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為什麼重用張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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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湯又名張固,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因為治陳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謀反之事,得到武帝賞識。

先後晉升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與趙禹編定《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

張湯用法主張嚴峻,常以春秋之義加以掩飾,以皇帝意旨為治獄準繩。曾助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告緡算緡,打擊富商,剪除豪強。頗受武帝寵信,多行丞相事,權勢遠在丞相之上。

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長史朱買臣的構陷,被強令自殺。死後家產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祿及皇帝賞賜。張湯雖用法嚴酷,後人常以他作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為官清廉儉樸,不失為古代廉吏。

據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裡記載:“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燻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說的是他的父親曾任長安丞,出外,張湯作為兒子守護家舍。父親回來後,發現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親大怒、鞭笞張湯。張湯掘開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並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後立案拷掠審訊這隻老鼠,傳佈文書再審,徹底追查,並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來,罪名確定,將老鼠在堂下處以磔刑。他的父親看見後,把他審問老鼠的文辭取來看過,如同辦案多年的老獄吏,非常驚奇,於是讓他書寫治獄的文書。由此可見,張湯自小就表現出了當酷吏的天賦。

父親死後,張湯繼承父職,為長安吏多年。後因為救助周陽侯田勝,而被引見朝中貴族,在當時名酷吏寧成手下任職。接著攀交上田勝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薦給漢武帝,提升為御史。

公元前135年的陳皇后巫蠱案。皇后陳阿嬌為與美人衛子夫爭寵,召集巫婆於後宮施法念咒。武帝下令嚴查此事。張湯藉機發揮酷吏本色,網羅無辜。“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被牽連者達上千人。因辦案有功,張湯升職為太中大夫。張湯與另一酷吏趙禹合作,根據武帝政治的現實需要,共同制訂修改各種國家律令,這使得文景盛世以來寬厚立法的趨勢被逆轉,漢法的發展從此嚴酷苛密化。此後,武帝罷百家尊儒術,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張湯恰時投機,一邊上書請求選派儒家博士為廷尉史,輔助自己辦案,一邊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諮詢已還鄉退隱的董仲舒,以其意見為重要的審判依據。從此獄吏斷案,多應朝廷旨意,附會古人之義,言必六經“公羊”,史稱為“春秋決獄”,這既促進了法律儒家經典化的過程,也是兩漢經學化的開始。

公元前123年(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謀反,事敗自剄。廷尉張湯主審這場政治大案,“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次年,張湯加官進爵任御史大夫。

張湯在擔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時候。被免官治罪。張湯的失敗,最致命的原因在於他為法過酷,結怨太多,最後被武帝拋棄。

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於鹽鐵收歸中央政府獨佔,極大損害了同姓諸侯國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個人恩怨,趙王劉彭祖率先指控張湯與其下屬魯謁居合謀詭計危害國家。

魯謁居是張湯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製冤案以陷害張湯的舊怨御史李文。魯謁居因趙王上告被關入獄中不久病死。被連累的魯謁居的弟弟認為張湯見死不救,於是在牢裡揭露了其兄與張湯違法挾私尋仇的黑幕。

武帝特命廷尉減宣調查李文案,而同為酷吏的減宣恰也是張湯的老對頭,欲藉此案置張湯於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動羅織大罪。正在此時,又有賊偷盜了漢文帝陵園的下葬錢,依慣例,丞相莊青翟與張湯相約一同向武帝謝罪。

張湯臨時變卦,單方面推卸責任,準備先彈劾莊青翟,將罪名全歸於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長吏朱買臣、王朝、邊通也都與張湯結有深怨,三人得知張湯計劃後,一起聯名先發制人,替丞相聲辯無罪的同時,告發了張湯平日的種種非法行徑,將前後數件事一一聯繫。武帝暴怒,認定張湯內心險詐一慣欺君,便派使者帶著罪名簿以八項大罪痛責張湯。

武帝還派出酷吏趙禹來質問他。張湯原意欲辯解,卻被趙禹當頭痛斥:“今天你覺得自己冤枉了,當年被你殺的那麼多人就不冤枉嗎?現在別人告你都是有真憑實據的,皇上關你到牢裡,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斷,為什麼還要爭辯呢?”在諸侯、部屬、酷吏、同僚上下內外四面八方的夾擊下,又被皇帝所棄。張湯在萬般無賴在下只得自殺。

張湯死後,家裡的財產不超過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賞賜,沒有其他產業。

他的家人要厚葬張湯。張湯的母親說:“張湯作為天子的大臣,被惡言汙衊致死,有什麼可厚葬的!”遂用牛車裝載他的屍體下葬,只有棺木而沒有外槨。

武帝知道後,很為張湯之死惋惜,並說“沒有這樣的母親,不能生下這樣的兒子。”因此將三位長史處以死罪,丞相莊青翟也被迫自殺。

漢武帝為什麼重用張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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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初期的官吏總體上由兩部分組成:一類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稱為文吏;另一類是學習儒家經典而入仕途的知識分子群體,可概稱為儒生。

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統的六經之學,但深諳政治慣例,通曉法律事宜,熟知技術性業務,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採用法家實用主義學說,直接秉承最高旨意,嚴刑峻法,打擊盜賊豪強及一切不利於皇權統治的力量,後世稱他們為“酷吏”。

後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篤信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認為治國之本在於寬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務,不適應官場規則。其施政堅決依照儒家學說,發展生產,施行教化,致力於社會的安定良態,後世稱他們為“循吏”。

前面哥哥說過,在中國古代,一個特點是,凡是偉大的朝代,皇帝都要重用酷吏,如漢代,唐代,漢武帝和武則天,都大量重用酷吏治國,這很有意思,因為如果按儒家傳統,重用儒生治國不就行了嗎?但現實是,僅僅重用儒生來治國,也就是僅僅重用循吏來治國,肯定不行,問題很大。原因很簡單,你如何對付那些的豪強惡霸,不法之徒呢?儒生對付這些人,循吏對付這些人,一般是沒有辦法的,而酷吏,就可以對付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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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再來看一個小故事。

漢武帝與張湯研商發行“白鹿皮幣”,變相勒索王公貴族。武帝徵求大農令顏異意見,顏異提出異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武帝大不高興。張湯本與顏異有仇隙,後來有人告發顏異,於是武帝命令張湯審理顏異一案。

儒家這些人死活搞不明白,他們高大上那一套是不可能給劉徹籌集到軍費的。非要等到崇禎帝那種局面才甘心,——就TMD死活籌不到軍餉,國家都要滅亡了,貴族們還捨不得出一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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