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園往事》看農村百年變遷
張遠欣
我生於1971年，12歲前生活在河南農村。1978年前，父親在蘭州工作，母親帶我們四個孩子留在老家。當時還未包產到戶，童年的記憶，常常吃不飽，總是期盼早點吃飯。1978年，農村包產到戶，我家也分了十幾畝自留地，蓋了三間瓦房。吃飽飯已不成問題，但經常吃粗糧，麥收、過年或有事情招待人時，才吃白麵饅頭。1983年，國家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農轉非，我們全家遷往西北省城蘭州，從此成了城裡人。中學畢業，考取中國石油大學，1993年畢業，回到蘭州，在一所高校當教師，1996年結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愛人家在甘肅省白銀市平川區寶積鄉下的一個小山村——窵溝。婚後第一次隨他回家，是我時隔十幾年後再一次接觸農村，也是第一次體驗甘肅農村生活。甘肅農村與我童年生活的河南農村有很多不同。甘肅的村子與村子相距太遠，我第一次理解了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感覺，從蘭州坐班車經過靖遠、平川，愛人說快到家了，換乘農村的手扶拖拉機。破舊的車子離開城鎮 ，顛簸在鄉間砂石土路上，滿眼是田地或荒地，大片乾旱的黃沙地面有著一片片稀薄綠色，鋪不滿土地。而河南夏天的鄉下，滿眼都是綠色，一眼無際的田地裡生長著適合那個季節的多種作物，玉米、芝麻、高粱、棉花……
進村子，看到很多樹，尤其是果樹。那是八月份，蘋果、梨、棗掛滿枝頭，西瓜、黃河蜜瓜、高粱、玉米也生長得很茂盛，生機勃勃。看來只要能澆上水，土地裡就能長好莊稼。
愛人家的房子邊是黃土山，房子也都是黃土建造，從後面看，低矮的土牆，下半截用石灰塗成白色，平頂， 詫異這麼低矮的房屋怎麼也能養育出幾個那麼高大的漢子。
門口黑狗叫著，迎接我們進了院子，地面也是黃土壓實的，平平展展，乾乾淨淨。西邊開出有一片園圃，種著玉米、波斯菊和幾棵香水梨樹。正面幾間房屋，中間一間最大，是正房，河南叫堂屋，這間正房大約等同於三間普通房屋，正房東側是大炕，公公婆婆住的地方，炕頭靠牆有床頭櫃，被子都整整齊齊疊放在櫃子上，炕上鋪著竹蓆和布單，炕邊鋪的人造革塑料，便於打掃。堂屋正中牆面懸掛著狄水池、陳伯希先生的書法作品，靠牆擺放一張寫字檯，上面有花瓶、收音機之類物件。堂屋西側區域是“客廳”，也是用餐區，有兩個單人布沙發，一個低矮的方桌，幾個小板凳。屋內地面用磚鋪成，已經二十多年，坑窪不平，但總是打掃得乾乾淨淨。婆婆與很多農村婦女一樣，未必知道《朱子家訓》說的“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但她們每天早晨起床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掃衛生。
正房兩邊是兩間“耳房”。這個詞我第一次接觸，想想還真貼切，“耳房”分佈兩邊，比正房小得多，真像兩個耳朵。這座院房子1974年建成，當年是村裡最好的。當時愛人不滿6歲，二弟4歲，三弟剛出生，所以奶奶給他取的小名叫“院院”。按照農村傳統習慣，東為上，東廂房是大兒子婚房，西廂房歸二兒子，三弟將來娶媳婦住哪呢？院子東邊是廚房，有兩大間，用牆隔開，廚房帶的那間房子歸三弟結婚用。這雖然是玩笑話，但很多農村兄弟多的人家大都這樣分配。
我和愛人在老家住了一週。婆婆在屬於我們的東廂房門上貼了紅對聯，房子內就一張簡易的鐵床，這還算是比較洋氣的傢俱了。一年後，二弟結婚。過年時我們都回老家，各自住在二十多年前父母規劃好的地方，二弟夫婦住西邊耳房，有一張炕，婆婆把炕燒得很暖和。我們夫婦在東邊耳房，裡面架了鐵皮爐子。三弟住在廚房附帶的那間屋子，也有炕，暖和。那時他們弟兄三人都在蘭州、白銀工作，家裡的房子也就過年回家時住那麼幾天，熱鬧熱鬧。
慢慢地，我對這個大家庭有了瞭解。公公1940年在窵溝出生，屬龍，他有一個哥哥、姐姐，五個弟弟、兩個妹妹，總共七男三女。農村條件苦，家裡集中力量供公公的大哥唸書，公公就要挑起家庭重擔，從小放羊、務農。公公的弟弟妹妹都念過書，只有他沒進過一天學校，但他從未抱怨過。
婆婆是山西喬家大院後人，清朝末年，她的祖上因經商遷到甘肅。婆婆11歲就失去了母親，在她的奶奶、姥姥和父親呵護下長大，婚前沒有幹過太重的農活。1959年，公公19歲，婆婆17歲，他們結婚。之後公公參軍，在部隊學會開車，後來復員，在鄉上開車。那個年代，駕駛員是鄉里人羨慕的差事。公公婆婆婚後8年才陸續生了四個孩子，婆婆在家，屋裡屋外，田間地頭，忙忙碌碌。公公長年累月在外奔波。改革開放初期，他和一幫年輕人創辦磚瓦廠，忙乎很多年，創業以失敗告終。所幸，他的四個子女都很爭氣，全部脫離農村，各自都有不錯的工作和家庭。大姐高中畢業後，通過農村信用社招考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用。愛人和兩個弟弟都上了大學。上世紀80年代末期，農村供養幾個大學生還是很吃力的，公公婆婆種瓜種莊稼，含辛茹苦，從土地裡刨錢，硬是供出了幾個大學生，在十里八村傳為美談。
公公沒上過一天學，但是自己通過《新華字典》認識了不少字，喜歡看書看報，喜歡和村裡的幹部們高談闊論，討論時事政治，心裡裝著天下事。婆婆僅上過兩年學，但她頗有大家閨秀氣質，性格溫和，與人為善，是典型的賢妻良母。1997年，婆婆進城給我們帶孩子，公公一個人在老家。婆婆牽掛家裡，有時把孩子帶回鄉下，我們在城裡和鄉下不斷往返。2000年，我們在蘭州有了第二套房，將公公婆婆接到城裡生活，基本上脫離農村。但故土難離，情繫家鄉，公公本來就有看書、“寫作”的習慣，到蘭州後，時間寬裕了，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寫“回憶錄”，作為精神寄託。他這樣飽含深情介紹窵溝的歷史和風土人情：“……屈吳山向西，分佈著許多溝溝壑壑，絕大部分在下游被衝成乾涸的沙河，偶有泉眼流出，維繫著‘河’的存在。這裡處於黃土高原與騰格裡沙漠的接壤地帶，距黃河尚有30裡，透過1030米的黃土層就是岩石層，岩石層下面是條地下河，村裡最早的井就是挖出來的，形似蝸牛殼。春天肆虐的風沙時刻在提醒著這裡就是騰格裡沙漠的邊緣，天災隨時有可能降臨。早先來此墾荒者都住在窯洞裡，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損毀了大部分窯洞，也帶走了許多掙扎的生命，這場天災給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於是，先輩們開始注重蓋房了，至少，在窯洞口搭建‘門房’，形成半房半窯的建築結構，這樣住的人也能多些，老人和小孩住在窯洞裡面，其他人就只能在‘門房’安歇。後來窯洞徹底退出居住範疇，只作為庫房、糧倉。在有記憶時，大人們就給小孩灌輸地震的前兆與危害知識，震前震後也作為斷代記憶存續了好長時間……在用井水灌溉之前，農作物只能靠上天賜予水；逢上突發的暴雨，片刻間水就填滿整個乾枯的沙河，山水攜石夾泥驚天動地咆哮而來，勤快的、有準備的人就能提前修好半截攔河壩，在山水小些時就能引水澆上地，來年的收成多少也會有保障。在河溝口或黃土丘陵的邊緣地帶，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臺地，稍加平整就成良田。於是，大大小小村莊便坐落在這些臺地上。窵溝村就是這樣的一個村子，就人口而言，也算一個大村子。窵溝村位於旱平川南端，屬黃土高原地帶，土山不大，習慣叫山，其實是土丘，形狀好像擺放在那裡的一串大饅頭。窵溝的地理條件非常好，壩地、川溝、沙地，各種土地齊全，再加上土地面積大，在靠天吃飯的年代，糧食都不太緊張。沙地最可靠，除了絕收年份，每年長一茬莊稼是有保證的。窵溝原為沒有人煙的荒地，後被馮家開荒，駐紮於此，漸漸成了村落。最初，馮家是官家移民過來的，最早只有山西大槐樹的記憶，再以前就無可追溯了。一開始的落腳地在馮家園（現在的馮園村），是當地人（蒙古人後裔）的佃戶，蒙古人的後代不久沒落衰敗並且漢化了，逐漸地，馮家人成了土地的主人，並進行大量的開荒平地，按慣例誰先佔到就是誰的。佔有的標記也許就是堆幾個土堆，也許就是幾塊石頭，並很快將荒灘野溝變成平整過的土地。當拓荒到窵溝，由於效果好，便留了下了，紮根於此。窵溝村子北面幾百畝大片田地，就是公公的曾祖爺爺畢其一生用雙手開墾的，過世時手蜷成握著鐵鍁把的形狀，怎麼也掰不直。這裡地處古代邊境地區，連年戰禍不斷，屬地不斷變化，加上地震、乾旱、瘟疫等天災，這裡人口一直起伏不定。清同治年，馮姓家族遭到土匪洗劫，不知有多少口人被殺。解放初期人口發展到百人以上，是當時甘肅省三大戶之一。其實戶大家虛，虛有名氣，是人們所說的人口財東。”
看書、寫作成為公公婆婆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們常常戴著老花鏡，不停地寫啊寫，桌上的手稿越摞越厚。最初，我不經意地翻翻，慢慢地，被他們筆下的那些人、那些事吸引住了，彷彿看見近百年來的甘肅鄉情往事如一幅幅畫卷，徐徐展開。通過他們樸實的文字，我瞭解到了那個艱難歲月中的艱難生活。公公記憶力好，他記錄了聽說或經歷的七十餘年鄉村歷史中的人事，讀來讓人感動。公公這樣寫他的少年生活：“我能清楚的記事從1946年開始，回想那時候人們的生活那個窮苦樣子，人只要把肚子填飽，怎麼都能過去，吃不飽肚子不好往過熬。解放前農村普遍經濟困難，買日用品得到十幾里路外去。就這樣的環境人們還是得想方設法生活，沒有鹽就在崖根或窯洞挖鹼土，叫鹽呱呱，泡成鹽水解決吃鹽問題，也可以用鹽水熬雪花鹽，醬醋從來都是自家制作。布匹更緊缺，一般家庭的娃娃10歲以下穿褲子的為數不多，更說不上有鞋穿，為了遮體保暖，人們還想方設法織布，做衣、褲、襪。我家就有一架織布機，用紡車把棉花紡成線，用白麵合成團，再用清水洗，最後只剩麵筋，把面水燒熱洗棉線叫漿線，曬乾繞在織布機的繞線輥子上，就可以織布了。在當地這還算是先進些的織布機，還有一種織布法，把線拉在兩個樁上拉展，人坐小凳子上，橫線是手過來過去喂，餵過一次用織布刀往齊剁一次，織出來的布和現在的麻袋粗細相似，那種布穿上照常遮體保暖，比光屁股強得多。我12歲前沒穿過現在最差的細布衣服。當時火柴也是緊缺物資，時常脫銷，買也得到城裡去買，再說沒別的事兒不可能跑50多里路買幾盒火柴，火柴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每天要用幾遍。在那樣不方便的情況下，還是自己想辦法制造火種，找塊硫磺，用鐵勺搭在火爐上使硫磺熔化，再用剝了麻的麻桿，折成三寸長的節子，把熔化的硫磺濺沾在一頭，使用時有一塊火蛋就行，把沾硫磺的一頭往火蛋上一挨就起火苗，比火鐮取火方便得多。”公公還寫了窵溝臨近解放時的情景：“1949年盛夏，解放大軍打到西北，馬家軍開始亂套，記得從寧夏過來的散兵三五成群、絡繹不絕地向南走，都沒帶槍。家裡大人都躲到山裡住，只留奶奶和一幫娃娃看門，那些散兵過來求住或吃喝，並不害人。有時奶奶不肯讓他們住，實在支不走，就讓他們住上一夜，第二天早五更就走了，看來他們害怕碰上大部隊又把他們抓去，不敢走大路。老百姓知道什麼，看見穿軍裝的就跑，消息緊張的那段時間，年輕人都不敢在家裡待，趕上牲口住在山裡，白天一邊幹活一邊提高警惕防軍隊。我的主要任務還是負責一群驢，除了害怕，也害怕碰上軍隊。因為在戰亂時期，軍隊過來，碰見牲口就拉去替他們馱運物資，青年抓去當兵或當差，老百姓能有什麼辦法，只有三十六計走為上。”“1950年窵溝莊算是多事之年，土匪洗劫兩次，八頭驢被狼咬死。”他又滿懷喜悅地記錄瞭解放後的新氣象：“1950年因已解放，人心大快。春節前夕，村裡唯一的知識分子趙某，利用晚上休息時間，組織青年以他們家的羊圈作場地，練習秧歌，村裡大人全然不知，以為娃娃閒得沒事幹，聚集在一塊兒玩耍，都沒當一回事。1950年正月初一，吃過早飯，秧歌隊由趙某帶領出演了，全莊老小仍然像往年一樣過年，突然出現了什麼秧歌隊，都覺得驚奇地了不得，不但沒見過，就連‘秧歌’這個名字也很少有人聽過。”“1951年，靖遠縣土地改革在東灣鄉搞試點，部隊文工團來作宣傳演出，話劇《自毛女》是當時最盛行的劇目。我們一夥青年娃娃跑去看，我還是第一次看話劇，正碰上南頭村沒收來的地主財產，在一塊場地給窮人分配。1953年國家穩定，農村適齡兒童要求上學唸書，我們家三弟、四弟都上了學，家裡的負擔基本落在我和父親二人身上。天不亮去犁地，下午放牲口。我們的牲口多，每天得出去牧放。1954年春，國家提倡掃盲，沒有條件唸書的青年男女和壯年都組織上夜校學習文化，當時群眾學習文化積極性很高，我的這點文化就是上夜校打的基礎。1955年冬，我們這裡組織入了社，過起了集體勞動的生活。1956年全面進入農業合作化，土地歸集體所有，從此長達20多年的農業合作化。社員的思想都比較單純，男女老少顯得特別活潑，勞動量小，摔跤成了風氣。”“社員由各組長帶領勞動記公分，制度是早晨天亮出工，幹到九點左右吃早飯為一段，2分工;早飯後到中午一段4分工。休息兩三小時，下午到天黑4分工。男全勞一天10分工，女全勞8分，半大子娃娃按大小評工。” “上世紀50年代的人總覺得比較活潑，那時候搞文藝活動都是自發組織，1956年扭秧歌已經淘汰，我們組織演戲，所需道具服裝都是就地取材，坑席搭個棚子就是戲臺子。那時候鄉村沒有女演員，扮演女角得借女人服裝，都是自己想辦法。”
……
婆婆幾十年來家務纏身，晚年提筆寫文章有些困難。但是，她依然認認真真地回憶，書寫，尤其詳細地寫了童年時她母親生病、去世前後的經歷。讀來令人動容。婆婆善解人意，積極樂觀，也是受到了家族前輩的薰陶。例如她這樣寫她的奶奶：“回憶起奶奶，很值得一提，她很早就掉了牙，但是精神很好，個性特別活潑，性情開朗，眼明耳亮，愛和我開玩笑，經常做些怪動作、說些怪話惹得我好笑。她生氣的時候，咬緊牙關，因為一顆牙都沒有，嘴就成了一個窩窩，鼓得那個勁兒，看她生氣的勁兒，我就笑得很開心，她的那個樣子把誰都能惹笑，奶奶就氣消了也跟著我們一起笑。我和奶奶在一塊兒樂樂呵呵，因為從小跟著奶奶長大，無論到哪兒，只要是奶奶，感覺上沒有牴觸性。”
通過她對過去生活的回憶，讓我瞭解到，當年年輕時的艱辛生活有了切實感受：“1961年開春，隊長派我去犁地，全是婦女，每六人一組，犁地這活我沒幹過，又是個難題，再難也得幹，跟上學吧。我正好和侄兒媳婦分到一組，她和我同歲，她是本村姑娘，雖然個子長得小，但是什麼活都能幹，我不如她，還差得遠著呢，就連自己每天吃喝的驢，一到圈裡我就認不出來，可是侄兒媳婦她能認出來，我叫她給我拉驢，每天都讓別人拉，時間長了能不好意思嗎。沒辦法，我就把驢脖頸鬃毛扎幾個辮子做記號，結果因為各種原因，它把辮子弄沒了，又認不出來。不過我和侄媳婦相處得很好，她能認出來，只能求她給我幫忙，又給驢尾巴上編上辮子扎得結結實實，它照樣早上拉的時候就什麼都沒有了。不知咋的，一圈驢我看著都一樣，可拉出來就是不一樣，我就是認不出來，沒辦法，只得求侄媳婦每天幫我找牲口，同時她還起得早，她路過叫我一起走。我早早起來等著，我一個人不敢走，非等她一叫我才敢出來，把家當背上和她一起到驢圈裡去吃喝驢往地裡走。上午犁地，下午挖渠或鏟沙地邊。捱餓的日子總算過了，起碼有糜子炒麵吃。麥面少，吃饃饃自然就少。1960年秋，隊裡簡單收了些糜子，無論咋說也是個補貼，吃糧問題不是那麼嚴重了，在那個年代只要不捱餓就非常不錯，哪裡還談上吃細糧粗糧，只要吃飽肚子就很好了。再說窵溝這地方靠天吃飯，能給啥糧就吃啥糧。”
那時候年輕婦女的生活真讓人感慨萬千，我在那個年齡時還在無憂無慮地念書，而婆婆稚嫩的雙肩卻承擔了那麼重的擔子。婆婆對孩子關愛備至，但不求任何回報，子女不經意的小小舉動都讓她滿足欣慰：“……隨著時光的流逝，不知不覺過了幾十年，雖然他們都是40以上的人了，我總覺得還帶著孩子氣，無論哪個啥時進門都先喊媽，我是多麼高興啊，心裡總是熱乎乎的。有這樣的兒女值得驕傲，希望他們在工作上一帆風順，健健康康地成長在祖國的大地上，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我就知足了。兒女就是父母的精神支柱。”這種思想境界，用“高風亮節”來形容，也不為過吧。
公公婆婆居住在大城市多年，但念念不忘故土。他們的根在窵溝，窵溝是他們一輩子魂牽夢繞的地方，故鄉的一切已溶入到血液之中，他們不時回家鄉。每次總能帶回一些鄉村的見聞。例如，他們說到一位鄉鄰李正義，妻子身患多種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李正義既要務農活，又要精心服侍妻子，他的妻子逢人就說：如果沒有李正義，我的命早都沒了。
《甘肅農民報》記者得知消息後到窵溝採訪，還報道了李正義的事蹟。
還有很多家長裡短的事，都溫暖人心，也折射出那片土地上人們的質樸、善良。
我偶爾隨愛人回家鄉，也看到了農村的變化，感受到農村蒸蒸日上的發展狀態。現在全家孩子考上大學的現象比比皆是，七叔的兩個兒子都考上大學，參加工作，七嬸到城裡幫著帶孫子。七叔一人在家忙裡忙外，很像當年公婆為我們帶孩子的情景。七叔雖然辛苦，但他總是那麼樂觀，熱情，村裡誰家有事他都主動幫忙。
堂弟玉泉比愛人小一歲，前年剛剛建起了一院新居，農閒的時候，自己貼瓷磚，用水泥鋪院子，新房高大、明亮、寬敞，處處透著氣派。院子東側是廚房，灶臺、地面都是新嶄嶄、亮堂堂的瓷磚，乾淨、利索。院子一角是廁所和衛生間，廁所設計得可以水衝，衛生間有淋浴，房頂上帶的太陽能，我慨嘆十幾年來家鄉的變化，這不就是別墅嗎？更令我羨慕的是，堂弟家有兩間大車庫，他現在還沒有汽車，停放的是拖拉機。他家養了匹馬，馬廄都挺用心設計，院子前面是菜地，黃瓜、茄子、西紅柿、辣椒長得極其精神。他們吃的是自己種的放心蔬菜，天總是那麼藍、那麼晴，莊稼、牲口被他們侍弄得服服帖帖，日子過得蒸蒸日上、井井有條。現在農村不交公糧，農民有醫療保險，沒有後顧之憂，只要勤勞就有好日子。
公公婆婆只要有機會就回家鄉，走親訪友，瞭解新的信息後，回到蘭州又不斷增補。十幾年來，一遍遍補充、修改、謄抄。他們的筆跡歪歪扭扭，但不潦草，極其認真、虔誠。我們原來打算打印裝訂幾本，作為留念。閱讀過程中，我們發現其中有類似“口述史”的珍貴資料，或許對社會有些貢獻，就取名《故園往事》。
《故園往事》出版後，在親朋中有較大反響。公公婆婆又在原稿基礎上陸陸續續增加一些新的內容。2018年6月，公公生了病，加之年事已高，我們決定出版第二版。2019年3月12日，《故園往事》第二版出版。四天後，公公因病去世。葉落歸根，葬於窵溝小南山，長眠於他從小生長的故土，從小放羊的那面山坡。感人至深的是，在舉行葬禮過程中，窵溝的親朋鄉鄰不約而同前來悼念、送別，他們淳樸的表情和行為，讓我們非常感動。我與愛人常常說，以後如何報答這些善良厚道的鄉親呢？
現在的農村與我童年生活的農村相比，有了翻天覆地變化。如今的窵溝有四通八達的水泥路，自來水，好多家燒液化氣，幾乎家家門前都停有汽車，住房、院落，越來越氣派。遠離院落，有專門的豬圈、羊圈、雞圈，院子就是花園、果園，乾淨利落。解放初期就宣傳的“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犁地不用牛，電燈不用油”、“坐小臥車”，當時以為天方夜譚，而現在，這樣的日子都實現了。公公沒進過一天學校，婆婆僅上過兩年小學，公公在勞動之餘自學認字，婆婆在經年累月的操勞中把那點有限的文化也未丟失殆盡，誰能想到他們竟然耗時十幾年，合著了一本書！
我經歷的歷史，從《故園往事》看到的歷史，親身感受到的農村生活與現代人們的道德風尚，感觸頗深。時代在飛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在這種日新月異的變化中，人們的厚道、質樸、誠懇、善良等等優秀品質，並沒有絲毫蛻變，相反，越老越顯出美麗動人的光芒。作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員，我由衷感恩那片土地，感恩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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