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隨著《定國是詔》的頒佈，光緒帝的變法正式拉開了帷幕。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僅僅維持了103天，就在慈禧的鎮壓下以失敗告終，光緒被囚，六君子慘死，康有為、梁啟超出逃。如此看來，似乎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罪魁禍首，若是慈禧死在光緒之前，那麼這場變法的結局會有所不同嗎？
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在此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然成為世界潮流。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俄、德、日、意、奧等相繼步入帝國主義階段，由此加緊了對落後國家和地區的侵略。
而此時的中國在清政府昏庸無能的統治之下，閉關鎖國，故步自封，嚴重與世界脫節並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正是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的目標。隨著鴉片戰爭的打響，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了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逐漸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範圍”，整個國家已呈被瓜分之勢。隨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中國陷入生死攸關的境地。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在帝國主義入侵的刺激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掀起了洋務運動，民族資本家發出“實業救國”的呼聲，大力發展民族工業。如此使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提供了經濟基礎。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下不斷壯大，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自此，一大批先進的維新知識分子也應運而生。
由“師夷長技以制夷”到“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中國知識分子不斷開闊眼界、解放思想，為戊戌變法的開展奠定了強有力的思想基礎。
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炮火和維新思想的日益高漲，身為一國之君的光緒帝也意識到，唯有變法才能挽救危在旦夕的中國。他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
戊戌變法轟轟烈烈地展開，光緒帝先後進行了各方面的改革。然而在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帝寢宮，將光緒帝囚禁於中南海瀛臺，緊接著發佈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自此，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
慈禧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之一，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採取的壓制行徑，更是直接宣佈了變法死亡。但若是沒有了慈禧的阻礙，變法就一定能成功推行下去嗎？
縱觀整場變法，看似時機妥當、準備周全，實則不然。作為變法的主要引領者，資產階級維新派顯然並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一則，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依舊掌握實權，勢力強大，起初老人家指示“今宜專講西學”，不過是基於大權在握的小打小鬧，可一旦觸及自身利益，變法分分鐘就能被叫停。
二則，資產階級維新派自身也存在諸多不足。其一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例，前者指責西漢的古文經書全系劉歆偽造，後者將孔子打扮為“改制立法”的祖師爺，兩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甚至連部分開明人士都說服不了，更不用說讓守舊派誠服。其二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只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皇帝和極少數的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其三，維新派及光緒帝在實施變法上過於冒進，從罷免軍機重臣翁同龢到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操之過急且失之過重，不免叫人心寒。
究其根本，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過於弱小，即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才是導致其失敗的更主要原因。所以即便失去了慈禧的阻礙，變法依舊難以長久。
1989年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較為詳細的對變法內容進行了闡述，自認為是一次的徹底的變法，然而不動搖皇權而只變革制度和國家機構，於洋務運動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光緒帝也好、康有為也罷，其實都是閉門造車，對於車是什麼樣，他們所知都有限。所以，縱使變法成功，困於封建皇權的清朝不變更統治，也根本不可能延續。
正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喜所所言：“戊戌變法失敗的基本緣由不在康梁維新派的變法內容和詳細戰略上，而在於當時沒有呈現一個使變法勝利的整體的社會環境以及與此相聯絡的強大的促進變革的政治和經濟力氣。”因而清朝的覆滅，是必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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