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历史剧《清平乐》正在热播，随着剧情发展，晏殊，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宋代著名文人陆续登场，苏轼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大文豪将呼之欲出。
苏轼一生写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作，其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七绝诗：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以身处庐山为喻，阐述深刻哲理：一个人如果陷在某个具体的环境或事件之中，不能摆脱出来，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和主观性，从而无法全面、客观地去认识这个环境和事件的真相。
苏轼是宋代“理趣诗“的集大成者，有数首作品流传于世，而“理趣”是宋代诗歌的显著特点。
它形成于宋代特定文化环境和思想背景之下，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使宋代诗歌既有艺术的审美趣味,又有哲理的思辨色彩，从而构成了宋诗独特的创作风格。
苏轼所作“理趣诗”的特点
中国著名唐宋学者阎福玲先生认为理趣是“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事物的吟咏描绘或刻画，来展示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与体悟,阐述道理而有诗趣诗味,既给人诗美的愉悦,又能启迪人的心智。”
简单的讲，就是诗歌趣味与哲理的交融统一，理融于趣，趣中有理。
宋诗“理趣“在苏轼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诗歌蕴涵的理趣主要着重于三个方面的思考：
1、 清新的山水景物诗中包含着独特意蕴
苏轼有很多描写山水景物的诗作，特别善于在日常的生活小景中，发现人生的哲理，并且引发读者的思考。如其诗作《病中游祖塔院》。
《病中游祖塔院》：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这首诗描写病中游寺情景，整体构思、表达既切中主题，又合乎禅理，给人以启示。病中游寺这样的日常小事，被描绘得充满情趣、充满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2、 通过理趣的揭示，反映出作者对美的认识
苏轼为好友刘景文所作的勉励诗《赠刘景文》，表现了诗人美学观念的进步性。
《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古人伤春悲秋，对于秋天的萧瑟备感凄凉。而苏轼却在此诗所描摹的秋景中，写出荷菊不惧秋寒，傲霜而立的精神。嘱托友人领略秋天的独特之美。这种美学观念无疑是有积极思想意义的。
3、 通过理趣诗寄怀积极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理趣诗“还着重于表达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充满着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思考。
宋元符三年 （1100 年），苏轼从海南贬所移至廉州 （今广西合浦），渡琼州海峡北归时写下了诗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年迈之身，历尽坎坷。但诗中所表现出的却是豪放性格和乐观情绪，对政敌迫害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从而给我们以借鉴，对待生活，即使身处逆境险途，也要有乐观的精神和心态。
通过对苏轼诗作的了解和赏析，能够感受到在这些诗歌中独特的理趣，令人可以在反复吟诵中细细品味、感悟真谛。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可见,崇尚思理是宋代诗歌的显著特点,而苏轼作品中的“理趣“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宋代“理趣诗”所的深厚内涵
除了苏轼以外，宋诗中有很多因理趣而传世不朽的经典之作。依据其内涵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揭示自然客观规律的理趣。
这类诗歌通过对日常生活事象的描写，展示出自然界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如，秦观《三月晦日偶题》：
节物相摧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不管是风和日丽的春天，还是树木阴阴的夏天，都不因为人的喜好和偏爱而改变更替的脚步。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季节的变迁，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如， 杨万里《晓行望云山》：
霁云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
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在天刚蒙蒙亮的清晨，诗人从瞬间的视觉错误中，敏锐的捕捉到运与静的相两种态，都是相对客观规律。哲理虽然抽象，但是诗歌所描绘的画面变幻生动，语言活泼自然，充满谐趣。
第二类、揭示社会及人生哲理的理趣。
如，苏轼《雍秀才画草虫人物》之《蜗牛》：
“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诗中描写了“腥涎不满壳”，只能濡湿自己的蜗牛，因为不顾一切的向上爬,枯死在墙壁上。由此讽刺那些无所顾忌追求名利，最终身败名裂之人。以咏物之笔寄托了人生哲理，理趣藏于摹物过程之中，物理交融，浑如一体。
身为理学家的朱熹也有佳作名篇：
如《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用明净、清新的语言创造出一幅清丽可感的画面,以此来表达读书劝学的道理。全诗画境与义理相映成趣,毫无说教之感,但却思理昭彰,富有文化内涵。
第三类、揭示佛禅之理的理趣。
宋代士大夫习禅、参禅蔚为风气。他们以禅宗观照的思维方式来创作诗歌。
如杨万里《夏夜玩月》：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
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
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
唯复水是天，唯复天是水。“
“水月”之说本出于佛门经典，原指一种不可捉摸的境界。诗人以此来写自然景物，表达出他对天地造化的玄思。
诗人将自我和神奇的自然融为一体，物我为一，尽情的渲染出他的天真与好奇，诙谐与疏放。既有诗的意趣，又有禅的内涵。
由上述诗作可见，宋代诗歌中的“内涵”不是空洞的玄思，而是宋代士者文人对自然客观规律、社会哲学、人生哲学以及宗教禅理参悟之后的认知、理解和总结。
明代的丰梦阳在《缶音集序》上说“宋人主理”以诗歌来阐明哲理内涵，在宋代诗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宋代“理趣诗”形成的原因
宋诗广泛出现的“理趣”现象，不能忽视宋代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的影响。
宋代社会矛盾一直未能得到缓和，朝廷内部存在着交相起伏的派别之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即位后采取抑武重文的基本国策，文人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对社会现实更为重视，对国计民生更为关心，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因此，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文人们通过创作诗作，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1、在外族入侵和内部党争的大环境下，诗歌成为表达政治主张的工具，从感性表达逐渐转变为理性表达。
自古以来诗歌都是时代的产物，宋诗在宋代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成长，宋诗理趣化特质的形成,也就离不开宋代的文化环境。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封建制度开始由盛转衰。宋朝的建立虽然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局面，但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步入衰落的趋势。
宋朝军事实力孱弱，始终受外敌严重威胁。北宋时期，辽、西夏屡次犯边，疆土逐渐流失。南宋更是偏安于东南一隅。两宋三百年间积贫积弱，忧患不已，时时面临国破家亡的威胁。这使得富有政治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忧心忡忡，如何强固统治成为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中心议题。
伴随着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等政治革新运动的开展，宋代统治阶层新、旧势力开始彼此辩论争斗，这种内部争斗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之后。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诗歌成为表达政治主张的工具，寄托人们对现实的理性思考。
2、宋代文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让更多的寒门诗人进入国家管理层，他们将自己对时局的思辨带入到宋诗里。
宋代主张抑武重文的国策。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因而攻读经籍、钻研学问的风气盛行于整个社会。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时代。学术修养的提高，使得宋代诗人能够更为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
同时，宋代科举制度较为完备，士族势力走向衰落。“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使许多寒门出身的文人得以进入国家管理层。他们不再像大多数唐代诗人那样仕途不顺，潦倒困窘。
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宋代诗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开始更多关注如何治理国家。对天下之忧的理性思考和深刻见解，开始更多的体现于他们的诗作之中。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3、宋代禅宗和理学的兴盛，是影响宋诗理趣化特质形成的重要因素。
宋代佛门禅宗和理学大兴，禅宗倡导“梵我合一”的世界观，认为佛性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一切生物皆有佛性，人可以通过对自然表象的深度认知达到内心的顿悟。这样的思辨方式给宋代诗人以启发，开始尝试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挖掘出深刻的哲理，诗歌成为了情与理、形与神相结合的产物。
理学吸收了禅宗思辨性的思维方式，从心的角度探索社会，认为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个根本的规则。这种观念促使宋代诗人在描写自然景物时，时常流露出思考的痕迹。宋诗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而更为关注客观事物背后所蕴藏的宇宙人生之理。
宋代禅理的影响，使宋诗逐渐形成了宋诗既充满智慧又富有趣味的特质。
结语
宋人喜欢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在诗歌创作之中彰显才情。
而理趣诗的创作是宋代文人显露学识、展现智慧的一条绝好的途径。它既要求诗人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从平凡的生活之中发现感悟到深邃的哲理，又将这种深刻的哲理通过机敏灵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宋诗之“理趣”。
这种哲思与文采结合创作方式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了宋诗理趣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
《宋代文化背景影响下的诗歌特质》
《宋诗的理趣及其文化成因》
《谈艺录》
《宋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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