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歷史劇《清平樂》正在熱播，隨著劇情發展，晏殊，歐陽修，范仲淹，韓琦等宋代著名文人陸續登場，蘇軾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大文豪將呼之欲出。
蘇軾一生寫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作，其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七絕詩：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蘇軾以身處廬山為喻，闡述深刻哲理：一個人如果陷在某個具體的環境或事件之中，不能擺脫出來，往往容易產生片面性和主觀性，從而無法全面、客觀地去認識這個環境和事件的真相。
蘇軾是宋代“理趣詩“的集大成者，有數首作品流傳於世，而“理趣”是宋代詩歌的顯著特點。
它形成於宋代特定文化環境和思想背景之下，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使宋代詩歌既有藝術的審美趣味,又有哲理的思辨色彩，從而構成了宋詩獨特的創作風格。
蘇軾所作“理趣詩”的特點
中國著名唐宋學者閻福玲先生認為理趣是“通過具體生動形象的事物的吟詠描繪或刻畫，來展示詩人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思考與體悟,闡述道理而有詩趣詩味,既給人詩美的愉悅,又能啟迪人的心智。”
簡單的講，就是詩歌趣味與哲理的交融統一，理融於趣，趣中有理。
宋詩“理趣“在蘇軾的詩歌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其詩歌蘊涵的理趣主要著重於三個方面的思考：
1、 清新的山水景物詩中包含著獨特意蘊
蘇軾有很多描寫山水景物的詩作，特別善於在日常的生活小景中，發現人生的哲理，並且引發讀者的思考。如其詩作《病中游祖塔院》。
《病中游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
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
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
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這首詩描寫病中游寺情景，整體構思、表達既切中主題，又合乎禪理，給人以啟示。病中游寺這樣的日常小事，被描繪得充滿情趣、充滿哲理，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生活的熱愛。
2、 通過理趣的揭示，反映出作者對美的認識
蘇軾為好友劉景文所作的勉勵詩《贈劉景文》，表現了詩人美學觀念的進步性。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古人傷春悲秋，對於秋天的蕭瑟備感淒涼。而蘇軾卻在此詩所描摹的秋景中，寫出荷菊不懼秋寒，傲霜而立的精神。囑託友人領略秋天的獨特之美。這種美學觀念無疑是有積極思想意義的。
3、 通過理趣詩寄懷積極的人生態度
蘇軾的“理趣詩“還著重於表達對人生真諦的感悟，充滿著對人生意義的積極思考。
宋元符三年 （1100 年），蘇軾從海南貶所移至廉州 （今廣西合浦），渡瓊州海峽北歸時寫下了詩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蘇軾寫這首詩的時候已是年邁之身，歷盡坎坷。但詩中所表現出的卻是豪放性格和樂觀情緒，對政敵迫害的調侃之意也見於言外。從而給我們以借鑑，對待生活，即使身處逆境險途，也要有樂觀的精神和心態。
通過對蘇軾詩作的瞭解和賞析，能夠感受到在這些詩歌中獨特的理趣，令人可以在反覆吟誦中細細品味、感悟真諦。
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風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可見,崇尚思理是宋代詩歌的顯著特點,而蘇軾作品中的“理趣“正是這一特點的體現。
宋代“理趣詩”所的深厚內涵
除了蘇軾以外，宋詩中有很多因理趣而傳世不朽的經典之作。依據其內涵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揭示自然客觀規律的理趣。
這類詩歌通過對日常生活事象的描寫，展示出自然界所遵循的客觀規律。
如，秦觀《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摧各自新，痴心兒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不管是風和日麗的春天，還是樹木陰陰的夏天，都不因為人的喜好和偏愛而改變更替的腳步。大自然的客觀規律制約著季節的變遷，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如， 楊萬里《曉行望雲山》：
霽雲欲曉未明間，滿目奇峰總可觀；
卻有一峰忽然長，方知不動是真山。
在天剛矇矇亮的清晨，詩人從瞬間的視覺錯誤中，敏銳的捕捉到運與靜的相兩種態，都是相對客觀規律。哲理雖然抽象，但是詩歌所描繪的畫面變幻生動，語言活潑自然，充滿諧趣。
第二類、揭示社會及人生哲理的理趣。
如，蘇軾《雍秀才畫草蟲人物》之《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詩中描寫了“腥涎不滿殼”，只能濡溼自己的蝸牛，因為不顧一切的向上爬,枯死在牆壁上。由此諷刺那些無所顧忌追求名利，最終身敗名裂之人。以詠物之筆寄託了人生哲理，理趣藏於摹物過程之中，物理交融，渾如一體。
身為理學家的朱熹也有佳作名篇：
如《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用明淨、清新的語言創造出一幅清麗可感的畫面,以此來表達讀書勸學的道理。全詩畫境與義理相映成趣,毫無說教之感,但卻思理昭彰,富有文化內涵。
第三類、揭示佛禪之理的理趣。
宋代士大夫習禪、參禪蔚為風氣。他們以禪宗觀照的思維方式來創作詩歌。
如楊萬里《夏夜玩月》：
“仰頭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
不知我與影，為一定為二。月能寫我影，自寫卻何似。
偶然步溪旁，月卻在溪裡。上下兩輪月，若個是真底。
唯覆水是天，唯復天是水。“
“水月”之說本出於佛門經典，原指一種不可捉摸的境界。詩人以此來寫自然景物，表達出他對天地造化的玄思。
詩人將自我和神奇的自然融為一體，物我為一，盡情的渲染出他的天真與好奇，詼諧與疏放。既有詩的意趣，又有禪的內涵。
由上述詩作可見，宋代詩歌中的“內涵”不是空洞的玄思，而是宋代士者文人對自然客觀規律、社會哲學、人生哲學以及宗教禪理參悟之後的認知、理解和總結。
明代的豐夢陽在《缶音集序》上說“宋人主理”以詩歌來闡明哲理內涵，在宋代詩人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宋代“理趣詩”形成的原因
宋詩廣泛出現的“理趣”現象，不能忽視宋代社會現實、政治生活環境以及當時的思想文化氛圍的影響。
宋代社會矛盾一直未能得到緩和，朝廷內部存在著交相起伏的派別之爭。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即位後採取抑武重文的基本國策，文人由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他們對社會現實更為重視，對國計民生更為關心，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因此，其文學創作也往往具有濃烈的政治色彩，文人們通過創作詩作，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
1、在外族入侵和內部黨爭的大環境下，詩歌成為表達政治主張的工具，從感性表達逐漸轉變為理性表達。
自古以來詩歌都是時代的產物，宋詩在宋代文化背景的影響下成長，宋詩理趣化特質的形成,也就離不開宋代的文化環境。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以安史之亂為分界，封建制度開始由盛轉衰。宋朝的建立雖然結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局面，但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步入衰落的趨勢。
宋朝軍事實力孱弱，始終受外敵嚴重威脅。北宋時期，遼、西夏屢次犯邊，疆土逐漸流失。南宋更是偏安於東南一隅。兩宋三百年間積貧積弱，憂患不已，時時面臨國破家亡的威脅。這使得富有政治責任感的文人、士大夫階層憂心忡忡，如何強固統治成為當時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中心議題。
伴隨著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熙寧變法”等政治革新運動的開展，宋代統治階層新、舊勢力開始彼此辯論爭鬥，這種內部爭鬥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之後。
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詩歌成為表達政治主張的工具，寄託人們對現實的理性思考。
2、宋代文化政治環境相對寬鬆，讓更多的寒門詩人進入國家管理層，他們將自己對時局的思辨帶入到宋詩裡。
宋代主張抑武重文的國策。統治者十分重視文治教化，因而攻讀經籍、鑽研學問的風氣盛行於整個社會。宋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時代。學術修養的提高，使得宋代詩人能夠更為深刻地思考社會和人生。
同時，宋代科舉制度較為完備，士族勢力走向衰落。“學而優則仕”的人才選拔使許多寒門出身的文人得以進入國家管理層。他們不再像大多數唐代詩人那樣仕途不順，潦倒困窘。
社會地位的提高，使宋代詩人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開始更多關注如何治理國家。對天下之憂的理性思考和深刻見解，開始更多的體現於他們的詩作之中。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3、宋代禪宗和理學的興盛，是影響宋詩理趣化特質形成的重要因素。
宋代佛門禪宗和理學大興，禪宗倡導“梵我合一”的世界觀，認為佛性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一切生物皆有佛性，人可以通過對自然表象的深度認知達到內心的頓悟。這樣的思辨方式給宋代詩人以啟發，開始嘗試在司空見慣的事物中挖掘出深刻的哲理，詩歌成為了情與理、形與神相結合的產物。
理學吸收了禪宗思辨性的思維方式，從心的角度探索社會，認為宇宙萬物的背後有一個根本的規則。這種觀念促使宋代詩人在描寫自然景物時，時常流露出思考的痕跡。宋詩已經不再滿足於對客觀事物的描摹，而更為關注客觀事物背後所蘊藏的宇宙人生之理。
宋代禪理的影響，使宋詩逐漸形成了宋詩既充滿智慧又富有趣味的特質。
結語
宋人喜歡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在詩歌創作之中彰顯才情。
而理趣詩的創作是宋代文人顯露學識、展現智慧的一條絕好的途徑。它既要求詩人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夠從平凡的生活之中發現感悟到深邃的哲理，又將這種深刻的哲理通過機敏靈動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而形成宋詩之“理趣”。
這種哲思與文采結合創作方式激發了詩人的創作熱情，也推動了宋詩理趣化特質的形成和發展。
《宋代文化背景影響下的詩歌特質》
《宋詩的理趣及其文化成因》
《談藝錄》
《宋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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