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从英国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尽管此时的她已有了新的婚姻生活，但她心里始终思念着一个人，谁也无法替代，那个人就是她的初恋威利·苏科普。短短两周的相处，威利却深深刻在了戴爱莲心中。
那时，祖籍广东、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戴爱莲只身在英国学习舞蹈，父亲破产后，她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39年夏天，23岁的她考入一所学校的舞蹈系，假期里，她靠给学校的某服装设计师当模特，勉强维持一日三餐，可是有一天，设计师对她说：“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英国，你另找活干吧。”
戴爱莲一听，顿时难过起来，神情沮丧、食不知味。“我想请你做模特，但我没有钱。”这时，坐在设计师身边的威利小心翼翼地说话了。威利是设计师的朋友，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穷艺术家，受邀到此地访问，从事雕塑创作。而身材婀娜、有着一头乌黑直发和一双细长眼睛的戴爱莲让他动心了，他想让她做自己的模特。
“我不是为了赚钱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吃饱就满足了！”戴爱莲立刻振作起来，就这样，她做了威利的模特。餐厅的饭太贵，威利支付不起两个人的饭钱，戴爱莲就每天做饭给他吃；没有独立的空间居住，戴爱莲就在工作室里打地铺，二人就这样开始了合作。
通过交流，戴爱莲渐渐发现，她和威利有着很多相同的经历，都是很早脱离了家庭自食其力，都对艺术非常执着。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威利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戴爱莲经常满怀崇拜地望着他的手，看着一团团泥巴在他的灵感注入下变成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由欣赏到敬佩，再加上威利外表俊朗、态度温和，有着浓郁的艺术家气质，这些都触动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她渐渐开始喜欢他。
她开始更多地关心他，他起床时，早饭已经摆好；他的衣服破了，学过绣花的她不仅把破洞补好，还在上面绣一朵好看的小花，一针一线里都包含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
戴爱莲这个娇小的东方姑娘也让威利刮目相看，她心灵手巧，舞蹈跳得好，不怕吃苦，又真诚率真，和她在一起愉快又轻松。好感是掩藏不住的，他喜欢和她说话，哪怕是一些极无聊的小事，他都会给她讲得津津有味；散步时，遇到水坑，他会细心地停下来，小心搀扶她过去；她在草地上为他翩翩起舞时，他双眼闪着光，由衷地称赞她是个天生的舞者。
彼此欣赏的两个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对方。这让深陷爱情的威利渐渐开始不安，他不忍心伤害戴爱莲，一次在森林散步时，他坦诚地对戴爱莲说：“虽然我很爱你，但是我们相识太晚了。”原来在这之前，威利已经和一个叫西蒙的姑娘订婚了。这一切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戴爱莲猝不及防，虽然很心痛，但是自尊心强的她还是默默地把失落隐藏起来，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两周时间过得很快，一尊颇具东方少女神韵的石质头像雕塑成为他们相爱的见证。
不久，西蒙来了。远远地望着威利和西蒙有说有笑散步的身影，站在树下的戴爱莲悲伤难抑：“我从来不曾这么难过，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爱他，就要祝福他，她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会忘掉他的！”
战争改变了一切，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只能各奔前程。此时，威利已经和西蒙去了其他地方，孤单地徘徊在和威利一起走过的林间小路上，戴爱莲的心空荡荡的，她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寻根的梦再一次唤醒了她。
虽然从小生长在海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但戴爱莲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她时刻关注着祖国，在她的脑海里，“中国”两个字像彩虹一样缥缈而神奇。把威利留在梦里，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中国有关的书籍，努力寻找回国的路。
从报纸上得知当时的中国正在遭受日本的蹂躏，戴爱莲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援华运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义演，即兴创作了很多抗敌的舞蹈，“那个跳舞的中国女孩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援华会”的帮助下，戴爱莲终于得到一张回国的船票，于1940年踏上了中国香港的土地。
“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归来”的消息立刻得到宋庆龄的关注，戴爱莲受邀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并在参加募捐演出时，结识了著名画家叶浅予。一个不会汉语，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二人靠打手势、画画来交流，居然相谈甚欢。艺术是相通的，折服于彼此才华的两人开始了恋爱。
“天上掉下个戴爱莲”，叶浅予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一心想要救国的戴爱莲也天真地以为，“他是进步人士，还是《今日中国》杂志的负责人，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我一定会爱上他！若能真正爱上他，我就能忘记以前的一切了”！二人很快走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越想忘记就越逃不出回忆。结婚初期，戴爱莲和叶浅予相互扶持，叶浅予创作了很多舞蹈题材的画作，他组织节目，设计海报，她跳舞，他打锣，浓情蜜意。尽管这样，戴爱莲还是感到叶浅予不能完全理解自己，为了他的创作，他让生病的她在战乱中独自回到香港；只要她讲起过去，讲起威利，他的态度总是很冷淡。就这样过了十年，她发现自己始终忘不了威利，而且也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爱叶浅予，于是决定离婚。
离婚后的戴爱莲很快再婚，然而，“第二次婚姻就是个错误”。初恋是唯一的恋爱，经过离婚、结婚、再离婚，戴爱莲意识到，威利是她心上的刺青，早已刻骨铭心。面对生活的磨难，她不止一次地想过自杀，可每次都是靠与威利相见的信念支撑着才渡过难关。她也曾试着写信到英国寻找威利，但是经过战乱，联系早已中断，信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岁月没有辜负有情人，1978年，一位苏格兰朋友在威利的工作室看到戴爱莲雕像的照片，那时，威利已经是英国著名的雕塑家了。在朋友的安排下，次年，“舞蹈大使”戴爱莲去英国参加活动，威利等在会场。分别近40年，恍若昨日。在她眼里，身穿白色西装的他还是那样潇洒帅气，坐在花园里，她深情地对他说：“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无法忘记你！”从青春到白头，爱的火焰从未熄灭。
与威利一家相处，戴爱莲感到非常愉快，她与西蒙成了好朋友，只要到英国就会去拜访他们，威利的儿子也成了她最亲的干儿子，看到威利幸福，她便是满足的。
几年后，西蒙去世，独居的威利轻度中风，家人尝试为他找保姆，都被他拒绝，正在伦敦的戴爱莲去看望他时，他眼神里流露出渴望，握着她的手问：“你能留下来陪伴我吗？”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这个迟来的缘分，她等了半个多世纪，能够陪伴他、照顾他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幸福。1995年，带着安宁与满足，88岁的威利离开了，对戴爱莲来说，此生再无憾事，正如威利的儿子所说：“你们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
晚年的戴爱莲是孤独的，她很少出门，常常注视着威利为她雕塑的头像出神。窗外，一缕斜阳穿过高大的法国梧桐照在她瘦削的脸上，逆光望去，宛如一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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