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认知的边界,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

来源:e代理(id:iedaili)

分享嘉宾:大搜车创始人 姚军红

e代理创始人 何文迪

本文仅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交易建议


CEOTALK回顾 | 突破认知的边界,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

“创始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探索者。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赋能,才能给公司源源不断地注入能量。”——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 纪纲


“经纬出行”与“三朵云计划”携手推出了“CEOTALK”系列,围绕创业中关于“探索与突破”的话题,邀请到了行业老兵——大搜车创始人姚军红先生,与创业新手——e代理创始人何文迪先生,为大家分享To B行业在颠覆与赋能方面的经验之谈,他们认为,拓展认知的边界是保持领先的秘诀,其次,作为创业者,不忘初心,不抱有侥幸心理,以及坚定的自律性,是二位CEO给大家分享的最宝贵的成功经验。


首先让我们回顾本次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


本期金句赏析


  • 对于创业者,初心很重要。企业要创造价值,这个价值不在于创造本身,而在于创造与消耗的差值,这是价值创造的体量。当价值创造越丰厚,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波动对企业的影响就越小。
  • 经营企业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自律性很重要。创业和经营企业也是一样的,不能有侥幸心理,面对危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为了小概率事件去赌是不值得的。
  • 当我们非常狭隘地且深井式地钻研一个东西时,状态可能会越来越差,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面对焦虑最有效的方式是抽离,物理的或是心理的。


海归创业与本土创业的心路历程


何文迪:我个人既有海外学习的背景,也有香港私行工作的经验,还有国内连续创业的经历。看似背景非常多样化,但是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段经历的学习和积累都为下一阶段做了铺垫和准备。我认为海归创业劣势比优势更多,当然每一个背景和每一个年代的创业者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从海归来看,中国主流的创业者,海归比率不太高。海归创业的优势在于西方教育的背景和文化的熏陶,他们在创新精神、团队意识方面更强,在接触和消化理解西方现有的模式、信息方面优势也更大。劣势是,在中国创业需要接地气,真正撸起袖子去干很重要,很多海归因为经历、教育背景很难去做到,优势和劣势都是相辅相成的。


姚军红:我的个人经历属于很标准的流程,国内上到大学,一直进到国企,因为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就出来创业了。最早是倒卖机票,后来到北京做传媒、做租车,最后做大搜车。我个人的成长是一个认知持续不断变化的过程,大部分东西都要靠自己来悟。我认为本土创业的优势在于从最底层的环境里出来,对人性的理解更强烈。


当创业遇到SARS与新冠疫情


姚军红:2002年SARS开始的时候我在风口广州创业,当时是卖机票的,面临了断崖式的下跌,每月销售额下跌95%,死扛了五六个月,最终公司倒闭,当年的SARS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然后就去了北京。创业这么多年,我意识到创业者的初心很重要。在我做机票的时候,当时的初心是利益驱动,想赚钱。到北京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创业者创业的核心应该是,做的企业要为社会解决问题,社会是否有这个问题存在,是否有这个需求。在广州的时候做机票,还考虑过倒卖海鲜,最后发现越想赚钱可能越赚不到钱。核心还是要回归到为社会解决问题,之后做了大搜车,2013年也有个转折,关于需求。有时候只看需求也容易出错,有时候满足需求可以创造10块,但为了满足它可能花了12块,能耗更大。到了现在,我意识到企业要创造价值,价值不在于创造本身,在于创造多少加上消耗多少的余额部分,这部分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体量。今天面对新冠,我从容很多,我们一直在复盘我们对社会的价值创造,价值创造越厚,社会环境带来的波动对你的影响越小,以前影响大是因为我们当初做的创业方向创造的价值很薄。我认为疫情至少持续6-12个月,之后至少要50%时间恢复。中国恢复,全球也可能爆发,对我们的供应链有很大影响。大家面对困难时往往会去找救命稻草——数字化,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进程会被加快。


何文迪:从几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疫情对整个国家肯定是不好的,SARS爆发的时候我还在读书,从学生角度而言,能放假当然开心。此次新冠,作为一个创业者状态就会不一样,早期有蛮多的焦虑感,这样的变化本身是一个成长。第二,经历疫情最大的体会是经营企业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自律性很重要。有投资大师说过,要把大的筹码放在大概率的事情上,创业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大多数人一开始判断疫情6月份就差不多结束了,因为当时他们没有看到全球蔓延的趋势,没有看到拐点。因此不能有侥幸心理,要做最坏的打算,有足够的自律性,为了小概率事件去赌是不值得的。疫情本身是黑天鹅,黑天鹅里还有黑天鹅,怎样考虑最坏的打算,更加自律地经营企业很关键。第三,我们公司内部做过一个辩论,疫情对财富管理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我们认为短期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疫情推进了“劣币驱逐良币”,让很多低效的东西被淘汰,原来要2-3年养成的习惯,2-3个月就可能催化了。


疫情下的赋能行动


何文迪:疫情期间,我们顺势推出了“三朵云计划”。因为我们看到疫情让财富管理行业当面交流的机会变少了,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线上方式理论输出、交易的支持等很关键,我们通过三朵云计划做了很多尝试。一方面,这是危机中的机会。另一方面,如何有一个敏锐度和反馈的机制去快速地拥抱变化,去做出适时的调整,捕捉危机中的机会很重要。


姚军红: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做了一些直播、云卖车等,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既不是受影响最大也不是受影响最小的,我们介于线上线下之间。疫情对于我们是双刃剑,一边受影响一边受激励,对我们来说如何帮助面对困境的零售店,这个阶段能给到赋能,才是对他们最有价值的。汽车是有独特性的,中国经济一波动,首先影响到的是汽车,汽车行业是未来看中国经济的温度计。去年,中国汽车行业面对28年高速增长的首次波动,今年应该会下滑更多,对行业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一方面要给他们更多信心,同时通过直播等获客方式尽一切可能给他们带来收益。直播给汽车讲解带来了新的方式,离成交更近。


关于轻资产


何文迪:轻重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很喜欢轻模式,效率更高,更加规模化。后来觉得重才是壁垒,现在觉得轻和重是相对的。第一,不管轻还是重,很多商业底层的逻辑是绕不过去的,很多轻公司后来越做越重,重公司开始减负。轻和重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也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第二,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逻辑去梳理,轻资产公司受疫情影响相对小,重公司受影响更大,但其实又不绝对,轻模式的公司从理论上来讲,通过技术、新模式替代了传统的人。但是同等的疫情下,是否真的可以去裁更少的人,这个问题也是不一定的。第三,轻和重的本质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能不能用更强的技术、更优的模式去代替原来是人力的或是比较死板的人的方式去做,另一方面是能不能用开放的平台和机制让本身需要自由去做的,通过更加开放的机制去跟别人合作,这里面又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足够的协同联动,既有掌控力,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姚军红:我不区分轻和重,我认为是效率高低的问题,核心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能不能找到符合这个时代的技术,去改造原来商业的最高效率的方式。我之前不懂互联网,到2012年底做大搜车才真正觉得要去学互联网,思考什么是互联网花了6年,后面就开始脱离互联网,开始思考商业本质。六年里,前面四年基本没有理解,没有得到最佳答案,2017年我得到一个答案,虽然没想清楚什么是互联网,但是想清楚了互联网改变商业的本质是通过在线资产配置替代人力资源配置,这是互联网时代给创业者带来的最大的机会的突破口,是用多少资产配置的方式替代了原有的人力资源的方式,然后给社会提效了。我先前得到了一个认知,就给员工定义了三个业务原则:第一,但凡发现是人力资源配置的生意,必须交出去,不能自己做;第二,但凡能够数字化的环节一个都不要遗漏,全部数字化;第三,但凡发现是基础设施的必须拥有。当时我的认知还是半截子认知,但是通过这个认知,我们的业务原则定了下来,今天得到的好处是,我们的业务很多、业务线很长,但我的人效很高。因此,轻和重不重要,关键要抓住核心提效点在哪里,只要把这一针强心剂打进去,提效起来了,企业才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


上一次焦虑在什么时候?


何文迪:创业确实是让人很焦虑的事情。作为一个创业者,一定是天生比较乐观,然后可以用某个知名企业家的话“左手温暖右手,自己去积极地拥抱变化,面对很多挑战”。我最焦虑的还是比较迷茫的时候,如果一个方向是明确的,只是执行、人不够、钱不够还比较好解决。但是迷茫的时候,尤其是在很多巨大变化面前,作为一个企业最后一道防线或是作为企业的创始人,这个时候如果迷茫和焦虑,这是非常痛苦的。好在我们自己在应对很多变化和困难时,敏捷性和自己的调整比较快,但时不时会有几天是迷茫的时候,大概六到九个月一次,每次一两周。


姚军红:我其实很多年不怎么焦虑了,我这一辈子最焦虑的有一年半,在广州做机票,当初赚了点钱做其他投机生意,亏出大窟窿,公司周转资金出了问题,一年半的时间才缓过来。那一年半里,每周一到周四借钱,周五周六还钱,周日可以休息一下。那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之后已经觉得没什么事能难倒我了。面对危机时,我有些习惯性思维,先看危机最大的底线在哪里,最大的底线是不是可以承受的,承受的结果是什么。有了底线之后再看突围的机会在哪里,任何一个机会都不能放过。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心态,看用什么样的心态,焦虑不解决问题,只可能会更糟糕。


何文迪:关于缓解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经纬出行有没有什么团。坦白讲,自己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是抽离,物理和心理的抽离。前面提到六到九个月一次焦虑是比较大的,但是有时候肯定会有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这个时候睡个长觉就好了。对于我而言,很多时候当你非常狭隘地、非常深井式地钻到一个东西里的时候,状态可能越来越差,更不利于解决问题,这样形成恶性循环。我自己会用各种方式把自己抽离,物理的或是心理的,看一下历史记录片等。当你抽离一下再回过头去看,很多角度都会是新的,原来没想通的点可能就想通了,抽离无论是何种方式对我都是非常有效的。


姚军红:我那一年半的时间,每天都通过打麻将来抽离。也曾试过打游戏,也是可以快速抽离的。


突破认知的边界


姚军红:我的认知窗口没有那么宽,但我有一个习惯,发现问题时不喜欢问问题,而是自己去消化,因为问完得到的答案往往不是我的答案,有可能很快会忘记。对我来讲两个时刻是比较欣喜的,一个是发现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我要保证我脑子里的问题一直是清零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环境发现问题,这个环境不同时期不一样,我最早的时候通过谈话发现问题,我把认知总结为四个词,看听谈做。“谈”是我经常用的,找各种各样的生意人去谈,听他们的生意经,抽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后来的“谈”升级为为和狡猾的投资人谈,他们会问各种问题,一般都很尖酸刻薄,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欣喜。最近的阶段是去上课,基本上保持任何时刻都有两个课程在变形,去开开天窗,而且一定要找自己不在舒适区的东西。作为一个创始人,一要找到窗口去发现问题,二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消化找到的问题,把自己认知的体系结构化起来。

何文迪:

关于“突破和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和问题,创业者和高管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第一,我很早听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一个企业CEO的个人天花板就是企业发展的瓶颈”。从经营一家企业而言,企业在快速地发展过程中,会在很短的时间经历不同的阶段,个人的突破很关键。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平台,在团队里经常会碰到早期成员个人的发展跟不上公司的节奏,一方面是比较痛心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去设计一个好的机制帮助大家去成长。第二,通过我个人这几年的思考下来,我认为所有的突破的前提首先是认知的突破,为什么很多事情越做会越敬畏越谦卑,反倒是初来乍到的人很狂妄,做了之后发现很多坑。认知的突破是一个前提,所有的裂变都需要意识到自己是不够,这样的认知一方面是知识,另一方面是更多的是心态和状态,怎样变得更加敬畏和谦卑。第三,我们所处的财富管理行业,大家觉得是泛销售领域,我们每天接受不同的信息,我们要消化处理,再用自己特有的理解、独到的体会,用一种有机方式再系统性地输出给别人,这样的一种信息的汲取、消化处理、输出,这是很关键的,这是知识养分信息的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再循环、再生产。


姚军红:我补充几点,我自己看来,创业者同时在建造两栋楼,一个是现象,就是我们看到的公司的业务模式怎样、收入多少、规模如何,另外心中有一个抽象的楼,是支撑大厦的底层逻辑到底通不通。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繁荣的,但是眼见到的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东西都看不见,比如人性、道德、法律、规则。创业者心中要有抽象的楼,这个是支撑现象这个真正在盖的楼的,盖实物楼发现的问题必须在抽象里找到答案,必须是结构化能够支撑继续盖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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