看，畢竟生活中也常有殘酷事發生，但我覺得這不符合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
這個時代物質極大豐富，但幸福感降到史上最低。因為人們的價值觀出問題了，不再向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那些良善的東西，而是追求個人利益、自我中心，所以才出現了壞了的饅頭加點顏色再次出售這樣的事情。每個人都在抱怨漲價，唯獨沒有看到自己的生活水準也在提高。
所以我願意拍《養父》這樣的小人物戲。我飾演的小人物，生活並非一切如意，但總是樂觀、豁達、容易滿足。這滿足不是靠金錢、物質來衡量的，而是用快樂，自己快樂，也感染著身邊的人。正在拍的這部《抬頭見喜》，仍然是一部關於小人物的電視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私心、小毛病，但這不妨礙他們的可愛，總之，這是一部溫暖的戲。我常想，我們不應該要等到人都去世了才來拍戲表彰，譬如焦裕祿、孔繁森，為什麼不能在他們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的時候就把他們挖掘出來呢？這不是該我想的事，但我常常想到這個，所以才要堅持拍一些溫暖的現實主義題材的東西。
會聽到一些導演抱怨演員片酬太高的傳聞。現在什麼都在漲，包括房價、墓地價，票房、收視率、電視臺的廣告收入也在漲從更大的視角看，漲是件好事，證明社會經濟在發展，只不過圈子裡有些人，不懂什麼叫和諧。拍影視劇，大家是一個共生的群體，如果都互相抱怨，產生不和諧的聲音，對整個行業是傷害。我常跟自己說：不要抱怨審查制度，也不要抱怨娛樂形態，只要我還在這個圈裡幹，那就努力。
運營兩家公司，我希望公司的經營更多元化，但作為管理者，我傾向於保守。激進有其空間，只要衝出來就能大火，正如這兩年的電視劇市場，總有一兩個人衝出來。這也會讓我們考慮：為什麼我們不能拍但別人卻拍了還通過了呢？但再想，又覺得這並不重要，根本原因在於我真正想拍的東西不是這個。還是拍自己喜歡也擅長的吧，這並沒有什麼不好。
我常說，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快樂。王剛說我“是個沒意思的人”，我倒覺得他應該感激身邊有我這樣的朋友，否則他天天買古董，哪有那麼多錢？是我幫他做項目、讓他拍戲賺錢之後再去買古董，哈哈。說我“沒意思”也有道理，和他們相比我的生活更單調一些，但即使他們看不上我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羨慕他們的。我自己覺得有意思就好，每天做自己喜歡的事，這已經給我足夠的快樂。拍《抬頭見喜》，我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六點半就到拍攝現場，直到晚上十點半收工。每天如是，從未抱怨，挺快樂的。
很多人問我，有沒有考慮過把公司上市，我常說“野心大了去了！”國立常升在製作方面有一定實力，華誼上市之後，許多人找我談過上市的可能，越談就越膨脹。但這波潮湧過去，我很快就清醒了：現在正是我最舒服的狀態，不用努著勁想上市，而是和公司一幫人，好好拍些戲。一年能做一個項目就做一個，趕上有好劇本就做兩個，沒有好劇本，兩年拍一個也行。做自己喜歡的事，不急躁，不煩悶，最好，何必用上市來把自己驅逐到一個更繁忙的境地呢？
“炮灰”的堅持
表演是一個技術活。一部電視劇三十幾集，不能從頭到尾都使勁演，大到哪些地方該使勁、哪些地方該放鬆、哪些地方該放棄，還有如何和對手配合，小到如何流眼淚—什麼時候該流，什麼時候不該流，在哪個節骨眼上讓淚珠正好掉下來，都是技術。要靠努力，也要靠悟性。
每個演員都有其觀察瞭解生活的方法，我也一樣。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拍戲，拍不同的戲，要求你去了解不同人物的狀態，體察角色時，周邊所有人都是素材，甚至可以調動幾十年前的經驗。演員要把自己的資料庫充滿，但如何充滿，或者說，如何保證自己“接地氣”，這是個技術活，其中細節是我演戲的秘笈，不打算傳授。
我相信演員是一個展示全人格的行當。有的演員不演負面角色，因為角色會影響他的性格，但我恰恰相反，我可以演王八蛋，但這並不代表王八蛋的性格會影響我的價值觀。演員只是我的一份職業，我扮演角色，但角色對我的人生沒有任何影響，沒有什麼角色是我禁忌的。
時代會給每個人打上烙印。相比年輕一輩的演員，我們這代演員可能會覺得自己是炮灰：那麼的努力，努力修行、努力演戲、努力恪守著“要想演好戲先要做好人”的戒律，到可以出成績的時候，卻發現年輕人可以一夜成名，甚至一條負面新聞就可以爆紅。這是個很大的衝擊。
但我想，當80後、90後老了，當他們教育後代時，會比現在的我們說得更多。我們頂多說“要努力”，他們除了“努力”之外，還會說“要堅持，不堅持的話，你獲得的東西將會很快失去，太容易得來的，都是虛的。”這個時代出了很多問題，但我想，一些看似古老的價值觀，值得堅持。
時代的進程是每個人都要面臨的事情。就像我之前不喜歡年輕人來採訪我，動輒“說說您的過去”，我心想我的過去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但一代代更換，熟悉我的那一代記者已經退休，年輕的記者也許他們感興趣的是現在的娛樂噱頭，我是老古董了，要採訪我還要做功課，聊起來還可能話不投機這都是時代的進程，我接受。所以我佩服那幾位和我同時代的演員，能在變化的時代中堅持下來，做到今天，靠的是對這個行當衷心的熱愛，以及永不停息的勤奮。
也許我這輩子生下來就該做這行當，它給了我一切，比如我的自信、執著、榮譽，甚至孤獨。十年前，我們跟陳寶國、陳道明經常一起玩，打打小麻將。我們家住在21層，打到午夜就沒電梯了，就不走了，一夜一夜坐在那兒聊天。現在好不容易打個電話，還是助理接的。葛優總說，老了以後咱們都得在一塊啊！這種話，特別溫馨。
我一直在想生活本身是為了什麼。《五月槐花香》裡面，張鐵林演的範五爺有句臺詞，“活著有意思，活著看著，看著活著，有意思”。我覺得這句話挺有哲理的，有意思和沒意思，其實就在一念之間。覺得沒意思的人一定認為自己活得不如意，但“如意”的度到底在哪兒呢？把它調得高一點，現在就是不如意；把它調得低一點，現在就非常如意。想明白這個道理，我就踏踏實實把眼前的事做好。
有時我會想起和我一起上學的那些人，許多名字我至今記得，但他們現在都在做什麼呢？也許在某個小城默默無聞，也許已經下崗。我能有今天，已經得到得太多，付出多一些，也是應該的，負面的東西，也本該是生活的一部分。幾年前我皈依，相信所有事都是原本要發生的，發生了，就去面對。
我理解的幸福，就是舒服，不光自己覺得舒服，周邊人也都舒服。它是一種整體的感覺。什麼時候你問別人“你幸福嗎？”，得到的回答超過六成是“我很幸福”，那才真正到了一個幸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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