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尝病，今则愈矣”
唐宣宗大中二年，曾任歙州刺史的邢群在洛阳养病，他的友人、曾任淮海从事的朱琯罢官后，也在伊水和洛水一带闲居。一天，邢群昼卧在床，忽听有人叩门，叫人开门去看，见是朱琯骑马来访。此前邢群已听说朱琯生病，这时见他无恙，高兴地说：“向（昔）闻君疾，亦无足忧。”朱琯说：“某（我）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间（痊愈或好转）耳。”谈笑多时方才离去。后来才知道，朱琯在拜访邢群时刚刚死去。（《宣室志》）
朱琯既然已死，那么拜访邢群的就是他的灵魂——这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情节，不足为怪。耐人寻味的是，朱琯承认自己曾经生病，却说“今则愈矣”，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反映了古人将死亡视为痊愈的观念。再说邢群本已“疾甚”，从他昼卧来看，恐怕不是一两天就能好起来的，而朱琯却说他“不一二日，当间耳”，按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故事虽然没有下文，但补充一句“后二日，群果卒”，似乎更符合志怪小说的逻辑。这样，朱琯的“愈”和邢群的“间”就在死亡的意义上统一起来。
“不须药，只到南京便好”
明代松江人姚蒙善医，为巡抚邹来学诊病，仅从脉象就诊断出他不为人知的隐疾。邹向姚求药，姚说：“不须药，只到南京便好。”并为其掐指推算日期。邹说：“知之矣。”如期动身，到南京而卒（据《玉光剑气集》）。姚蒙所谓好，听起来像是痊愈，实际上却是死亡，可见他也是将死亡视为痊愈的。而邹来学所谓“知”，很可能是对姚蒙的意思心领神会。倘如此，则可见以死为愈的观念在古人中并不偶然，而近乎一种共识。
如果说这种观念对上述诸人来说尚属无意识的表达，那么在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那里则可能是自觉的意识。据柏拉图《斐多篇》，苏格拉底临终，喝下去的毒药已经在身上发挥作用，他的脸被盖起来，但当他腰部以下都已冷却时，他又揭开盖头，对陪伴在身边的学生克里托说出最后遗言：“克里托，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献一只公鸡。注意，千万别忘了。”克里托说：“不会忘，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你肯定没有别的事了吗？”苏格拉底没有回答，他的嘴和双眼已经合上。
苏格拉底接过毒药
这是一件什么事，以至于成为苏格拉底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牵挂？如果知道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疾病痊愈后向医神献祭是古希腊人的习俗，那么就不难理解苏格拉底最后嘱托的寓意：死亡就意味着痊愈。据罗素《西方哲学史》，“苏格拉底是害过一生间发性的寒热病而痊愈了的”，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如果他在生前某个时期已经痊愈，那么在他看来如此重要的一件事，生前亲自去做岂不是更能表达自己的诚意？为什么直到最后时刻才留下遗愿？也可能他的寒热病生前一直未愈，直到腰部以下僵死之后，他才感到百病全消，于是在他智慧的头脑里闪现出生平最后的思想之光。是不是这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思想的内涵，正如《斐多篇》提要说：“对苏格拉底本人来说，他痊愈了，而不是死亡了。他不是正在进入死亡，而是正在进入生命，一种‘更加丰富的生命’。”（《柏拉图全集》中文版）这与他相信灵魂不灭有关，因为倘若死而有灵，今生的病痛未必还会带进彼世，如果是那样，也就谈不上善恶报应了。撇开这一点，这一思想仍有其价值，事实上也的确可以在后世思想家中找到知音，如基督教理论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
当好朋友去世时，我们有某种喜悦；因为尽管他们的死，留给我们的是悲伤，但是我们得到令人安慰的信念，他们摆脱了此生中甚至最好的人也会被其搞垮的疾病。
就生理上的疾病而言，人一死，病痛的确就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与痊愈也可以说是两极相通。据体验过濒死状态的人讲，濒死和弥留之际的确病痛全失，仿佛灵魂在瞬间脱离躯体，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极度轻松。古今中外，不只一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描写过这种感觉。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主教》中，主教彼奥德尔得了伤寒，拖着病体去做礼拜，头痛起来，腿渐渐失去知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能坚持念完《十二福音》而没有倒下。做完礼拜，他连祷告都没念就躺到床上，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通宵没睡，早上肠子开始流血，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过去的事情退到远远的地方，再也不会回来——
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他也听不懂别人的话了，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平凡的人，正在很快的、高高兴兴的走着，穿过田野，用手杖点着地，在他的头顶上是开阔的天空，阳光普照，他现在自由，逍遥，跟鸟一样，爱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
主教临终感觉不错，除了一死就摆脱了主教的身份对他的束缚，从而获得精神自由外，他身体的病痛至少在自己的感觉中是好起来了，否则就不会出现上述美妙的幻觉。
灵魂仿佛脱离了躯体
南宋洪迈《夷坚志》记：“李成季少时得热疾，数日不汗，烦躁不可耐。自念若脱枕席，庶入清凉之境，便觉腾上帐顶。又念此未为快，若出门，当更轩畅，即随想跃出。信步游行，历旷野，意殊自适。”这里所谓“意殊自适”，固然是灵魂出窍的感觉，却也是死亡（至误入阴府）的感觉，还是疾病痊愈的感觉。清代袁枚《子不语》中，保定督标守备李昌明死而复生后说：“我将死时，苦楚异甚，自脚趾至于肩领，气散出不可收。既死，觉身体轻倩，颇佳于生时。”袁枚的同时代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也说：“有乡人患疫，困卧草榻，魂忽已出门外，觉顿离热恼，意殊自适。”可见古人相信，灵魂一旦离开躯体，也就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人吃五谷杂粮，少有不生病的，所以在古人的观念中，死后的感觉往往好于活着的时候。
上述濒死的感觉恐怕不完全出于作家的想象，而有某种现实依据。在笔者有限的经历中，就不止一次听临终的亲人说过类似感觉。他们原本不曾离开病床，却告诉你刚刚去过什么地方，那里如何美好，而他的感觉如何。大约大脑尚未完全死亡，却已失去对身体上病痛的感觉，意识里就可能出现某种幻觉。那一刻确乎到了死亡的边缘，也确乎有种痊愈之感，死亡与痊愈于是在瞬间交融。这也许可以作为架设在死亡与痊愈之间的一道桥梁，但这恐怕还不是以死为医的全部内涵。
（作者简介：焦加，原某报高级编辑、高级评论员。从事编辑工作34年，任评论员26年。所编栏目获首届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名专栏奖、首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个人获第二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奖。所撰评论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数十次。编辑出版该报杂文系列近20种，写作出版杂文集《亲自读书》等4种，其中《亲自读书》一文入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志公主编初中第六册《语文》课本。近年致力于系列文史随笔写作，出版了《我眼中的风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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