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方針，抱定“戰略防禦”的宗旨，仍稱得上是盛世

今日看點：宋仁宗的方針，

抱定“戰略防禦”的宗旨，仍稱得上是盛世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微史長城，今天我們來看看宋仁宗的軍事形勢與財政狀況。仁宗朝四十餘年，四面都遭逢危機。可以用和平手段來應對的，都順利地解決了。但凡是需用武力的，卻總是勉強渡過難關——甚至最後主要還是依靠和平手段才得以過關。其處理邊疆問題方面的方式和效果，很可反映政權之“不武”。這個政權顯然出現了問題。問題在哪裡？問題又有多嚴重？

宋仁宗永昭陵

君臣關於國家的發展，共同抱定“戰略防禦”的宗旨，這是邊境戰爭屢遇挫折的根源。仁宗關於這一宗旨的表述是：慎守祖宗基業，不貪無用之地。不得不說，“保境安民”、不事擴張，並不是一種落後的理念，它包含著對於領土、人口和民族三者如何作最佳配置的思考。但這種保守的策略卻不一定有利於國家的生存。尤其是綿延數千裡的北方邊界之外，是兩個遊牧者的政權，來自兩個北鄰的打擊，必然是極具機動性的。在這種態勢下，防禦作戰極為艱難，處處設防，但處處都可能被突破。針對這種被動態勢，宋曾經作過多次努力，宋夏戰爭前後，曾反覆分、合陝西戰區，試圖提高應變能力。但合則戰線太長，分則一路之內兵力不足以應付敵方大量騎軍進攻，只要宗旨不變，就無法擺脫左右為難的境地。

遊牧民族

戰略防禦並不是只有防禦沒有進攻，只是攻的目的仍在於守。比如遭遇圍城時出城襲擾、赴援，都是寓守於攻，甚至個別主動進攻的行動亦屬此列，譬如慶曆二年葛懷敏部欲在邊境伏擊夏軍，是遭遇進攻之時的反制行為。這些行動，可稱之為“主動防禦”。但是，宋方每次用於主動防禦的兵力卻很少。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最大的三次敗局，宋方都僅萬餘人參加。三次覆軍損折三萬人，宋方再也無力發動帶有進攻性質的戰役。但是，當時陝西正規軍即達三十餘萬，且不斷招刺民兵，這麼大量的戰鬥人員，是如何使用的？既然力主防禦，那就要在每個戰略要地屯兵佈防，這兒五千，那兒八千，每個地方都不足以抵擋敵方十萬大軍的進攻，而總兵力也就這麼被消耗了。戰役的失敗證明防線有漏洞，新增兵員便被用於填補漏洞。這個點有可能被突破，那麼就增加兵員；那個點也不夠強，也得增強兵力。這並不僅僅發生在陝西，河東、河北也是同樣的情形。所以在北部和西北邊境不斷增加禁軍員額，又不斷招募民兵，但仍然是隻夠防禦。而同樣設防嚴密的河東與河北，也就無法出兵支持陝西的戰局。

陝西帥臣夏竦曾提出一系列改良之策，較有可行性的一條是：調整各據點的防禦力度，根據據點的重要性和防禦的難度，增減屯兵，弱化次要據點“小寨”的作用，遇有戰事，併力保大寨。若戰略防禦的宗旨不變，這確是強化防禦力度的良法，但仍不變其被動局面。這宗旨何以不能變？這涉及戰鬥部隊在機動性方面的天然缺陷。

宋兵被fu

宋軍的兵種構成，是騎兵佔少數的混合部隊，其作戰的主力也非少數騎兵，而是以弓手、弩手為主的步兵。依照短板原理，其機動性取決於行動速度較慢的部分。但更明顯的短板或許是輜重部隊。宋軍作戰，是個系統工程，它不慣於“資糧於敵”等就地補給的行為，向來需要複雜的補給體系。若進行突襲，戰士“裹十日糧”似是極限，通常的行軍作戰，則專有輜重隊，以免兵士自負糧秣影響戰鬥力。而輜重部隊的保護與跟進，一直是作戰過程中的難題。如慶曆元年任福以步騎混合部隊追擊夏軍的騎兵，疲於奔命，輜重部隊更是被遠遠拋在後面，至其中伏之時，士卒已三日不食，此戰大可見混合部隊對機動性的制約。宋方單兵的作戰能力絕不下於任何敵軍，文臣所謂陝西禁軍拉不開弓、跨不上馬，或非普遍情況。

宋軍（現代）

從宋夏戰爭各場戰役來看，宋軍每戰皆依靠堅陣，有一段不落下風的激戰，給敵方以大量殺傷。但缺乏機動性的部隊，要大量集結以從事一場會戰，其難度可想而知。故每戰皆以少擊多——往往是以一敵十，戰鬥力再強，恐怕也很難避免覆軍的命運，若遇野戰，尤其如此。由兵種和作戰方式所造成的不利，是否有辦法徹底改變？由於馬匹之不易獲得，兵種無法調整，機動性不可能有明顯提升。

西夏騎兵（左）

所以，宋政權較前朝更重防禦而不善進攻，與其軍隊的兵種構成有“相輔相成”的關係，是技術問題對戰略形成了阻滯作用。而為了彌補兵種構成造成的機動性的缺乏，政權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兵力來強化北方防線，這意味著投入的財政資源也不斷上升。

北宋兵士，以其身份地位，大體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蕃兵。前兩者屬正規軍，有定額的薪餉。而禁軍地位又較廂軍為高，是作戰的主力。北宋前期，正規軍數字的增長令人驚愕，由太祖末年的不足三十八萬，到仁宗慶曆中，已增至近一百二十六萬。其中禁軍數亦呈現同步的增長速度，由十九萬餘增長至八十二萬餘。兵員增速，超過了這一甲子的歲入增速，以致財政捉襟見肘。主管全國財政的三司，感到壓力極大。據慶曆七年三司使張方平提供的數據，自宋夏戰爭以來，共增四十餘萬禁軍，政府用於供給他們的錢糧絹帛，共增兩千萬緡石匹兩，合全國八十餘萬禁軍，則耗去四千萬以上，與四十餘萬廂軍的耗費相加，合共五千萬以上。這還是“靜態”的養兵費用。

西夏武將

禁軍每三年一次換防，開銷又較常日倍增，一旦進入戰爭狀態，費用更是劇增，如宋、夏戰爭開始前，陝西、河東每年支出錢帛糧草兩千四百一十萬，戰爭期間，增至四千六百七十萬。當時約六千萬的歲入，至少六分之五用於養兵，僅剩不足六分之一用於維持政權運作的其他各種開銷，政府過得十分拮据。

西夏兵

這樣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為何不到萬不得已，宋政權更傾向於息事寧人，一旦開戰，又何以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戰爭可能帶來的惡果，首先是國家破產，從而引發更可怕的內部動盪。若不設法儘快終止戰事，宋夏戰爭之於宋，與公元二世紀的羌亂之於東漢皇朝，前景可能是非常相似的。其次才是損兵折將。相比之下，為和平付出每年數十萬的代價，自然遠勝於為兩三年的難期必勝的戰爭付出數千萬的開支。在南境進行一場獲勝把握較大的邊境戰爭，但要為三五萬遠征軍支出數百萬的額外花費，實在負擔過重，是否通過別的方式來節省開支？這樣一來，引入交趾援軍的想法就不難接受了，數萬交趾軍隊在兩廣的開銷，可能數十萬錢糧即可了事，因人成事，以盡少的支出辦成大事，仁宗朝的君臣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秉持這種精於計算的特質，使國家渡過難關。不過，他們偶爾會受數字的矇蔽，對更大的危險視而不見。

李元昊

幸運的是，就人力和財力而言，宋是一個龐然大物，端賴其內部政局之安定，它可將巨量的資源投入前線。這些資源被用來以不太高的效率消耗敵方的資源。西夏在戰爭中遭遇的困境是：每次重大戰事，己方的人員損失也是數以千計，通過幾次伏擊，消滅了三五萬敵軍，但若繼續深入，僅僅在陝西地區，還要面對近三十萬敵軍，若戰事繼續下去，就說不清是誰在消耗誰；越是繼續深入，反過來被陝西宋軍圍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歲以十餘萬之眾入侵，但從未攻佔哪個重鎮，無法完全依靠“因糧於敵”之策來供給，故而入侵無法長久。反覆進攻、作戰、退卻，一個循環之後，確實是舉國疲乏。因此，戰爭持續三年之後，李元昊已經很清楚，進行襲擾戰，他是有優勢的，但對於雙方都得不償失；佔據陝西，對他而言是非常困難的；至於佔領中原、滅亡宋政權，則幾乎不可能。只要宋能接受他稱帝的事實，他並不希望將戰爭繼續下去。在遼的介入下，他在形式上作出讓步，但實質上還是獲得了他想得到的結果。和平自然而然地恢復了。

李元昊

總結

總之，仁宗朝是個很正常的時代，立國近百年所積累的種種制度與社會問題，使它數次面臨危機，但這個時代，仍足以稱為“盛世”。幾次規模有限的兵變，尚不足以形成內治中的危局；對邊地的治理和對外關係，持一種過於穩妥以至稱得上是“呆板”的姿態，由是，對突發事件的反應，顯得相當遲鈍，但它有足夠的力量去平息，這或許是一個規模龐大但運作有序的文官政府的正常狀態。放眼當時的東亞大陸，宋確實也無由遇到致命的威脅。遼政權替他制服了蒙古高原上強悍的遊牧民。而幽雲地區屬於遼，對於宋的影響也並非全然負面。擁有一塊發達的農業地區，使遊牧的契丹族得以擺脫自然力所造成的定期南侵的宿命，這與歲幣、穩定的邊貿，共同保證了盟約得到堅守。而次一級的政權若西夏、交趾，以及境內的少數族，則不具備在持久的消耗戰之中使宋毀滅的實力。這個時代的宋政權是沉悶的，但又是穩固的，需要作某些改變，使它避免運作日漸遲緩終致某一天失去應激能力的結果。但若給它一場激烈的變革，卻很可能是過猶不及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