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材和划分篇幅方面，我们越接近当代就越感到难以做出恰当地取舍。一个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可能会把卡尔·马克思看作是十九世纪哲学戏剧舞台上的主角；另有人则可能把叔本华和尼采看作是十九世纪哲学的中心人物；而一个康德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康德以后的所有哲学都已经偏离正道，于是，为了继续贯彻和发展康德哲学，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便形成了一种回归康德的思想运动。
哲学的情况是如此，除了哲学之外，其他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每个精通音乐的人都不会怀疑，在贝多芬和瓦格纳出现之前，亨德尔、巴赫、海顿和莫扎特这些名字标志着音乐发展的高峰。但是谁能断定，一个未来的音乐评论家会把哪个当代音乐家的名字放在这一系列伟大音乐家的名字后面？
因此，我们的标准就只能是：在选择十九世纪的哲学材料时，我们不是按照某位哲学家所代表的观点的特征，而是按照某个思想流派，在这个思想流派中再按照我们所能认识的这种思想的重要性等级进行选择。
康德哲学的结果就是二元论。在他那里，人是两个世界里的公民。一个是现象世界，还有一个是自由世界。康德的认识论也可被称为二元论。一方面是作为原材料的既有的可感世界，另一方面是具有先验直觉能力和划分范畴功能的自我，人把他的这些能力运用于原材料便会获得对世界的认识。
在康德哲学体系的两个方面中，如果人们根据情况分别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就必然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派别。如果他把注意力放在自我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方面，认为“世界”、“自然”及其规律的产生取决于自我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以自我意识、以创造性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派别。这个自我继康德之后便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它在道德和宗教中得以自我实现。这种自由又在历史中得以自我实现，历史在康德那里就已经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进化过程，它正朝向一个实现自由的目标不断地迈进。这个以创造性的自我、自由和历史为主题的思想派别就是德国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康德还证明，知识，特别是科学只能在现象世界中才是可能的，超越现象世界的形而上学不可能存在。如果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康德思想体系的这一方面，那么哲学的任务就仅限于一种综合，一种对科学知识的综合。这就是十九世纪哲学的第二个思潮：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
可以说，上述的两个派别都是用一条腿独立于康德哲学之中，当然还可能存在第三种态度：既不承袭康德哲学，又不发展康德哲学，而是拒斥康德哲学。这种拒斥是针对康德哲学体系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因而也是针对构成康德哲学基础的整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其依据就是存在于人身上和世界之内的那些非理智的、非理性的和直觉的力量。这种拒斥还可以是针对康德思想中蕴含的那种对秩序的追求，也就是针对康德的个体服从于普遍的必然法则的思想，其依据是个体的权利和自我价值。第三，这种拒斥还可以是针对自培根和笛卡尔之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的和静态的世界观，其依据是一切生命发展的那种非机械论的和富于生命活力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浪漫主义的反抗，当然这只是对这个运动的非常笼统的和简单化的称谓；这也是一群所谓的宗教哲学家的反抗，他们旋即以康德的反对者出现；后来，这也成了所谓的生命哲学的反抗。
所有这三个思想流派都站在了康德的对立面。前面的两个流派都以康德哲学体系的一个方面为出发点，后来却背离了康德；第三个流派从一开始就处于康德哲学体系之内。如果我们回到康德自己的立场上来，那么这三个流派看上去就都误入了歧途。十九世纪哲学发展的历程就是这样，当这三个思想流派出现以后，一批哲学家就在新康德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向康德哲学的批判性复归。下面的章节划分也基本上以这个发展过程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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