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4日,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就目前國際熱點問題接受俄羅斯和外國媒體線上採訪時表示,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流傳的所謂“因新冠病毒而向中國索賠”的說法令人“毛骨悚然”,是不可接受的。
拉夫羅夫表示,這一點讓人感到十分可悲。我們的中國朋友,克服了本國的疫情高峰,經濟也正在迴歸正常軌道,但是他們並沒有“獨善其身”。中國正通過分享自己的戰疫經驗竭盡全力幫助其他國家。當我們聽說有言論稱中國應該為疫情傳播和似乎並未及時通報疫情買單時,我們認為這已經超出了底線並且有失體統。英國有人主張如果中國不支付鉅額賠償就要罰沒中國的海外資產,這個說法令人“毛骨悚然”,特別是公開發布該言論的人還是官方面孔。這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我們不應擅自臆斷,因為這種聲音主要來自於西方國家。
向中國索賠20萬億美元,印度人哪裡來的自信?
除了當英國首相,丘吉爾的一生還做了另外一家大事,他耗盡自己的晚年,完成了一部皇皇鉅著《英語民族史》。
在這本書中,一種英國人特有的種族優越躍然紙面:說英語的民族,總是能戰勝其他異質文明,從蠻荒走向文明最強,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所謂昭昭天命。
某種意義上講,二戰之後,最相信這種天命的,是特朗普之前的美利堅合眾國。而特朗普之後呢?可能是印度——我知道,這一定會讓你大跌眼鏡,但印度人民的迷之自信,從來都無需理由。
在本國疫情可能星火燎原的時候,印度民間組織卻向國際機構提起訴訟,向中國索賠20萬億美元的“賠償”。這件事大概率不會造成什麼法律後果,但他們引導國際輿論的目的,卻可能達到了。
對任何一個有著國家認同的中國人來說,你一定會察覺,與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同步,一種針對中國的敵意正在襲來。
印度正在充當馬前卒。
國際政經金字塔的“印度之光”
這些年,我們一直都認為印度製造對中國製造的“轉移替代”,根本就是杞人憂天。“龍象之爭”,是西方媒體杜撰的一個故事。
但兩個印度名字的出現,可能讓人慢慢改變想法。
一個是阿爾溫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4月6日,IBM宣佈這位印度裔就任首席執行官。此前,他是IBM雲計算業務的負責人。克里希納有著“模板式”的印度精英履歷,印度理工畢業,美國攻讀研究生(伊利諾大學厄本那香檳分校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博士)。
克里希納再次為印度裔在國際商界的職業輝煌,增加了一顆籌碼。IBM的CEO,分量不輕。在英特爾和微軟開創的“Wintel”個人電腦時代之前,IBM是IT領域毫無爭議的王者。如今,它依然是B端市場的領袖。
在克里希納之前,美國互聯網的“四大”——谷歌、微軟、亞馬遜和蘋果之中,已有谷歌和微軟的CEO位置被印度裔收入囊中,谷歌是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微軟是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
近10年來,歐美500強企業集團的CEO中,印度裔數量位居“非白人”第一位。除了谷歌、微軟和IBM,還有摩托羅拉、百事可樂、諾基亞、德意志銀行、聯合利華和諾華製藥。此外,Adobe、SanDisk、萬事達卡和標準普爾等行業領軍企業的CEO,也都是印度人。
說完了第一個印度人,第二個印度人的出現,在國際政經金字塔頂端的族群勢力變遷過程中,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他是英國財務大臣裡希·蘇納克(Rishi Sunak),這位老兄是真正的英雄出少年,牛津和斯坦福畢業,1980出生,曾在高盛工作,並創立過自己的對沖基金。2020年2月,就任財務大臣時,只有39歲。
這是印度人在以英美為主體的盎格魯·薩克遜體系中一次劃時代的融入。在英美的行政系統中,財務大臣絕非我們印象中,位於部級幹部序列中後段的“財政部長”,它是總管全國財政金融的第一副總理(副首相)。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因新冠肺炎惡化,轉至重症監護室之後,首相工作即由外交大臣代理。如果後者也出現意外,那麼第三把手蘇納克將代行首相工作。
國際社會的聯合戰疫,本質上都是“錢的問題”,這使得財金合作的重要性開始凸顯。此外,再加上青年才俊的氣質優勢,在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上,作為財政大臣的蘇納克早已超越了代理首相職務的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成為首相約翰遜之後的英國政壇“第二人”。
實際上,我們不知道這位還不到40歲的印度老兄還會創造什麼樣的職業奇蹟。
其實,在鮑里斯內閣中,除了蘇納克,內政大臣普麗蒂·帕特爾(Priti Patel)也是一位印度裔。她是一位出生於1970年代的優秀女青年。
和同樣出色的猶太人不一樣,印度人的外貌具有極高的辨識度。高種姓印度人的典型長相,往往有著古代波斯人突出的面部骨骼,再加上南亞次大陸日照充足、溼度太高所帶來的油性深色皮膚。在一群盎格魯·撒克遜的白人精英中,印度裔大佬們往往特別能吸引注意力。
這種特別,更凸顯了他們的職業成就,他們是毫無疑問的“印度之光”。還有人認為,他們更是“有色人種之光”,和奧巴馬一樣,代表“非白人”在國際政經金字塔頂端的嶄新時代已經來臨。
不要小瞧,兩個男人的“肢體親密”
美國的亞裔群體中,華裔是第一大群體,接近600萬,而印裔剛超過400萬,名列第二。有人問為什麼不說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只是一個宗教概念,而不是種族概念,故不討論。
儘管咱們人比印度人多,但印裔的職業成就,遠遠超過了華裔。除了商界,還有政壇。
美國是個三權分立的國家,所謂“政壇”,除了行政官員,還包括了司法系統和議會,但後面兩個對中國人來說,可能缺乏某種辨識度,所以我們只討論行政系統。
美國是個不知中央集權為何物的社會,它的行政體系分為地方和聯邦,各自獨立,地方官並非總統任命。在這兩套系統之中,印度人都做到了“非白人”第一的位置。
目前,地方上已經產生過兩位印度裔州長:
2008年,鮑比·金達爾(Bobby Jindal)當選為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2010年,妮基·黑莉(Nikki Haley)當選為南卡羅來納州州長。
華人只有駱家輝一人,他1996年當選華盛頓州州長。
在聯邦體系,特朗普已先後任命8位印度裔當上“部級幹部”,這個數量創下少數族裔的記錄,其中有聯邦部長,也有行業管理委員會主席,以及美國駐國際機構的代表。
而華裔“部級幹部”只有交通部長趙小蘭一人,而且,她已經擔任過布什政府的勞工部長。一人兩用,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華裔從政者寥寥,所以找不到人?
美國政界的印度精英還有兩個特點,和華裔有很不一樣:一是他們並不刻意淡化自己的印度背景;二是敢於維護印裔族群的利益。
妮基·黑莉就經常在公開場合聲稱自己是“錫克人的女兒”,強調自己獨特的印度背景為美國社會帶來的多元化,而一些華裔從政者則把邏輯倒了過來,他們強調,是美國的多元化成就了自己,並刻意淡化自己的中國背景。看上去兩者區別不大,但背後含義差之甚遠。
另外,不少華裔抱怨,華裔政客往往對維護本族群利益缺乏熱情。加州華裔認為,當地教育法案對華裔存在歧視——名額限制,華裔高中生被同一所大學錄取所需的標準化考試SAT(滿分1600)分數,要比非洲裔和拉美裔高出100分,而且高出這麼多,也往往被拒。但本地華裔議員對此視而不見。
反觀印裔,情況完全不一樣。印度裔群體在華盛頓有專門的遊說團隊,而且,他們還敢於在敏感時期幫助母國。
1990年代末,印度挑戰美國製定的“遊戲規則”,搞核試驗,於是美國打算停止對印度的援助。這時,印裔政治團體發力了。它們組織全美政商學“三界”的知名印裔訪問白宮,輪番遊說克林頓政府。後來,印度成為了實質擁核國家,援助也繼續拿。
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特朗普和莫迪如此喜歡肢體接觸——親吻、擁抱不在話下,而且還特別喜歡手拉手:
特朗普稱冠狀病毒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然後,印度國際司法協會(ICJ)和全印律師協會(AIBA)便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訴訟,要求中國賠償國際社會因疫情造成的損失,總價值約20萬億美元。
這個金額是印度GDP的7倍。2019年,印度GDP為2.85萬億美元。
理性認識我們的優勢,還有劣勢
華裔的職業成就不如印裔,這絕對不代表華裔群體本身不如印裔優秀。之所以造成結果差別,有太多複雜因素。最重要的兩條在於:
1、
在英美體系看來,華裔的母國是一個不一樣的存在。中國發展太快,太強,會給盎克魯·撒克遜集團帶來一種壓迫感和威脅感。這種特殊性,必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華裔在美國的命運,以及他們不同於印裔的職業選擇和發展策略。
相比之下,印度根本不存在和美國競爭的可能性。在盎克魯·撒克遜集團的精英看來,他們不是對手,只是跟班,放手給他們機會好了。
2、
母國的強大,使得華人優秀留學生回國有太多選擇。甚至可以這麼說,從中美市場(金融市場、人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中,中國留學歸國人員有太多“套利機會”,無論做官、搞企業上市圈錢,還是拿科研項目。
所以,大量人才迴流。人都是逐利動物,選擇收益最高的套利之所,擇木而棲罷了。
而印度人,沒有這個選擇。他們沒有回國向政府套利的條件,如果回國,他們可能會發現,官員腐敗很正常,但印度的官員不但腐敗,而且手裡還沒有財政資金,也沒有上市配額的發放權。於是,他們只能在美國背水一戰,反倒成就了大業。
實際上,日裔也非常優秀,但在美國的職業成就也遠遠不如印裔,這同樣是以上兩個原因。整個20世紀,日本一直都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上半頁是軍事和政治,下半頁之後,則是經濟。和中國人一樣,日本人拿著哈佛的學歷回國,在本國拿到的“學歷溢價”更大。
實際上,即使對“印度之光”們來說,每一個人也都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以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為例,他本人的確屬於人中龍鳳,但他另一個身份也不能忽略——他是印度富豪納拉亞納·穆爾蒂(N.R. Narayana Murthy)的女婿。穆爾蒂被稱為“印度的比爾蓋茨”,是印孚瑟斯公司的創始人和董事長。
可以看出,印度的政商精英正竭力嵌入英美體系,編織一張覆蓋全球的頂級關係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場婆羅門和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深度的政治經濟大融合。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蘇納克這樣的“印度之光”,剛好趕上了變革洪流中快速往前衝的大船。
無論是特朗普一口氣任命8位印度裔“部級幹部”,還是印度機構“起訴中國”,以及莫迪和特朗普兩個男人之間那種不可名狀的肢體接觸,我們都可以看到,印度人一直都沒有放棄試圖改變國際產業格局,對中國製造進行“轉移替代”的努力。而藉助疫情,掀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偏見和敵意,則是一種長期自覺。
以印度的目前治理水平、人力稟賦和基建質量來說,他們並沒有挑戰中國的能力。而且,作為全球人口總量第二,城市人口密度比中國還高,醫療資源卻只和30年前的中國相當的國家,應對新冠疫情這個挑戰,就足以耗盡這個國家近十年經濟發展的財富積累——可能還不夠。
但我們如果盲目樂觀,也是輕率和不負責任的。40年的持續增長,可能讓我們形成某種過度自信帶來的誤判——過度相信成本收益的權衡是全球產業配置的“絕對價值”。其實未必。
產業替代是漸進的過程,它會不斷受到各種變量的影響,而500強巨頭在產業配置上的成本收益權衡,也並非是一種“完全理性”,它往往是一種“相對理性”,它一定會受到母國政治風向和全球政治格局變化的影響。
“印度自信”永遠都是個謎,但國際政經金字塔頂端的“印度之光”卻是現實的存在,他們是印度在盎格魯·薩克遜精英面前最好的活體廣告和超級說客集團。他們的說服力,遠比那些耗資百億美金的宣傳預算有效得多。
歷史的進程,從來都缺少皆大歡喜的均沾,更多是暗流湧動的替代——特別在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著昭昭天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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