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滾浪花淘不盡，幽幽千古永留存”。張廷珪與唐中期名相宋璟、張說等同朝為官，雖然新舊《唐書》都有傳記，但是流傳下來的有關他的史料卻不多，好像被淹沒在歷史的風塵中。為了能寫好這個歷史人物，反映其全面的情況，我曾在洛陽信息港發帖，請求有人能幫助提供他的資料，但是閱者數千，回應者寥寥。
一、張廷珪其人
張廷珪又名張庭珪（657—735），字溫玉，范陽方城（今河北涿縣）人。生於唐高宗顯慶二年（657），歷任冀氏、白水、伊闕三縣尉，右臺監察殿中，左臺侍御史，再為起居，吏部員外，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少府監，持節穎、洪、沔、蘇、宋、魏、汴、饒、同等州刺史，前後充河北宣勞、江西按察、河南溝渠等三使，官至太子詹事。卒於開元二十三年（735），封范陽縣子，贈工部尚書，諡曰“鼎穆”，享年77歲。
對於張廷珪，新舊《唐書》皆有傳記。說其少時聰穎，年輕時應試得中進士，任官白水尉，逐步升遷到監察御史，審核揭發出來的事謹慎公正。“慷慨有志尚”“以讜直名史”。關於張廷珪的廷字，兩《唐書》寫的是“庭”，而出土的墓誌寫的是“廷”。
史書記載：張廷珪身材魁梧，很有風度，擅長寫八分書，著作有《舊唐書本傳》《金石錄》，他還是唐代善隸書而留名的為數不多的幾人之一。
二、張廷珪的事蹟
（一）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張廷珪勸說同朝為官的張說不要作偽證時說的一句話。這句話出自《論語·里仁》篇八。這件事在盛唐史學家吳兢（670—749）撰寫的《則天實錄》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卷207，唐紀23，長安三年703年）裡都有記載，它牽涉到武則天秉政時朝廷內部的一場重大紛爭。
武則天秉政後期，魏元忠為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即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武則天改御史臺為左右肅政臺，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臺），與狄仁傑並稱良相，著直聲於朝廷，曾經斥責過仗勢不法的洛陽令張昌儀（張昌宗之弟），杖殺了“暴亂都市”的張易之家奴，並當著武則天之面，斥責張易之、張昌宗為小人，引起“太后不悅”，“諸張深怨之”。
長安三年（703年）九月，武則天病重，“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就在武則天面前誣告魏元忠和興司禮丞（即太常丞）高戩私下議論：“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這一誣指，加在魏元忠身上是很大的罪名，可以“大逆”論，遭殺身滅族之禍。
當時，武則天雖迫於朝廷內外的輿論壓力，在不可超越的封建禮法名分等諸因素影響下，不得不重立李顯（中宗）為太子。而武承嗣雖是自己人，恨不得為太子，卻“意怏怏”病死。此時，武三思等尚在，武則天傳位給諸武的主意並未打消，因此關於皇位繼承問題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所以此時是絕對不容許大臣在私下有這種議論的，這樣，魏元忠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場大禍。
史書記載：太后怒，將元忠下，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即中書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中宗李顯）、相王（睿宗李旦）及諸牢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訣。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
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 張廷珪是從更高的原則上提醒張說，做人應有高尚情操。
在大家的鼓勵之下，張說堅定了不作偽證的決心。來到殿廷，武則天問他，張說久不回答。
魏元忠指著他說：“張說欲與昌宗羅織罪名，陷害元忠！”張說一股熱血噴湧，訓斥起來：“公既為宰相，不想竟與市井尾巷之人一般見識。”張昌宗也在旁邊不斷催促，張說指著他說：“望陛下詳察，在天子面前，昌宗尚且這樣逼臣，在外又會怎樣？臣今對百僚，不敢不據實回奏。臣實未聽過元忠有謀反之言。臣是被昌宗逼迫而來，欲使誣陷忠良。”
張易之、昌宗兄弟遂喝道：“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幾番激烈交鋒，張說最後表示，“臣豈不知今日若附昌宗之意，可立馬做宰相；若聲援元忠，立致滅族！但臣畏懼元忠冤魂，不敢誣奏！”
張說不與二張同流合汙，最終成為一代名相，名垂青史。
張易之被誅後，眾臣們都認為應該窮治黨羽，張廷珪向中宗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歷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 中宗採納了他的建議，穩住了朝政。
中宗在位期間，恢復唐朝舊制，免除租賦，設十道巡察使，置修文館學士，發展與吐蕃的經濟、文化交往，實行和親政策，把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保證了邊疆地區的穩定，為唐朝出現“元和中興”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二）去奇伎淫巧
“去奇伎淫巧”出自於張廷珪《請勤政崇儉約疏》：“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 其意思是：去除過於奇巧而無益的技藝與製品，即使損壞和氏璧、古夜明珠，也不會去管，心神也不亂，自然的，四海清平，波瀾不興，塵埃落定。
據史料記載，這與“五星連珠”這個天文現象還有聯繫。
五星聯珠又稱五星聚奎，它是一種“視覺現象”，也是一個簡單的天文現象，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卻有著特殊的地位。“五星聚奎”和中國的歷法有密切的關係，既是干支曆法的開始，又是聖人即位的時刻，這當然成了祥瑞之兆。
在《開元佔經》中，保留了戰國時期星佔家石申關於“五星聯珠、五星聚合”的論述：“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負海之國用兵利。”這裡的 “東方”“西方”和“中國”是古代星占學中的一種分野法則或概念，古代稱中原為中國，並不是現在的東方和西方。
史學家司馬遷認為，祥瑞只是對有德者而言的，無德之人，反受其殃。《史記·天官書》雲：“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皆大，皆小，事皆小。” 明代郎瑛編著的《七修類稿·天地類》中記載：“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諸弱齊強，五星聚井，楚敗漢興，五星聚尾，安史之亂，五星聚奎，大宋開世。”房、箕、井、尾、奎，是二十八宿中的名稱，此指五星聚於不同的方位。
我們看出，五星聯珠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即使是好事，也是否極泰來的意思。然而，在唐朝玄宗年間發生了“安史之亂”，雖然有“五星聯奎”卻完全是一件壞事。
據《舊唐書·列傳五十一》中記載：張廷珪在唐開元初年為禮部侍郎，他勸皇上：“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聯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張廷珪建言玄宗，只要去奇伎淫巧，勤勤勉勉，為天下著想，自然會出現五星聯珠的祥瑞局面。
但是開創了盛世之後，唐玄宗逐漸開始自我滿足了，沉溺於享樂之中。沒有了先前的勵精圖治精神，也沒有改革時的節儉之風了，自認為他會為大唐帶來祥瑞。然而，繁華日久，早已潛伏著封建專制時代無法規避的危機。唐玄宗晚年荒於朝政，用人不當，使用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奸臣為相，且權力過分集中，致使腐敗叢生；重用安祿山、史思明，更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此唐朝出現了“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宿妝殘粉未明天，總立昭陽花邊樹；寒日內人長打白，庫中先散與金錢”的局面，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發動叛亂，一派繁華的盛唐氣象，在叛軍鐵蹄的蹂躪之下，轉瞬間變成了歷史。愛好歌舞的唐玄宗並沒有為大唐招來“五星聯珠”的祥瑞，而是造成禍亂甚至大唐的滅亡。這正如司馬遷說的祥瑞只是對有德者而言的，無德之人，反受其殃。
（三）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
“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這是張廷珪任諫臣時上書勸諫唐玄宗的話。
張廷珪在擔任監察御史期間，多次直言上書，他的勸諫也多次被採納。
據史料記載：武則天徵收天下僧人、尼姑的“份子錢”，想在白司馬坂營建佛祠，同時還要製作一尊大佛像。張廷珪聽說後認為這是勞民傷財，便上疏勸諫說：“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且，為運輸材料填塞山澗溝穴，輾壓蟲蟻，要以億來計算。所用工匠多為貧困者，驅使他們服勞役，加以飢渴，疾病入侵。再說僧尼等人平日即化緣為生，現州縣督促交稅，迫如星火，往往因走投無路，只能賣身充稅。
張廷珪認為：如今天下困窘，百姓窮愁，不宜勞民傷財來做這些無用的工作。從當前形勢看，應該做的是先平定邊境，充實府庫，蓄養人力。
武則天認為他說得好，在長生殿召見他，賞賜慰勉甚厚，建佛祠之事便停止。
還有一次，武后下詔將河南、河北的牛羊與荊、益兩州的奴婢都上市買賣，並在登州、萊州設監，所售的錢幣用以補充軍費。
張廷珪又上書勸諫，他說：“君所恃在民，民所持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持為君？”牛沒有了，田就種不好了，田種不好，糧食也就無從產生，沒有了糧食，百姓就會死亡，百姓死亡了，還何以為君呢？
張廷珪進一步勸諫：如今河南、河北一帶剛好瘟疫，牛羊死者無數，詔令雖說予以和市，要高於抑奪。如一併出售，則價格難定準，若個別選擇，則吏人求賄。這樣猶如牛再次遭病，農人兩次受傷害。且高原耕地被奪改為牧場，兩州再沒有按人口耕種之田地，再加牛羊踐踏毀壞，全境人民靠什麼為生？
而荊州、益州的奴婢多半是國家戶口，遭惡豪掠買，一旦沒入於官，永無免期。況且南北氣候不同，易地定會生病，此舉實為有損無益。羊不是國家和軍隊的重要物資，若使它繁殖過多，並不能生利。張廷珪的這次勸諫又被採納，武后市牛羊、奴婢之計作罷。
唐中宗神龍初年，詔令恢復在白司馬坂營建佛祠，張廷珪奉詔令到達河北。走過那裡，見百姓勞役十分辛苦，心中甚是不安。於是上書懇切諫爭，說：“中興之初，下詔書，不急切辦理，曾斥責少監楊務廉，以警戒朝內外。現在再興土木，不遵行以前的詔令，挖田伐木，破壞自然生機，希望能停止此舉，以舒緩百姓的窮乏。”不久，朝廷任張廷珪為中書舍人，再升任禮部侍郎。
唐玄宗開元初年，天下大旱，關中饑饉。唐玄宗詔令群臣直言時政。
張廷珪上疏說：“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啟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年間，兇黨作亂，陛下有超群的神武，掃蕩汙垢。日月所照之處，無不沾濡恩澤。明明上帝，即將降福。但目前，陰陽錯亂，九穀欠豐，關輔之間更為嚴重。臣思天意，可能因為陛下正是壯年有為之時，頃刻之間即建大功，但輕視堯舜，不習其法，比較秦皇漢武，自認更強，所以天示譴責。希望能日慎一日，永保大和，這就是皇天對於陛下的切盼深望，陛下難道能不奉若明旨而謹慎從事嗎？臣等切盼陛下能約束自己，認真研究前王經典，崇尚樸素之道，招攬賢士，放斥佞人，遠避後宮，削減外廄，不再貪圖踢球田獵之樂，停止百姓的戍役，治好農田，賜恩給孤苦之人，減輕賦稅徭役，使百姓樂業。
有人說天的懲戒不值得害怕。實際上天發怒後將會使風雨不調，饑荒更為嚴峻。到那時，將無以援救下民了。有人說百姓窮乏不足以憐恤，但若億兆百姓都背井離鄉，愁苦潦倒，那就再沒有東西可以奉獻了。這是國家安危的關鍵，是君主禍福的根源，怎麼可以不明察？何況陛下剛剛登帝位，華夏及四夷百姓都洗耳恭聽，刮目而看，希望有所聞、有所見，怎能辜負他們的期望呢？
由於忠諫，張廷珪升任黃門侍郎。
“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這句格言就是出自這次上書。在這次上書中，張廷珪運用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一套理論，指出旱災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唐玄宗背離了原來的作風，表現了驕奢之氣，因此受到上天的警告，張廷珪運用“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這句格言，勸諫唐玄宗繼續發揚他在創業之初的作風，以保大唐天下的安寧。
張任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犯了法，詔令在朝廷行杖刑。張廷珪上奏：“御史犯法，如該殺就殺，但不可廷杖而侮辱。”士大夫都佩服他懂禮。
張廷珪屢次勸諫，得到皇帝的信任。史書記載：張廷珪在官時有威嚴，講教化。入宮則任少府監，封范陽縣男爵。在太子詹事任時退休。
三、張廷珪墓地及墓誌
張廷珪墓誌是1977年7月伊川縣高山鄉群眾在坡頭寨村東修建陸渾灌區西乾渠涵洞時發現的。
墓誌邊長80釐米，厚16釐米。志文隸書，34行，行37字，共計852字,由唐代著名書法家徐浩撰文並以隸書繕寫書丹，四周刻有圖案花紋。墓誌不僅補正了史書的若干不足和錯誤,而且也為研究我國古代書法藝術增添了新的重要實物資料。
《張廷珪墓誌》全稱《唐故贈工部尚書張公墓誌銘》，天寶十年（751年）十月入窆（bian,埋葬)紡山。紡山，史書無載，說明今伊川縣高山在唐代中期稱為紡山，屬壽安縣境。
該作品結體舒展，秀氣四溢，轉折自然，挑提含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件小字隸書作品，字幅僅2釐米見方，瀟灑逸韻。
其夫人周氏，生於乾封二年（667年），卒於天寶四載（745年），時年78歲。其父周崇，雍丘縣令，史書無載。
兩《唐書·張廷珪傳》不記其子，而志曰：“嗣子，門下省符寶郎。博雅大理評事，博雅鴻臚少卿，博濟太子，右贊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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