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 忻縣地區高中
金聯波
導彈之父布勞恩有句名言：‘大自然不解消亡，只解演變。’是的，忻縣地區高中也是演變而來，又演變下去。最早，它叫新興學堂，創辦於1902年，地址就在忻州古城的秀容書院。當時，清政府為維護其統治，諭令府、州書院改辦為中學堂，由此，新興學堂在秀容書院誕生。第一位校長叫米毓瑞，當時不叫校長，稱總教。1912年，改為忻縣中學，是忻州的最高學府。培養了張挺，霍士廉，黃志剛，董邊（毛主席秘書田家英的老婆，忻府區泡池村人），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建國後，忻中不斷髮展壯大，全地區招生，在校生2000人，文革前，畢業約6000人。文革中，從1967年6月17日（史稱‘6、17’），學校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學生全部停課，領導統統靠邊站，大字報滿牆貼，傳單滿天飛，批鬥會天天開，美好的校園，在這場狂風暴雨中被摧殘的枝葉凋零，遍體鱗傷，學校被迫停辦。
1969年11月，忻縣地區革命委員會決定，忻中與忻縣師範，五寨師範，耕讀師專，地區農機校合併為地區‘五七學校’，不到兩年，校領導被下放到農村插隊，忻中再次停辦。1972年初，在忻中原校園（新建路忻師南巷）辦起了地區師範專科學校，地區高中班，五七學校藝術班，由地區師專黨委統一領導。高中班招生三個班，學生約150人，實行二年學制，春季招生。班主任分別是，張建榮，李錦，徐立富。首屆學生1974年1月畢業，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插隊農村。1973年，招生四個班，後來又擴編為五個班，學生250餘人。班主任分別是，賀秀蟬，王慶銀（第二個學期是呂學文），宋西業，邸建平，曹毅嘉。我正是這屆2班的學生，一入學，我們的班主任是王慶銀，第二學期就換成呂學文了。我們這一屆1975年1月畢業，也都奔赴廣闊的農村天地。1974年招生三個班，這屆學生在地區高中上了一年後，去了在長征路新建起來的忻州一中，地區高中宣佈解散，我的母校完成了它承上啟下的使命，在演變中新生。2002年，忻州一中百年校慶時，邀我參加，我才知道，我也是一中人，和我閨女，兒子儘管隔著很遠的時空，卻也是校友。
我們學校的歷史雖然短暫，三年時間，兩屆半學生，也出了不少人才，像副省級的胡蘇平，我市紀檢委的蘭徐賓，教育局的曹晉榮，交通局的張明亮，團級首長朱和平，光我們班就有師級首長趙立莎，處級領導吳晉京，藺建軍，李金良，韓廣建，金國華，知名醫生王者鹹，知名教師周秀庭，還有許多我聽到的部隊師團級首長，廳級，處級，科級領導和優秀企業家，私企老闆，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用一句俗語形容，多的拿簸萁搓呢。
入 學
1973年1月，我從東街學校初中畢業。1971年的林彪事件後，給了人們不小的震動，開始反思文革中的一些不正常現象。教育界開始緩慢地恢復教學秩序，我們這一屆正趕上升高中要進行考試。記得考場就在我們東街學校，那天一早，爸爸上班就便把我送到學校，在學校門口，爸爸從公文包裡拿出手絹包著的三個煮雞蛋，說，你拿上這幾個煮雞蛋，考試中間休息時間吃了它。可能是有點緊張，我有點不耐煩，我用手推爸爸，我不想吃，我不想吃。爸爸好像有點兒生氣，說，在娃娃，甚也西不得，煮雞蛋又解渴又耐餓，拿上吃了。我接過來，說，知道了，知道了，你快上班圪哇。看著爸爸走了，我又有點後悔，今天是咋，磕打起爸爸來了。
心裡五味雜陳，一點兒也不爽。現在搜腸刮肚也想不起來當時考場和考試的情景了。只記得考完試後，並不在意考好考不好，每天就鑽在家裡看小說，要不就相跟上李潤虎，張海雲去東門外小樹林裡玩，有一次，我們三個看見一個放馬的，就騎人家的馬，那馬見生人坐在背上，蹭著樹飛跑，我嚇壞了，猛拉韁繩也不停，幸虧放馬人喊住了馬，我下來一看，褲子也蹭破了，腿上也蹭了許多血印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驚險騎馬經歷被深刻地印在了腦子裡。有一天，縣計委主任賀聖懷叔叔到我家跟爸爸談工作，我在炕上爬著看書，聊閒話時，聽見他說，老金，這兩天有十個招工指標，是五臺東冶那的6904兵工廠，讓二小的去哇。我一聽興奮起來，插嘴說，我去，我去，我想當工人。爸爸說，不行，得讓他上高中。賀叔叔說，這會兒的學也上不下怪甚。爸爸說，不上下高中，他甚也不知道。爸爸不讓去，我對這個也無所謂。有一天，李潤虎來叫我，快去看哇，咱們學校貼出榜來了。我倆跑去一看，我報的忻縣地區高中，榜上有名，李潤虎報的二中也榜上有名。只是想不起來，我為什麼不和我們班大多數同學一塊報二中。
入學的第一天，我在報到處報了名，把我分在二班，有個女老師給了我一把笤帚說，去，到操場打掃衛生。許多同學三五一群，有說有笑，有的掃，有的倒土。我東張西望，一個同學也不認識，因為這個學校來的大部分是東方紅和新建路學校的學生，我是東街學校的來的，莫名的孤獨和無望油然而生，不知道該幹啥，乾脆坐在了小路邊。這時，有三、四同學走到我跟前，其中一個問我，你也來這了。我定睛一看，這不是東街學校二班的李全林麼，後來轉到新建路學校了。我慌忙站起來說，哦，我也來這個學校了。他問，分在幾班了。我說，二班。他哈哈一笑，咱們一怪班的，走哇，打掃操場去。總算有了個認識的人。他也住在城裡，後來，我和他，還有住在南關我們班的馬培文，每天相跟著去上學。
第二天，進行入學考試。
心理學篤定，記憶的秘訣是，為事物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為事物本身的細節編碼。我的感覺是，受刺激最深的事往往能記住。入學考試我只記得數學考試這一場。一拿到卷子，看了半天，不知所云，無從下手。只見別的同學，刷刷刷地低頭做題，我不知道該幹啥。突然，旁邊的女同學塞給我個紙條，打開一看是答案，我看了她一眼，她說，我看你不會做，就給你抄了。當時的心情難以形容，有點感激，還有點羞恥，還想埋怨，心說，用你給我。後來知道她叫呂綵鳳。正在猶豫，該不該照抄，老師直接走到我跟前問，手裡拿的啥，我說，啥也沒，老師又問她，你給她啥來，這一瞬間，我把紙團塞到嘴裡。現在想，肯定是那會兒反特片子看得多了。老師白了我一眼，走開了。一會兒又轉到我跟前，拿起我的卷子看了看，說，你叫金聯波，你是不是抽菸呢？怎麼一走到你跟前就有股煙味，同學們的眼光齊刷刷地射向我，有的在笑，我沒有要鑽地縫的感覺，只是含著憤怒的眼光盯著她，語塞，片刻，我反倒坦然了，我做錯什麼了，我沒做錯一件事，是老師故意找我的茬兒。數學老師姚可寧深深的記在了我腦子裡。2016年冬，我和同學韓廣建，毛建林，雷繼謙去南寧看國際郵展，順便去桂林看了在那兒居住的姚老師，完全反轉了我對老師的印象。姚老師80的高齡，陪我們遊了七星巖公園，象鼻山，吃了桂林名吃椿記燒鵝和桂林米粉，每當我們要結賬，姚老師總是放下臉說，你們要結賬，就滾出桂林，還是呢強勢的性格。在駱駝峰下面坐著聊天，我問她，你還記不記得，入學考試時，你說，一到我跟前就有股煙味，她說，不記得了。後來我想，每個人面對事物的角度不同，當時，我身上確實有煙味，因為我那天穿著我爸的毛料中山裝，我爸抽菸厲害，衣服上肯定有煙味。離開桂林時，姚老師到賓館送我們，當我們各自坐上出租車，揮手告別時，我看到，80歲的老人，眼含熱淚。
學工、學農
高中期間，我們有過兩次學工，三次學農。第一次學工是在忻縣地區機床廠，記得只是在廠裡打掃衛生，沒有學到勞動技能。中午吃飯時，我挨著武寧坐，看他拿著一飯盒小包子，饞的我嚥唾沫。我說，給我吃個包子，他壞笑地看了我一眼，問，你拿的啥吃的，我說，炒雞蛋和烙餅，他說，好麼，咱倆換的吃哇，我說，真的？他都把飯盒遞給了我，我也把飯盒給了他。剛吃完，有兩個人抬著一筐糠窩窩過來，喊到，今天憶苦思甜，一人吃一個糠窩窩。我過去拿了一個糠窩窩，咬了一口一咽，扎的嗓子生疼，貴賤咽不下去。其實，吃個糠窩窩並不一定能激起對階級敵人的仇恨。
第二次學工在我們校辦工廠，我學會了開鑽床。之前，先有在校辦工廠勞動改造的姓靳的老師給我們講了一節工業課，講得真好，我這個不愛學習的人也全聽進去了。他從毛坯車間到車工車間再到鉗工車間來完成一個機器零件的全過程，講得有板有眼，我聽的入迷，雖然是夏天的下午，我也一點沒打瞌睡。他的一節課，激起了我學工的熱情，很快我就學會了開鑽床的技能，給許多零件鑽眼兒都符合標準。後來，我知道靳老師是我們數學老師姚可寧的丈夫，我對姚老師有了新的認識，姚老師的課講得也特別好，只是我的基礎差，聽不進去。我們學校還有像靳老師，羅明坤等許多全省有名氣的好老師，都在校辦工廠勞動改造。每當走到校辦工廠，都能看到工廠對面的學校圖書館，那個圖書管理員長的特別像列寧，不知道誰給人家起了個外號，弗拉基米爾伊利奇。
在我們校辦農場，紫巖農場學農時，勞動加玩耍，特別開心。我們發明了打坷垃球，每當下午勞動完回來，我們就在場部的籃球場打坷拉球。分開兩撥，拿打土塊的坷拉錘推一顆足球，推進對方的球門為贏，很像打冰球，玩的很開心。
還記得有一天下午勞動回來，吃過飯，我和馬培文，李培發，毛建林，聶春生在場部外面散步，走在水渠上，我們嬉笑打鬧，都倒在水渠坡的草地上，面對天邊的夕陽，我忽然詩興大發，朗誦起了毛主席的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剛唸的興頭，李培發大笑，呀，小二還會背詩了。一下打擊了我的詩興，躺在那不動了，正尷尬著，忽然聽到遠處有人喊，劉迎林逮住一條蛇，我們站起來一看，遠處的地裡有一夥人，我們也飛快地跑過去，看見劉迎林咧嘴笑著，手裡玩著一條小綠蛇，我們又怕，又想上去看，劉迎林把蛇悠開，嚇得人們四處奔跑，女生跑的更遠。不知誰喊了一聲，那是菜花蛇，沒毒，同學們大笑起來，氣的劉迎林一甩手，把蛇扔得老遠，同學嘻嘻哈哈都跑回了場部。
紫巖農場半個月的學農結束了，在回家的公路上，我們騎著自行車你追我趕，撒下一路歡聲笑語。
第二年秋天，我們去張村學農一個月，主要是勞動，秋收。韓如山老師帶我們到大田裡收玉米，累了，我們就撿一些乾柴，烤玉米和黃豆，坐在地圪塄上，一邊吃，一邊休息，真正的燒烤，尤其是烤玉米，太香了。我們給韓老師吃，韓老師笑一下，說，俄不吃，俄不吃。韓老師平時不苟言笑，五臺人，講課時也是一臉嚴肅，從來不笑，但他的口音，語言，動作會逗的我們鬨堂大笑，哪個班笑聲不斷，就知道韓老師在給這個班上農業課。我們住在張村學校的教室裡，窗戶大多沒有玻璃，中午想睡一會兒，蒼蠅滿臉爬，沒法睡，只好臉上蓋上報紙，才能迷糊一會兒。張村是個缺水的村子，村民們在自家院裡挖一個旱井，也叫水窖，用來蓄積地面流下來的雨水，這是他們的全部生活用水，必須節省的用，視水比油也珍貴。村裡頭每天派一戶給我們送水，有一天，一個穿的又髒又爛的衣服的年輕後生，趕著一個小毛驢車給我們送水，他看著他車上的水桶裡嘩嘩流出的水，被我們刷完牙，洗完臉又嘩嘩地潑在院子裡，圪蹴在小毛驢跟前哭了，我們上前問，你咋了，他說，你們這的用水，用不了幾天，我家就沒水了。看著黃乎乎混濁的水，我們大為吃驚，趕緊安慰他，不用了，不用了，我們不洗臉了。那以後，我們臉上起了圪渣也再沒洗臉。
學農是我們奔赴廣闊天地的前奏，有了這個前奏，後來，我們到農村插隊，一點兒都不感到生疏，一去了就和貧下中農打的火熱。
反潮流
微信和網上都在說，50後，60後出生的人，大多數一生坎坷，命運多舛。確實，我們真是時運不濟。學習，在整頓，恢復的政策下，剛剛走上正軌，在許多知名老師的教誨下，也漸入佳境。突然，出來兩個反潮流人物，又把這一切打亂了。全國上下，特別是教育領域，又開始騷動。我們不喜歡安靜，就喜歡大鳴大放，轟轟烈烈，就喜歡鬧紅火，搞運動，這些人格特點就像導火線，一點就著。
1973年6月，全國有十幾個省進行了文革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高考。遼寧的考生張鐵生交了白卷，並在考卷背面給領導寫了一封信，掀起軒然大波，被稱為白卷英雄。緊跟著，1973年底，北京中關村小學五年級女生黃帥因為和老師的矛盾，給《北京日報》寫了封信，被稱為反潮流英雄。當時，我們學校也出現了大字報，也經常和老師展開辯論。記得有一次在操場學生杜飛和李錦老師辯論的不可開交，圍觀了好多學生，大家七嘴八舌，就像和老師在吵架。，學校又進駐了工宣隊。由於當時我們也知道，畢業後都要去農村插隊，學習無用的思潮又蔓延開來，在學與不學的糾結中迎來高中畢業，在精神亢奮和前途渺茫的情緒中，奔赴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導彈之父還有句名言：‘我已經學到的，和將要學到的科學知識，都堅定了我的信念，我們死後，靈魂繼續存在。’回憶學生時代，覺得幸福滿滿，彈指間，我們都老了，也是幸福滿滿，再往後，我們會演變成水，鈣鎂鐵鋅和各種維生素，但我們的靈魂，像一隻蝴蝶，在我們呆過的地方，飛來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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