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風凋碧樹
1924年秋，清華學校正在籌辦“國學研究院。”
校長曹雲祥希望聘請胡適進入國學院，擔任其中一位導師。但胡適卻拒絕了：
“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梁任公，就是攪動“戊戌變法”的梁啟超；
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國學大師；
王靜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國維。
當時，王國維正擔任清朝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邀請，就不再方便跟清室頻繁往來。
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好友蔣汝藻在信中勸慰他：“清華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需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打動王國維的是後面的幾句話：
“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
脫離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國維最盼望的事；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願。
就這樣，王國維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和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這所研究院有多牛？
存在的4年中，畢業生僅僅70餘人，但是質量非常之高，有50餘人都成為中國人文學界的著名學者。
王國維也因此桃李滿天下。
但令人詫異的是，號稱“國學大師”的王國維，年輕時崇尚的卻是西方“新學。”
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
1877年，王國維生於浙江海寧縣。
從小“體質羸弱”的小王，人生道路早已被父親王乃譽規劃好：讀經書、考科舉、點翰林、做高官，這也是傳統士大夫走過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舉中金榜題名，就要讀《四書五經》。
可王國維從小就不喜歡這類書，就這麼馬馬虎虎的讀了幾年，竟然在15歲那年考中秀才，成為“海寧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繼續考試，再也沒有好運氣，不出意外的名落孫山。
但世界為他關閉一扇窗戶的時候，也很貼心的為他打開一扇門。
在杭州，他第一次知道了《四書五經》之外還有更寬廣的天地，後來在他的《三十自序》中回憶：
“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
他的父親也是開明的家長，並不阻攔王國維讀這些課外書。
王國維選書的理由很簡單：能夠救國救民的書，就必須讀。而要救國救民，只有學習西方的文明。
從此他開始憑藉自己的興趣，走上了一條望斷天涯的登天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
既然背離《四書五經》的道路，也就直接導致他在科舉中再無寸功，金榜題名的榮耀，也與他徹底無緣。
1898年，王國維來到上海謀生，在《時務報》中做些抄寫、校對的工作。
清貧的生活，沒有讓他忘記來上海的目的：讀書救國。
在幾年的時間裡，他勤奮刻苦的學習了德文、英文、日文，並且通讀了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的著作，成為最精通西方哲學的中國人之一。
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王國維很可能像胡適一樣，成為西裝革履、吃麵包喝牛奶的“全盤西化”人士。
正是羅振玉的出現，才真正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國維。
在《時務報》工作時，王國維每天午後會去隔壁的東文學社，學習3個小時。
有一次，他在學習之餘順手在扇面上題了一首詩，其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
如此大氣雄渾的詩句，瞬間讓東文學社的老闆羅振玉大感驚異，就決定資助這個年輕的學子，讓他好好學習，沒有後顧之憂。
羅振玉不僅資助王國維東渡日本留學，還讓他在自己主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性文章。
可就在一顆學術明星冉冉升起時，羅振玉給了他當頭一棒。
當時的王國維，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論中不可自拔，羅振玉就勸他：“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
王國維的反應是：“聞而懼之。”
西方的學問發韌於西方的土壤，依據的也是西方的傳統習俗，如果照搬到中國的大地上，可能會水土不服。
而一個國家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文化，那麼就成為顧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縈繞在讀書人心中的一份情節就是：國已將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這層道理，王國維大徹大悟。
從此以後，他在研讀西方經典的同時，花費了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諸子百家和宋明理學。
西學與中學的融會貫通，放佛讓王國維打通了任督二脈，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03年，王國維發表《哲學辯惑》；
1904年，撰寫了《紅樓夢評論》；
1908年，寫下了《人間詞話》。
辛亥革命以後，他和羅振玉東渡日本，暫時避開國內的紛爭，只求能夠靜心做學問。
王國維的學術功底經過十幾年的積累，終於在日本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第一部關於戲曲的著作《宋元戲曲考》發表；
將中國歷史向前推進1000年的《殷墟書契考釋》發表；
最早研究敦煌漢簡的《流沙墜簡考釋》發表，更被魯迅稱為真正研究國學的書。
北宋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王國維知道自己沒有文韜武略、沒有用兵奇謀，能做的只有“為往聖繼絕學。”
清楚了自己該如何報國，王國維就在這條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禮樂崩壞的清末民國年間，所有人都向“美麗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齊，只有王國維在人群中逆行而上，向世界證明：中國的學問，一樣很精彩。
眾裡尋他千百度
在民國初期，最洶湧的群眾運動就是剪鞭子。畢竟要走向現代化，就要與過去決裂。可王國維的腦後，仍然託著那根小辮子，終生都沒有剪掉。
夫人不解的問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麼還留著？”
王國維說：“都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幹什麼？”
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剪了鞭子、換上西服，爭先恐後的表達自己的進步，只有王國維還穿著長袍馬褂、扎著小辮子，行走在大街上，看上去那麼扎眼。
只有王國維知道：“300年前，中國人已經歷過一次剃髮易服，但文脈好歹傳承下來。如今面臨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若沒有一兩個護道者，恐怕連皮帶囊都要被換了。
到那時，中國還是堯舜禹湯的中國嗎？中國人，還是炎黃子孫嗎？”
都以為王國維一輩子都在為滿清守節，其實在他的心裡，皇帝、朝廷、發服，是幾千年來中國的象徵。
面對洶湧而來的西方文明，他的堅守像是大海浪濤中的一葉扁舟，孤獨無助卻又堅定前行。
我們可以站在上帝視角去批判他的愚，卻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氣的堅守。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遍觀王國維的照片，表情都是統一的：嚴肅、古板、不苟言笑。
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很直爽，喜歡跟人開玩笑。但只要見到王國維就收斂起來，大氣都不敢出。
即便在老師們聚餐這種放鬆的場合，楊步偉都不敢跟王國維坐在一桌，就因為那種莊嚴、不怒自威的氣場，讓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剋制。
事實上，王國維不僅面目嚴肅，生活中也無趣的很。
他能寫出《宋元戲曲考》，卻沒有看過一場戲；
每天經過頤和園，卻沒有好好玩一玩；
即便跟學生在一起的時候，如果沒有問題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的抽菸，兩人相對無言，也不覺得尷尬。
所以他的孩子王東明回憶說：“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
徐中舒曾評價自己的老師：“他是有熱烈的內心情感的人。”
王國維在家中書房讀書寫作時，別人一般不去打擾他的清淨。
但孩子們玩耍時，還是會不小心闖進書房，每當這時夫人就來到門口，裝作很兇的樣子叫孩子們出來。
王國維被打擾了清淨，卻沒有絲毫的懊惱，反而擋在孩子們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鷹抓小雞”的遊戲。
孩子們在他休息的時候，也喜歡纏著他讀詩。
王國維就拿著書本一遍一遍的讀，甚至還跟孩子們玩他不擅長的畫畫。他隨便勾兩筆，胡話張口就來：“這是一艘船，這是個老頭子。”
這樣的老頑童，跟那個令人生畏的王先生判若兩人。
朱顏辭鏡花辭樹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王國維作為溥儀的老師，也在被逐之列。
這次事情，被他視為奇恥大辱，一直如鯁在喉。
1926年春夏，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命其部下開進河北。兩年前的悲慘遭遇，再一次浮上心頭。
如果僅僅是這樣，那也不過是再難受一次，可事情遠遠不止這麼簡單。
也是在當年，北伐軍攻入長沙。自命清室遺老、且留有鞭子的學者葉德輝，被軍隊強勢鎮壓。
這哪裡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要徹底除舊佈新的節奏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
學生薑亮夫去拜訪王國維，王就問他：“有人勸我剪辮子，你怎麼看？”姜亮夫只好說了些寬慰的話，讓老師放寬心，還是順應時事的好。
王國維卻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一生堅守的中國文化，被所有人棄如敝履。本想著多讀書、多教點學生，可時代卻要徹底掃清文脈存在的土壤。
一介書生王國維，在激烈動盪的的大時代浪潮中進退失據，面對彷徨前路，徹底失去了方向。
同樣是禮樂崩壞的時代，孔夫子還能“注六經、修春秋”，王國維卻無力反抗，只能眼不見為淨。
1927年6月2日，頤和園昆明湖邊。
王國維平靜的抽了一支菸，然後無悲無喜的向前走去，一頭扎進平靜的昆明湖中。
被打撈起來後，眾人在他的口袋中發現一封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面對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國維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續老舊中國的脈搏？他能做的，只是給時代的斯文和士人的體面，找個平靜的歸宿。
就像陳寅恪在為他撰寫紀念碑文中說的：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
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中說：“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
王國維用弱小的身軀，點亮一盞微弱的油燈，在時代的大潮中迎風搖曳，卻發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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