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每年一季度經濟數據公佈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都備受關注，今年疫情形勢嚴峻，這場會議更加關鍵。
面對新冠疫情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會議在宏觀政策“六穩”的基礎上首提“六保”目標：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其中，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居“六保”前兩位。
而六穩與六保的唯一交集，是就業，這更加凸顯了在疫情衝擊下做好保就業工作的重要性。
此前，CF40“戰疫”系列要報《應對疫情衝擊要做好紓困與保就業工作》指出，疫情衝擊下的失業群體絕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階層，儲蓄較低、社會保障措施缺位使其抵禦風險能力較弱，甚至已經影響到正常生活支出。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尤需做好紓困與保就業工作。
要報提出，
應抓住機遇完善紓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一方面，紓困政策需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另一方面，各地保民生、促消費的紓困措施，應儘量使用現金補貼。在保就業方面，要報建議加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❶ 政府建設項目儘快開工；
❷ 放寬服務業行業准入標準，部分新設立企業享受1-2年的稅收和房屋租金政策優惠；
❸ 提高公共管理服務的就業崗位。
本文系CF40戰“疫”系列要報成果，執筆人系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CF40青年研究員張佳佳、熵一資本全球宏觀研究院副院長朱鶴、CF40青年研究員鍾益。
圖源 / 網絡
應對疫情衝擊
要做好紓困與保就業工作
文 | 張斌 等
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負面影響的重點措施是紓困與保就業。做好這兩項工作，是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經濟穩定的需要。只有把紓困和保就業工作做紮實了，居民收入和消費有保障，購買力有保障，才能避免經濟陷入需求疲軟與供給收縮之間的惡性循環。
新冠疫情對就業市場帶來巨大壓力
新冠疫情對存量城鎮就業市場帶來嚴重破壞。截至3月末，仍有7000-8000萬人尚未復工。
農民工就業受影響最嚴重，未復工七成以上是農民工就業。全國農民工共2.9億人，其中1.7億人外出務工，1.2億人為本地農民工。農民工主要分佈在製造業（8千萬）、建築業（5-6千萬）、住宿餐飲（2千萬）、批發零售（3-4千萬）、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3-4千萬）。
這些行業是受到新冠疫情衝擊比較嚴重的行業，農民工就業崗位是這些行業就業中最缺乏保障、最容易失業的部分。我們結合行業從業人數與復工率數據保守估計，農民工未復工的人數在5千萬左右，約佔全部農民工數量的17%。
新增就業也面臨巨大壓力。我國每年需要創造1100萬新增就業才能滿足學生畢業和農民轉向城鎮工作的需要，其中主要是滿足700-800萬新畢業大學生就業，以及300-400萬的農民轉向城鎮工作。
大學生就業的主要行業是服務業，尤其是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包括公共管理、商務服務（法律、審計、諮詢等）、信息產業、教育、金融、科研、文化娛樂等。這些行業是當前經濟增量的主要貢獻部門。如果今年經濟增速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大幅回落，這些部門的新增就業機會也會大幅下降。
低收入群體收入損失已經影響正常生活
不能正常就業必然會帶來收入損失。2019年農民工月工資4000元，５千萬失業意味著每個月的收入損失2000億；2000-3000萬城鎮職工失業也會帶來大約每個月1000億左右的收入損失。新冠疫情下的失業群體絕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階層，這樣的大規模收入損失會危及正常生活開支。
低收入群體抵禦衝擊的能力較弱。一方面，低收入群體儲蓄較低，在現金流斷裂的情況下難以應對日常消費支出。 西南財經大學2019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顯示，15.6%的中國家庭（約2.18億人）金融資產價值低於1000元（包括現金和儲蓄）。根據近期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對全國3143戶家庭的調查結果，年收入在3萬以下的家庭中，因疫情導致生活開支緊張的家庭佔比高達78.4%；年收入在3-5萬、5-10萬、10-20萬以及20萬以上的家庭，這一比例分別為56.9%、63%、43.1%和20.4%。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群體，難以通過社會保障措施來彌補因失業造成的短期現金流斷裂。根據人社部數據，截至2016年末參加失業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4669萬人，僅佔同期全國農民工總量（28171萬人）的16.6%，低於同期全國參加失業保險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23.3%。此外，領取失業金要求參加失業保險的個人與所在單位按照規定履行繳費義務滿1年，而農民工群體短工化、流動性強的特點，使其難以滿足要求，減弱了其抵禦風險的能力。
應抓住機遇完善紓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
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大幅波動時有發生，臨時性的紓困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是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在這方面需要進一步學習和完善。
疫情危機提供了寶貴的學習和練兵機遇。發達國家在新冠疫情下的紓困政策包括了為僱員提供收入補助、為患新冠或疑似隔離僱員提供社會保障、為企業提供國家信貸支持、延繳稅收、延繳社保或提供補貼、延遲債務償付和發放現金等多種方式。這些方式未必都適合中國，但也不乏可以學習和借鑑的地方。
紓困政策需要兼顧公平和效率。紓困政策設計要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切實幫助生活困難的群體；二是避免紓困政策對勞動力市場帶來新的扭曲，不妨礙復工的積極性；三是有助於促進消費和經濟迴歸常態。
基於這幾方面原則，具體措施可考慮：
（1）財政為因疫情無法正常復工的家庭提供為期３個月的每月現金生活補貼，補貼額度根據家中贍養的孩子老人數量確定。失業人員子女若在義務教育期間，免本學期學雜費，並給予子女一定學習生活補貼。湖北地區可適當提高補貼標準。
（2）政府成立紓困專項資金，年收入低於５萬元的個人可享受銀行３個月的無息消費貸款，僱傭１萬人以上的大型企業如在疫情期間不裁員可享受３個月的優惠貸款利率。湖北地區可以延長至半年。
（3）受疫情影響嚴重行業的中小微企業可延遲債務償付，並享受３個月的稅收和其他費用減免。
各地保民生、促消費的紓困措施，應儘量使用現金補貼。我國的紓困政策組合當中對居民和失業群體的直接現金補貼仍然欠缺。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在2001年和2008年分別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現金補貼，補貼額度佔GDP的0.4%和1.3%。總消費邊際消費傾向為0.34-0.372和0.30-0.35(Shapiro and Slemrod，2003)，使得2008年第二和第三個季度的總消費分別提高1.3%和0.6%(Broda and Parker,2014)。
紓困措施的消費刺激效果不僅與補貼力度有關，還與需求價格彈性、擠出效應、補貼方式和補貼人群等因素相關，發現金比發消費券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消費刺激效應更大。美國兩次大規模現金補貼的邊際消費傾向均遠高於1998年日本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保障基本民生而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消費券。
保就業需加緊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一是政府建設項目儘快開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帶動就業，另一方面是政府開工的項目能帶動下游眾多行業的復工。政府建設項目應該優先考慮為2.9億農民工在工作地安居創造基礎設施條件，重點是大都市圈的基礎設施建設。
二是放寬服務業行業准入標準，部分新設立企業享受1-2年的稅收和房屋租金政策優惠。未來居民部門消費升級的主要內容是教育、健康、體育文娛等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產業升級的關鍵依託是科學研究、教育、商業服務等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與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相比，我國在上述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例顯著偏低，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補上的短板。
新冠疫情帶來了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改革機遇，切實降低這些行業的准入標準同時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不僅為未來新畢業大學生就業開了一扇大門，也是未來消費擴張和升級的保障。
三是提高公共管理服務的就業崗位。我國的人口流動與公共管理服務不匹配。有些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區，由於編制限制，公共管理人員和服務跟不上發展需要。需要結合現有的統計調查和大數據分析，紮實掌握每個地區的常駐人口數量、人口年齡結構、人口流動規律，以此為基礎匹配相應的公共管理服務人員安排。新增的公共管理服務人員不能設置當地戶籍限制以及學歷限制，應有較大比例留給農民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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