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
【題解】
《尚書》亦稱《書》《書經》,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官廷文獻,儒家的重要經典。唐孔穎達《尚書正義》雲:“道本衝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意思是說,尚書是古代的聖賢為了闡明天地自然的根本大道,弘揚大道,而採用文字傳法的形式,專門為後世之人留下的一部關於立身處世、齊家治國平天下根本道理的著作。因為年代極其久遠,源自上古,所以後人稱之為“尚書”。
《漢書·藝文志》上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為《春秋》,言為《尚書》。”《尚書》主要記錄了虞夏商周各代部分帝王與大臣們的言行。其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獨特的“天命觀”,認為天命是由人心決定的,上天對任何人都沒有偏愛,誰擁有德行,上天就會站在誰的一邊(“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所以聖王擁有天下,必定以愛民、“養民”為自己的天職(“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君王愛護人民,要象愛護自己初生的嬰兒一樣,天下才能安樂和順,臻於大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義”)。否則,為政者失去了德行,就會失去“天命”,自取滅亡(“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並針對統治者在順境中容易滋生貪圖享樂思想的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
《尚書》的要旨,一是明仁君治民之道,二是明賢臣事君之道。
為君之道,首在正身,次在任賢。“正身”就是要孝親敬老,和睦親族(“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端身正意(“慎厥身修思永”,“欽明文思安安”),遠離各種慾望的誘惑(“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無康好逸豫”),為天下百姓做出一個好的榜樣(“爾惟風,下民惟草”)。“任賢”有三重含義,一是以賢臣為師,虛心聽從賢臣的教導和勸諫,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歸於正道(“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以匡乃闢”);二是在治國上充分調動賢臣(“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自己只負責尋求和任用賢才(“在知人”),就可令政治清明,百廢俱興(“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不必親自幹預政事(“罔敢或”),否則反而會群臣懈怠而萬事不舉(“元首叢勝腔哉,股腦惰萬事墮哉”);三是親近賢者,遠離奸佞小人,連身邊的侍從僕役,都要選擇能夠時時鑑督並指出君王過失的忠貞之士,(“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懋乃後德,交修弗逮”)而絕不允許有阿諛奉承、巧言令色之人在自己的身邊出現(“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無暱於撿人充耳目之官”),以防受其述惑而生出傲慢懈怠之心為臣之道,首在正君,次在安民。“正君”就是作為君王的輔佐,要能及時糾正君王的過失(“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上正則下化(“一人有慶,北民之”)“安民”則包括教民(“慎徽五典”)和“養民”(“六府三事”)兩個方面。教民以身教為主,重在感化(“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對於極少數頑固不化之人,以刑罰作為教育的補充(“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使用刑罰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懲治罪犯,而是為了天下不再有人去犯罪受刑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闢以止闢,乃闢”)。“養民”就是以愛民利民為唯一目的,在不損害他人和大眾利益、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正德”)、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利用”),使人民的物質生活獲得充分地保障(“厚生”)。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君正臣賢,萬民自化。不管到任何時候,不管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只要是賢人在位,人民自然就會受到教化。民安則國泰,不僅人民安居樂業,而且愛敬天地萬物,自然風調雨順,澤被千秋,而無遺患於後世。德風所至,萬國來歸,這是大治之道(“德惟治”)。一旦政府的官位不幸被一些缺乏德行的自以為是的“能人”所佔據,社會問題就會層出不窮,這是大亂之道(“否德亂”)。
就是中國古聖先賢留給我們的啟示: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切都是以“人”為本。縱然制度不夠完善,只要有聖賢人在位,都能夠逐步趨於完善,進而造福人民(“九德鹹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疑”)。相反,縱然社會制度再好,如果不能任人唯賢,一旦惡人當道,再好的制度也會變味,人民同樣遭殃,國家同樣要陷於危亡(“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弗保,天降之咎”)。所以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記》),為政者永遠要把人民的教化擺在首位!
魏徵對《尚書》有著十分透徹的研究。他在編撰《群書治要》時,從《尚書》中的《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各章內經過“剪截淫放”(錄其大要並節錄了孔安國的註解)節錄三十四篇段,內容涵蓋修德、任賢、教民、擇人、民生、刑罰等諸多方面,對執政者治理天下具有極強的指導意義。其中很多都成為膾爽人口的千古名言,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等。
貞觀十三年五月,久早不雨,唐太宗詔令五品以上官員,均要上奏疏。魏微的《十漸不克終疏》就是這年五月的應詔之作。他在疏文中引用《尚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的古訓,針對太宗“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的錯誤思想,批評太宗說:“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太宗讀後,“深加獎嘆”,為了“反覆尋研,朝夕瞻仰”,又把這篇奏疏陳列在皇宮的屏障上,以示“聞過能改”。
唐太宗、魏微君臣之間的這些言論和對話,足以證明《尚書》在當時已經成為唐朝治國安邦的重要指南。
【作者簡介】《尚書》相傳經先聖孔子親自編訂而成。魏徵等人節錄《尚書》同時節錄了孔安國的注。
孔安國,西漢魯人,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西漢經學家。約漢景帝元年,至昭帝末年間在世,受《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武帝時,官諫大夫,臨淮太守。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府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及《孝經》,皆科斗文字,當時人都不識,安國以今文讀之,又奉詔作書傳,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尚書》,又著《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歷來註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影響較大的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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