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享譽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國是埃及、印度、古巴比倫）。中華民族上下5000年，富有頑強旺盛的生命力，無與倫比的延續性，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獨立發展、從未中斷過的國家和民族，即使近代遇到程度較高的西方列強的挑戰，中國也從未滅亡，中國文化也從未泯滅自己的特性，成為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例外。
一、古老中國在危機中新生
縱觀世界歷史長河，在文明的形成時期，埃及、中國、印度、巴比倫（伊拉克）四大原創文明古國，都先後普遍面臨著影響全面、決定命運的三大危機：
民族部落內部矛盾引發的戰亂危機；
人與自然關係方面生態劇變的危機；
外敵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機。
其他文明古國，無一例外由於未能很好地處理上述三大危機，而發生中斷或斷裂，而淪為“失落的文明”“湮滅的文明”。惟有中華文明，靠著相對獨立的生態地理系統，加之形成之中的中華民族精神，先後順利地戰勝三大危機，歷久不衰，雖衰復盛，一直連綿不絕，始終向前發展。
第一次大危機，需要追尋到5000年前的“炎黃時代”。形成過程中的中華民族，原始部落成百上千，無法統計。炎帝、黃帝、蚩尤等諸民族部族之間，戰亂蜂起，民不聊生，而黃帝既是中國原始國家的首創者，又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首創者。他對內“修德”，以改善民生，對外“振兵”以安定百姓，造就一代原始文明盛世，實現了部落聯盟，奠定了中華民族融合、統一的基礎，帶領中華民族順利地闖過了第一次大危機。
第二次大危機，則是在4000多年以前。在夏、商、周時代的起點上，大約是原始社會末期，洪水氾濫，生態鉅變，“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水襄陵”，給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帶來巨大的危機。大禹治水，主要靠兩手：一靠艱苦奮鬥，團結眾人；二靠因勢利導，科學治水。他吸取了父親鯀的經驗教訓，變堵截為主，以疏導為主，開鑿龍門，疏通九河，使洪水順利流入江海。其身先士卒、治水安民的事蹟，成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一件無與倫比的偉業。他接受治水任務後，毅然離別了新婚才三天的妻子，一去13年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據說，有一次，他甚至聽到生下來還沒見過面的兒子在屋裡啼哭，也顧不上進去看一眼。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超越了個人和氏族狹隘眼界的人，是他一下子把人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其後幾十代，甚至幾百代人都不可企及的高度——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徵。
第三次大危機，則是從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代開始。當時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南下入侵，往往給農耕為主的農耕民族，帶來嚴重的生存危機。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時代，中國徹底實現了統一大業，建立起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強大帝國，並大力修築萬里長城，以保證中華民族的和平發展。這是中華文明與古代國家的定型期，古代中華民族精神也由此基本定型。
修築長城，經過了近2000年的漫長過程：春秋戰國長城——秦長城——漢長城——明長城，“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裡”，它體現了三大歷史功能的有機統一：軍事防禦功能——保護經濟功能——聯繫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民族紐帶功能。萬里長城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徵，“眾志成城”“同仇敵愾”，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
縱觀世界文明史，與漢朝幾乎同時興盛的古羅馬帝國，還有更早些的古印度河文明，西亞兩河流域文明（古巴比倫——即今日之伊拉克），幾乎都由於內部戰亂、生態劇變，加上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大舉南下入侵，先後發生嚴重中斷，變成“失落的文明”。
伊拉克有著悠久的歷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現了城邦國家，被譽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位於伊拉克南部的金字形神塔，建於古巴比倫時期，迄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這座神塔見證了兩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數千年的興亡盛衰。據學者考證，這座古塔俯視下的土地，也就是今日之伊拉克，出現了人類第一個農業部落，第一座城市以及最早的車船和文字……形成了古老的巴比倫文明。它以強盛的武力和奇蹟般的城市繁榮使周遭的國家匍匐膜拜，一度成為當時的世界中心。一些史學家堅信，巴比倫文明不僅先於並帶動了古埃及文明，而且還是希臘和羅馬文明的源頭。史學家相信，伊拉克南部的蘇美爾城市庫爾臘就是傳說中的天堂——伊甸園。
但伊拉克歷史上屢遭外患。波斯人、阿拉伯帝國、蒙古和奧斯曼帝國等相繼侵佔過它。20世紀20年代它還淪為英國的“委託統治地”。1921年獨立，成立費薩爾王朝，1958年，王朝被推翻，成立伊拉克共和國。進入新世紀，它又慘遭美帝入侵，把伊拉克搞得四分五裂，戰亂紛紛，民不聊生。雖然它的歷史與我們中國一樣悠久，卻不幸成了“失落的文明”。
二、近代中國在磨難中崛起
不應諱言，由於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古代輝煌的中華文明，在近代工業化轉型期，卻屢次失利，嚴重滯後。帝國主義列強，先後6次打進中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先後6次陷入民族生存的危機之中。
——1840至1842年，英國發動了侵華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這是中華民族面臨的第一次危機。
——第二次危機是1856至1860年，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三次危機是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
——第四次危機是1895年，由日本侵略引起中日甲午戰爭。
——第五次危機是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的侵華戰爭。
——第六次危機是1931至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109年間，外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先後發動了六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迫使中國曆屆政府共簽訂了1100多宗不平等條約，古老的中國一度被侵略者瓜分得四分五裂：英國割佔了香港、九龍、新界，日本鯨吞了臺灣彭湖，法國“租借”了廣州灣，葡萄牙盤踞了澳門，德國獨霸了山東；中國的海關、礦山、鐵路已經被它們控制，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中，充斥著各國的“租界”……正如孫中山痛徹之所言：“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東亞病夫”成為當時中國人恥辱的稱號，有著輝煌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泱泱大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凌辱和肢解，遍體鱗傷，四分五裂，國家面臨滅亡的險境。這是中華民族永遠刻骨銘心的一段歷史悲劇，也是激勵中國人民發憤圖強的強大歷史動因。
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頁中，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外殖民地侵略的狂潮之中，許多古老的民族國家成了殖民地，如歷史悠久的埃及、印度、西亞諸國、中南美洲各國……但是，中國沒有滅亡，中國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這不僅是由於列強的矛盾，一個最重要最根本的內因，就是有近代的中華民族精神作為脊樑，無數中國的志士仁人，奮起抗爭，慷慨悲歌，寧死不屈！一部109年的近代史，不僅是一部包含六次危機的沉淪史，而且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華民族奮起抗爭史！
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力主禁菸，將帝國主義毒害中國人的數千箱鴉片在虎門付之一炬，堪稱奮起抵抗的第一位近代民族英雄。他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格魅力，實現了自己的人生誓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與現代化的偉大先行者，在中華民族危機最深重的年代他第一個喊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成為創導中華民族精神近代革新的第一人。“萬眾一心，振興中華；發憤圖強，後來居上”——這就是孫中山先生首倡的現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高舉起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旗幟，倡導“少年中國精神”，實現了民族精神的創新。
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更以拋頭顱、灑熱血的大無畏犧牲精神，面對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困境和危機，毅然開闢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新道路，寫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的壯麗詩篇。
正是因為有了從林則徐到孫中山、從李大釗到毛澤東等志士仁人所呼喚的現代中華民族精神，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和軍隊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因而在災難最沉重的第六次危機中——在抗日戰爭的偉大烽火中，中華民族開始了轉敗為勝、轉弱為強、轉死為生的劃時代轉變，並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久經磨難的中國人民終於贏得了解放，贏得了和平，贏得了九死一生的現代化轉機，贏得了中華民族的崛起。
三、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的原因
第一，中華大地四限之內自成體系，可以做到自給自足，無求於人。
中華大地處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西北背靠歐亞大陸，有青藏高原作屏障，東南面向太平洋，有2萬多公里的海岸線，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內部構成體系完整的地理單元，遼闊的地域上，有多種地形、多種氣候、多種物產、多種資源，互通有無，“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為多類型經濟和眾多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極其雄厚的物質條件。
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遼闊的、物產豐富的中華大地，能夠養活眾多的中華子民，這是保持中華民族穩定發展、歷經磨難而不衰的地理條件。
第二，中央集權、君主至上的政體，沿襲兩千多年，有效地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延續性。
據古籍《禮記·王制》篇記載：“中國”居中，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夷、蠻、戎、狄與中國配成東、南、西、北、中五方而又統一於“天子”的政治模式，是從春秋開始到戰國才發展完成的，政治權力集中到君主一人手中，形成一個權力核心。特別是在秦始皇到漢武帝時期，經過長期努力，徹底實現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個層面的國家統一，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大帝國，成為抵抗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維持農耕民族和平發展的強大政治保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延續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有了這種統一的國家制度，中華各民族雖有割據紛爭，但主流是統一。中國的疆域基礎是秦漢奠定的，以後雖經多次由統一到分裂，再統一再分裂，經隋唐發展至元明清，終於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完全得到確立與鞏固，使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
第三，民族精神的強力支撐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獨樹一幟，挺起胸膛。
民族精神，立國之本。它是一個民族在世界上立國的根基，是一個民族參與全球對話、競爭和創造的身份證，是一個民族的脊樑！不同的民族都有著本民族的精神，沒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是屈辱落後的，甚而是根本不存在的。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尺度。
美國有“美利堅精神”。
法國有“法蘭西精神”。
德國有“日耳曼精神”。
日本有“大和意識”。
中華民族在長達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凝聚並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它深深植根於我國曆史文化傳統之中，成了中國人血肉之軀的內在特質。其具體內涵可以概括為：
“自強不息，愈挫愈奮”的進取精神；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凝聚意識和愛國精神；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奉獻精神；
“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民本思想和和諧思想；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和英雄氣概。
這些基本的價值理念，體現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價值，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內在特質，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的精神支撐。
有一副對聯，是長中國人志氣的，抄錄如下：
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出句）
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犯邊（對句）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屈辱的《辛丑條約》。簽約前，一個自稱“漢學通”的外國人出了一幅“八大王”上聯，進一步欺辱我中華民族。而對帝國主義的挑釁，一位中國文人忍無可忍，拍案而起，當場吟出“四小鬼”下聯，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此聯被影片《七七事變》所採用。
2006年7月，胡錦濤主席在美國耶魯大學講演時說：“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也往往積澱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
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的復興，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除強大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外，還要強大的精神力量，要有自己高揚的理論旗幟和思想尊嚴。民族精神為一國生氣之所繫，有之則興，無之則亡。中國人在物質上要富裕起來，抬起頭來；中國人在精神上也要獨樹一幟，挺起胸膛。
[附錄]
中國近代幾個不平等條約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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