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中國地方誌》2020年第1期
感謝覃旺同學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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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宜州鐵城是南宋末年廣西地方官吏專為抗擊蒙古軍入侵而建築的一座城池，它與宋蒙（元）戰史、廣西地方史緊密聯繫。筆者在考釋遺址內現存摩崖石刻及結合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對宜州鐵城創築的緣由、發起者、過程及結果作了探討，並考察了推動鐵城建築的重要人物——胡穎和雲拱在廣西任官期間的事蹟。宜州鐵城的創築反映了在蒙古“斡腹之謀”的背景下，廣西一度成為宋蒙戰爭的重要戰場以及宋庭對廣西邊防經營的史實。
關鍵詞：宜州鐵城；廣西；宋蒙戰史；斡腹之謀；
覃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碩士研究生。
宋代宜州鐵城遺址，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城區北郊3公里的木棉屯後，現稱“古城峒”，原是南宋廣西地方官吏在宋理宗寶祐三年（1255）專為抗擊蒙古軍入侵而建築的一座城池。作為廣西現存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是研究宋蒙（元）戰史、廣西地方史的珍貴實物資料。但目前學界對其關注不夠，雖有一些文字介紹，但還未有相關的專題研究論文，缺少對其歷史的發掘。[1]故筆者擬通過考釋遺址內現存摩崖石刻，及結合傳世文獻，對宜州鐵城的相關史事進行探討，以期能夠了解到它背後豐富的歷史信息。
宜州鐵城遺址
一、《宜州鐵城記》錄文
現鐵城遺址內留存有多處南宋摩崖石刻，在內城牆北端東西對峙的兩山崖壁上各有一處，西面山崖為《宜州鐵城記》，主要記載鐵城建築的背景、經過及結果；東面山崖為《宜州鐵城頌》，亦涉及鐵城的創築，但多有歌頌時知宜州雲拱創築鐵城的功績之意。為了解宜州鐵城背後的歷史信息，對摩崖《宜州鐵城記》的釋讀必不可少。
摩崖高350釐米、寬 195釐米，額篆書“宜州鐵城記”5個大字。正文楷書，計20行，滿行38字，總700餘字。其末端部分文字今已漫湮不可識讀，對照舊拓，主要是時任廣西帥臣胡穎的信息。嘉靖《廣西通志》、《粵西文載》、雍正《廣西通志》、乾隆《慶遠府志》、《八瓊室金石補正》均有摩崖錄文，但各書文字互有出入。現見三份拓本刊佈[2]，但僅國家圖書館現藏民國金石家陸和九舊藏拓本，末端文字均可識讀，當石刻殘損前拓；其餘二拓本同石刻一樣，末端部分文字不可識讀，為現當代所拓。故現據國家圖書館藏拓本，將刻文整理錄文如下，每行末以“/”標示：
嶺右自淳祐以來，傳雲南有韃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師戍之。今大帥寶文胡公，時以郎官，轉對/上前，獨謂：“遣戍非經久之策，當如唐李德裕籌邊故事，按山川道里，擇險築城，以扼其阻。”上雖下/其議，未果行也。寶祐甲寅秋，前事復棘，上思公言，乃命經略一道。公至，閱履封，以宜當西南夷間/道必能幹城者，可畀虎符，得武經大夫雲侯拱守之。侯詣帥府，受約束，公曰：“惟事事有備無患耳。昔/佛狸未寇元嘉時，盱眙守沈璞以郡居要衝，繕城浚隍，上下皆謂過計。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將臧質獨藉璞城以挫虜。往事明驗可見已，今震於其鄰，獨不當為徹桑計乎？”侯奉命惟謹。至宜，顧/城陋不足恃，則經營距郡二里。而近有山環繞，皆峭壁懸崖，內可容萬灶，飛泉石井，取汲不竭。侯熟/視，嘆曰：“墬險無踰此矣！”亟聞於公，公以聞廟堂。得旨，以幣百萬下之郡，鳩工計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勢聯絡而城之。周遭一千八百餘丈，為牆櫛如，為門翼如，悉與山相繆。山之前，下瞰龍江，後倚/天河。四面形勝，屹然天成，雖[3]鉤衝肉薄，無所施也。凡州縣治、寨舍、糗糧、器械峙積之所鹹備，而侯未/以民遷，姑徙附邑宜山治隸焉。然宜民知保生聚者，亦莫不適有居用永地於茲新城。又以見侯之/是役，非獨地利人和，從可知矣！役始於乙卯季春之望，訖於仲冬之朔。指授規畫，侯必躬必親。其董/而相之者，郡從事鍾嶅、文學掾林均、清遠節度推官顏得遇也。城成，以其砌疊皆石，乃名“鐵城”。圖上/帥府，寶文公命應德記之。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不能自為險也，而設險則人力存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暴者不必有也，而恃吾有以待之。易前民用，豈我厚誣？今宜得侯為保障，重門設險，豈/特無唇齒憂，彼竊伏草莽竢時觀釁者，將不復作。噫！亦意造物者設是久，而有待於侯之來也；亦意/南方當無狄患，而侯之遂築斯城也。侯關表老將，熟更戰守，自領郡後，閱丁壯、治戈甲、明斥堠、結蕃/鄰，為宜備無不周。城其大可書者，伐柯匪斧，所以成侯之役者，誰與？胡公，名穎，字叔獻，長沙人，文武/伯也，今又被命入奏。是歲日長至，奉議郎、通判靜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黃應德記，嶽麓/何應壬書，奉議郎、特差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參議官楊埏篆蓋。鐫崖留遠[4]。/
圖一：國家圖書館藏《宜州鐵城記》拓片
二、相關人物考
據摩崖《宜州鐵城記》，知胡穎和雲拱為推動鐵城創築的重要人物。現鉤稽史料，考釋兩人行實，並著重探討他們在廣西任官期間的事蹟。
（一）胡穎事蹟考
胡穎，《宋史》卷四一六有傳。據《宋史·胡穎傳》，“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是理宗朝邊帥趙範、趙葵的外甥。[5]《宋史》本傳有關胡穎在廣西的事蹟僅有鹹淳年間出守廣東後[6]，緊接“移節廣西”一語，指胡穎出任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7]。《宋史·度宗紀》在“鹹淳八年七月辛未”條記“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計度轉運使胡穎乞祠祿，詔勳一轉，依所乞宮觀”[8]。可確定胡穎“移節廣西”，事在宋度宗鹹淳年間。然據刻文所載，鐵城的創築在寶祐三年，這比胡穎鹹淳年間出守廣西的時間至少早了十年。
查閱廣西地方舊志後，發現胡穎於寶祐二年就曾出守廣西，《宋史》本傳失載。鐵城的創築，即在其此次統帥廣西，負責整個廣西的軍政事宜期間。據嘉靖《廣西通志》卷七宋“知靜江府”題名載：“胡穎，寶祐二年以朝請大夫、直寶文閣任（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運判。”[9]刻文稱胡穎為“大帥”，即因其任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按，南宋時，各路均設安撫司，常稱“帥府”或“帥司”，“掌一路兵民之事”，唯廣東﹑廣西兩路於“安撫”前加“經略”二字，諸路安撫司的長官則稱“帥臣”，而安撫使、主管安撫司公事都屬於安撫司的正官，若資歷較淺、官品低者則為主管安撫司公事。[10]嘉靖《廣西通志》記胡穎寶祐二年（甲寅）出守廣西，與刻文中“寶祐甲寅秋……上思公言，乃命經略一道”相符；胡穎所帶貼職“直寶文閣”，即是稱其“寶文胡公”的由來。
需考辨的是吳延燮《南宋制撫年表》卷下，在“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條下的寶祐三年，列有“胡□□”[11]，史料依據即是刻文開端部分，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也依此列出[12]。“胡□□”實即胡穎，正是由於吳先生編寫《南宋制撫年表》時，石刻已殘損，才未能將胡穎的全名列出。此外，還可從劉克莊《送胡石壁帥廣西二首》[13]，瞥見胡穎寶祐二年秋出守廣西一事。“胡石壁”即胡穎[14]，兩詩是劉克莊為其送別而作，詩中“不待焦頭蒙上賞，莫雲斡腹是虛傳”一語，反映理宗令胡穎出守廣西，經理廣西防務，與蒙古的“斡腹之謀”有著重大關聯。按，辛更儒先生將兩詩繫於鹹淳年間胡穎出守廣西，劉克莊為其所作，有誤。因開慶元年（1259）“斡腹”之事就已經發生，至鹹淳時定不會再稱“虛傳”，此應是辛先生不知胡穎早在寶祐二年就有出守廣西。胡穎任內除推動建築鐵城外，經朝廷許可，還從廣西土著中招募了以四千人為額的安邊軍，但這支廣西地方新軍疏於經營，至寶祐六年（1258）時還不滿兩千人。[15]
刻文曾言淳祐年間，胡穎“時以郎官，轉對上前”，獻備禦之策，這在鹹淳八年（1272）章時發作《靜江府修築城池記》亦有提及，二者具體內容雖不同，但均表現了胡穎主張以城備禦的思想。現摘錄如下：
公於淳祐[16]年間嘗轉班奏對，首及西南事宜，謂韃[17]負戎馬足，將奪江源，道諸蠻，窺吾廣右。彼利其騎戰之長技也，吾必有以制之。惟內城桂以為根本，外城邕、宜以為扞蔽。賊來，進不得戰，去則乘其敝擊之，坐勝之策也。[18]
此摩崖記述鹹淳年間胡穎出守廣西期間修築靜江城的事蹟，文中被稱“公”者，即是胡穎。引文之後，緊接“又八年，諜報薦至，朝廷用公議，擢公為廣右帥”，此即記胡穎於寶祐二年秋第一次出守廣西之事，亦能推出胡穎獻備禦之策的時間在淳祐六年（1246）。其後又有“又四年而開慶之變作，時議始嘆公前疏之驗，而恨前者之未就也”，此處“開慶之變作”指開慶元年底兀良合臺率蒙軍自雲南經廣西北上攻宋腹地，破湖南、江西州縣一事。後又緊接“今天子在御，元勳枋國，覆命公為廣右帥”一句，即是記鹹淳年間度宗命胡穎出守廣西之事，因是胡穎第二次被命統帥廣西，故稱“覆命”。
胡穎離任廣西帥臣的時間大致在寶祐三年底，據黃應德作文時，曾提到胡穎“今又被命入奏”。“入奏”是宋庭在調整官員任命時的手段之一。宋制，官員外任，非任滿或有朝旨，不得擅自離開回京。但為強化地方或外任官員對中央相關決策的意見和建議，朝廷會不時徵召外任官員回京入奏。若入奏稱旨，則可能改任。碑文作於“是歲日長至”，冬至又稱“長至節”，“是歲日長至”即為寶祐三年冬至，其年冬至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故此之前胡穎已被召入奏。又因繼任廣西帥臣的徐敏子是在寶祐三年即上任，故推斷胡穎入奏後，也隨即改官離任，據嘉靖《廣西通志》“知靜江府”題名載：“徐敏子[19]，寶祐三年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廣西經略安撫使任（知靜江府）。”[20]
至鹹淳五年，胡穎第二次出守廣西。今桂林鸚鵡山南麓上一摩崖，名《靜江府城圖》，上端載有李制置、朱經略、趙經略、胡經略四人[21]在任內修築靜江城的具體情況。“胡經略”即胡穎，在前人的基礎上再修靜江城，從鹹淳五年八月至八年三月，歷時兩年餘。胡穎此次修城也頗有貢獻，一是在舊城之北，連接諸多山峰制高點，倚山勢增築第二重北城，通長四百餘丈；二是新建的北城既有關城，城外築壕溝和羊馬牆，城內則建營寨駐軍，又修舊壕六百餘丈。[22]鹹淳八年七月，胡穎以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乞祠祿獲准。其政治生涯中二次出守廣西，先後領導建築宜州鐵城和靜江城，對南宋末年廣西的邊防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今人對胡穎多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公書判清明集》所錄其書判，探究他的法治思想。胡穎雖在《宋史》有傳，但較簡略，其他史料也僅有零星記載，對其生平所知甚少。摩崖記載胡穎為邊防獻言建策、出守廣西，後又推動建築宜州鐵城，我們對其有關軍事方面的事蹟能有更多瞭解。
（二）雲拱事蹟考
知宜州雲拱從鐵城的選址到建設，參與了創築鐵城的全部工程，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關於雲拱任知宜州的時間，嘉靖《廣西通志》卷七的宋“知宜州”題名載：“雲拱，淳祐間以武經大夫任，築宜州鐵城。”[23]此誤。雲拱出守時間當在寶祐三年（乙卯），見古城峒山腳紫霞洞府內另一通摩崖，有記雲拱任上事蹟，亦包括其創築鐵城，雲：“寶祐乙卯，虜有嶺南斡腹之報，太守雲侯（拱）奉天子命來守宜陽，首擇地險以重防託。侯能忠君體國，得擇雙峒之形勝，依山築城，其堅如鐵，因以名焉。”[24]而武經大夫是武官官階，可知雲拱武臣知州的身份。
”紫霞洞府”摩崖
雲拱不見於《宋史》，但從散見於《宋史全文》、《可齋續稿後》事蹟看，知其頗受朝廷重用，數次鎮守廣西的軍事重鎮，且多有建樹。寶祐三年十二月庚辰，理宗諭輔臣：“朕夜來反覆思之，當選一猛將，提萬兵於施、黔以上，為控扼計。前言云拱如何？”丞相董槐奏：“雲拱亦肯任事。如南平據險置司，則沅、靖可無透漏之虞。須先措置調兵方可。”此處“前言”指二日前（戊寅）理宗與董槐因蒙古“斡腹之謀”，商討夔路“施、黔、珍、南平四郡置一副帥屯兵守險”一事。[25]當時，鐵城已築成，理宗和丞相董槐認為雲拱可率兵往夔路要地屯守，即當是看到他主持創築鐵城的功績和軍事才華。但不知什麼原因，後來雲拱並未被派往夔路的南平軍“據險置司”。據今重慶南川龍巖城磨崖碑，寶祐四年“築南郡四城”時，南平守臣為史切舉[26]，故云拱應還在宜州任上。
寶祐六年二月，時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回奏理宗宣諭，提到：“今月初七日，據邕守雲拱又備到緝探人錢興等錄到安南國偽太師備錄被兵事宜片紙。”[27]知此時雲拱任知邕州，但始任時間不詳。由於邕州地近安南、雲南等地，雲拱除負責邕州軍事防禦外，更是廣西前線情報收集工作的重要執行者和安南與宋庭聯絡的中間人，他曾多次奏報蒙古進攻安南的邊情和安南求援的文書。寶祐六年六月，統帥李曾伯調雲拱權知欽州兼節制兵船，以備蒙古與安南結盟，從海上奇襲廣西。不久，李曾伯又上奏理宗，請求本將在次年初赴闕的雲拱授以實任，協助其措置備禦蒙古事宜，並評價雲拱“其人委是更練南事，於武將中殊不易得”[28]，這也得到了理宗的准許。雲拱出守欽州期間，又曾“引水灌濠”，使得欽州城“去海止四十里，猶可藉水軍舟楫之用”，大大加強了欽州的守備能力。[29]亦見“侯關表老將，熟更戰守”一語，刻文所言非虛。
三、相關問題探析
（一）鐵城創築的背景
靖康之役後，宋室南渡，國力驟減，宋朝的主要軍政力量用於應付北邊金、蒙少數民族政權。而廣西位於西南邊疆，居於國家的大後方，宋庭長期以來對廣西的軍政治理並不重視。寶祐二年秋，宋庭特命胡穎出守廣西，又在宜州擇險創築新城，加強廣西防務，這與此前的態度大相徑庭而令人疑惑。這實緣起蒙古的“斡腹之謀”。
所謂“斡腹”，是宋元時人對蒙軍作戰中所採取的一種戰略或戰術的稱謂，即暫時避開敵人的正面防線，繞道至敵國或敵軍背後的腹部地區展開攻擊，其實質上是一種假道借路的行動[30]。其內涵在於避開南宋堅固的淮河、長江防線而假道大理、安南，迂迴包抄南宋薄弱的後方，如廣西、四川南部、湖南西部等地區，開闢戰爭的突破點。[31]刻文開端即記“嶺右自淳祐以來，傳雲南有韃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師戍之”。《宜州鐵城頌》亦有記“皆謂韃警雲南，而西廣首當其衝”，更稱“蠢爾狂韃，謀斡吾腹”。[32]廣西現存的諸多同時期摩崖石刻，即與此相關。一是淳祐六年（1246）《桂林撤戍記》，雲：“淳祐乙巳，聖天子以韃侵大理，豫戒不虞，詔京湖大制閫調兵戍廣。”[33]二是淳祐九年（1249）《新建犒賞庫記》，雲：“皇帝嗣統二十有四年，疆吏來告，韃將蔡雲南以剜我南鄙，□馳驛召濠梁董公（槐）鎮桂州。”[34]上述石刻提及“雲南”或“大理”，實為一地，泛指宋代以大理國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均表明蒙古欲從雲南假道攻宋廣西的傾向，此即“斡腹之謀”。
激烈的宋蒙戰爭中，蒙古企圖由雲南假道進攻廣西，意奇襲南宋，這直接威脅著大宋國運的安危，迫使宋廷需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來應付新的考驗。在此背景下，宋庭及廣西地方官吏實將城池建設作為應對措施之一。淳祐九年，時任廣西經略安撫使李曾伯就曾奏：
竊考本司自傳聞斡腹之報，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1244）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御雨，豈能禦寇？於是宜、邕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35]
修城備敵，是宋庭慣用的防守措施之一。宋庭為應對蒙古入侵，在前線大量修城，如南宋的川陝戰區，就依憑山勢建造了大量的山城和山寨，它們構成了中國古代軍事史上著名的山城防禦體系，有著良好的防禦效果，為抵禦蒙古進攻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淳祐十二年（1252）九月，忽必烈入覲大汗蒙哥，受命帥師遠征大理，並以兀良合臺為總督軍事。至寶祐二年秋，兀良合臺俘大理國主段興智，“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雲南地區自此納入蒙古統治。[36]這為“斡腹之謀”的實施鋪平了道路，廣西也隨即由大後方變成前線陣地。
獲知蒙古進攻大理後，宋廷內部十分憂慮“斡腹之謀”的實施。寶祐二年七月丁未，理宗諭輔臣：“昨觀雲南備韃節次，果能自立？”丞相謝方叔奏：“荊、蜀所報，雲南尚可支吾。廣右之傳雖未得實，不容不嚴其備。”[37]這也正是刻文所謂“前事復棘”。此時，蒙古雖未滅大理，但從理宗和丞相謝方叔的對話，知宋庭內部已著手備禦事宜，這其中之一的措施，即是不久後命胡穎出守廣西，經理廣西防務。同年，宋庭還令胡穎舅父，名帥趙葵為廣西宣撫使[38]，這足見宋庭對廣西邊防的重視。
寶祐三年二月壬午，理宗諭輔臣：“廣西之傳如何？”丞相謝方叔奏：“果有斡腹之謀，當亟修武備以防之。”[39]此時，大理已滅，宋庭內部也確信蒙古將由雲南假道進攻廣西，加緊廣西邊防建設。至三月癸亥，理宗再宣諭輔臣：“胡穎欲改築宜（州）城，亦可從之。”丞相謝方叔奏：“斡腹之報，於邕、宜築得城堡，亦無窮之利也。”[40]統帥胡穎上奏請求在宜州創築新城，即獲宋庭許可。
而云拱於寶祐三年建築的鐵城，只是宋庭為應對蒙古的“斡腹之謀”，在廣西開展的大規模城池建設活動一小部分。從現存的摩崖石刻和傳世文獻看，此最早可追溯到淳祐八年至九年知邕州王雄修邕州城。[41]次即雲拱創築宜州鐵城。其後，寶祐六年至景定元年五月（1258—1260）李曾伯任廣南制置大使期間，這一活動達到高潮。李曾伯任內除對靜江、邕、柳、融、欽、宜等州城池逐一修浚，又在靜江、柳、融州增築新城。[42]景定元年（1260）朱禩孫任廣西統帥，又相繼在象州、柳州境內擇址創築新城，並將州治遷往。[43]而靜江城自寶祐五年（1257）十月印應飛首次修築，至鹹淳八年（1272）三月胡穎最後一次修築完成，共經五次建設，歷四任安撫使（印應飛、朱禩孫、趙與霦、胡穎）、一任制置使（李曾伯），時間跨度十五年之久。[44]上述可見南宋末年廣西城池建設活動規模大、持續時間長、涉及面廣，亦見宋庭對廣西邊防建設用力頗深。
（二）鐵城的創築經過及後續情況
宋代的宜州是廣西極邊，因是度宗藩邸，於鹹淳元年（1265）升慶遠府[45]。其境西北接融州（治今廣西融水）、東南鄰邕州（治今廣西南寧），境內有眾多羈縻州，對內處“群蠻之腹”[46]，對外還有著“控牂牁、昆明等十五部，為嶺南要害地”[47]的作用。
在蒙古“斡腹之謀”的背景下，胡穎於寶祐二年秋出任廣西統帥，鑑於宜州處“西南夷間道”，為邊防重鎮、廣西門戶，若蒙軍經此突入廣西，進而滲透內地，將直接威脅大宋國運的安危。故胡穎上任伊始，就向朝廷請派良將出守宜州，加緊措置宜州的軍事防禦。新任知宜州雲拱到任後，卻發現城池已破陋不堪，難以經營。此後他特別留意在境內選擇有利地勢，興築新城，以為保境安民之計。經雲拱一番勘察，發現在宜州城東，距龍江北岸二里有一地，內四面環山，中有水源，取之不竭；外圍前有龍江，後有天河，是據險築城的絕佳位置，於是便上報統帥胡穎，在此地營建新城。胡穎奏告朝廷，獲撥錢百萬以創築新城。據刻文所載，修築工事“始於乙卯季春之望，訖於仲冬之朔”，即從寶祐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新城的建設經宜州軍民七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才最終告成。新城有龍江、天河作為天然屏障，並以高山為牆，猶如鐵壁，故命名為“鐵城”。鐵城當年頗具規模，城依山勢而建，城周達一千八百餘丈，官署、糧倉、兵營、軍械庫等戰守設施莫不盡有，宜山縣治也被雲拱遷來。
但鐵城在創築完成後，未得到繼任的宜州守臣和廣西統帥的認可。寶祐六年底，第一次宋蒙廣西戰役後，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把廣西的備禦重心轉移到興復關隘、修葺各州城池上。開慶元年初，李曾伯曾多次向理宗彙報宜州城的措置情況。第一次彙報：“宜州則城欲略展濠，未浚深，前者守臣嘗升科請，今當更委官同彭宋傑相度，續具奏聞。”[48]第二次彙報：“宜亦有城，但前後守臣所見多異，近得彭宋傑書引水灌濠似勝前時，但欲展拓城堡，見委官相度。此兩城若自目下經理，至新秋必可保守。”[49]第三次彙報：“又準聖諭宜州展濠之事，臣見其所畫圖本，其城北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濠頗較近，放入官坡之水。貼說雲瀰漫一望，然只是濠外又作一壩，亦不言丈尺闊狹。見委官相視，並當催令措置矣。”[50]
至開慶元年時，宜州共有兩座城池，一為雲拱創築的鐵城，又稱“新城”或“山城”；另一為原先的舊城。李曾伯三次彙報內提到的宜州城展濠，雖未明確指出是鐵城還是舊城，但當均指舊城，見二月二十九日李曾伯的進一步彙報：“宜州則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舊城，增創樓櫓，亦既粗備。守臣彭宋傑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帶，復引官陂活水瀦成夾濠，工役見此趣辦。”[51]亦可見時任知宜州彭宋傑並不認可鐵城的防禦作用，而將宜州城防的經營重心放在舊城的修葺上。再從第一次彙報看，宜州舊城擴展城壕，自彭宋傑的前任守臣就已開始。汪雷發是彭宋傑前任知宜州，也是雲拱繼任[52]，其在任上就曾“科請”，以擴展宜州舊城城濠，但“未浚深”。在第二次彙報曾提到“前後守臣所見多異”，意指在宜州的備禦重點上，前後守臣有著不同的意見。但汪雷發和彭宋傑都主張修舊城、擴展城壕，“前後守臣”必然不是這兩人。所謂“前後守臣所見多異”，當是雲拱在任上創築宜州新城——鐵城，並將宜州的備禦重點放在鐵城的經營上；而繼任的守臣汪雷發、彭宋傑等則認為鐵城不足倚靠，主張修舊城以備禦。
鐵城“不可恃”的原因，李曾伯上任初向朝廷彙報廣西的備禦情況時，就有提到“宜（州）新城徒築，舊城未葺，皆不足恃”[53]，其奏疏中稱鐵城“不足恃”的原因在於“徒築”。由於李曾伯任廣西統帥期間並未到達宜州視察守備，這一信息即來源時任知宜州汪雷發。而刻文在一定程度上是為歌頌地方官吏政績而作，鐵城的防禦效果是否能如所記述那樣，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究。
“徒築”一詞，若單純從字面上理解，“徒”為形容詞，可釋為“空”。依筆者的理解，意為鐵城空空的建築，缺少配套的城防設施。據北宋所撰《武經總要》中守城之法，守城時多有馬面、羊馬牆、甕城、月城、敵樓、團樓、站棚、釣橋、壕溝等城防工事和設施。[54]再如淳祐間知邕州王雄修邕州城時，新造有團樓四座、馬面樓三十六座、甕城樓五十四間、敵樓二座、甕城兩座，又在城周身築羊馬牆及長三十五丈的南濠壩。[55]《靜江府城圖》載有的靜江城城防設施更是繁多。但這些城防設施刻文中均未提及，今鐵城遺址內也未發現，可見雲拱在創築鐵城時，並未將它們連同一起建造。故鐵城雖依山勢而建，佔據地利，但配套的城防設施不完備，使得防禦效果大打折扣。若在鐵城上建造這些城防設施，在短時間內是難以實現，因鐵城以山體為牆，在山地建造城防設施難度大，工時較長，也極其耗費人力、物力、財力，並且限於地形的因素，許多城防設施亦無法建造。這些應是繼任宜州守臣認為鐵城“不足恃”的原因，從而選擇修舊城以備禦。
南宋末年，宋庭與蒙古在廣西爆發的戰役共有三次。前兩次是蒙古自雲南假道進攻的“斡腹”之役，分別發生在寶祐六年和開慶元年。兩次戰役中，蒙軍皆從雲南出發，經特磨道（今雲南廣寧、富寧），後轉入廣西邕州境內，第一次因天氣炎熱，止於賓州（治今廣西賓陽）崑崙關前即退兵；第二次自廣西經邕、賓、象、柳、靜江，成功透入湖南、江西，兩次戰役中宜州都未遭受進攻。[56]第三次戰役在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其年六月元湖廣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受命自湖南出徵廣西。元軍至靜江城下後，經三個多月的靜江城攻防戰，次年初攻克靜江（治今廣西桂林）。[57]後阿里海牙分兵取廣西各地，在元軍強大的攻勢下，“廣南西路慶遠、鬱林、昭、賀、藤、梧、融、賓、柳、象、邕、廉、容、貴、潯皆降”[58]。包括慶遠府在內廣西大部分州縣未經抵抗，就降於元。故宜州鐵城的創築之後，未發生過抵禦蒙軍進攻的戰事。
宋以後，史料中有關宜州鐵城的記載很少，其荒廢時間不詳，但因系抗蒙而建，即可能在元平定廣西之後。明、清廣西地方舊志關於鐵城的記載皆是簡略介紹雲拱築鐵城及其地理位置[59]。清代，鐵城遺址被當地人稱為“鐵城山”[60]。然史闕有間，鐵城創筑後是否有機會發揮它作為城池的抵禦入侵、保境安民作用，已無法得知。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軍某部曾在遺址內駐屯，直至80年代末撤離，可見鐵城的軍事區位因素是得到認可的。
四、結語
筆者在解讀遺址內現存摩崖石刻及結合相關史料的基礎上，詳細探討了宜州鐵城創築的緣由、發起者、過程及後續情況。宜州鐵城的創築則反映了在蒙古“斡腹之謀”的背景下，廣西一度成為宋蒙戰爭的重要戰場，以及宋庭對廣西邊防經營的重要史實。相信通過筆者的考察，也能夠深化對蒙古“斡腹之謀”與宋庭在廣西邊防經營關係的認識。
今宜州鐵城遺址方圓約3平方公里，原屬官舍、居民區等區域現被開墾成農田，不見建築物的遺蹟。絕大部分牆垣也已經頹廢，僅北面有一夯土牆，長約百餘米，仍依稀可見壘石為城的痕跡。遺址內還有一泓泉水，旁有一塊青色砂岩，上楷刻“飛泉”二字，即刻文“飛泉石井，取汲不竭”的生動寫照。除前文介紹的幾處摩崖外，外城牆上至今還留存著雲拱篆書題撰的“鐵城”二大字，每字長、寬約2米，下正書署“守臣雲拱書”。[61]這些摩崖石刻的文字信息可以補史、證史，擴展宋蒙（元）戰史、廣西地方史以及相關人物研究的史料來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亦為開闢新的研究議題提供了可能。此外，因鐵城是宜山縣治，若有相關機構對鐵城遺址進行調查、考古發掘，極有可能發現類似於重慶合川釣魚城的南宋時期衙署遺址，從而豐富宋元時期城市考古的資料，為研究我國宋代城市與衙署建築提供珍貴的實物遺存。
宋蒙戰爭之廣西戰場的硝煙雖然早已散盡，但在鐵城遺址的殘垣斷壁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的過往，隱約地聽到鼓角鉦鳴的歷史回聲。宜州鐵城的創建凝聚了眾多宜州先民的心血，不僅是面對困境進行抗爭的物質載體，也是留給後世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向上滑動閱覽參考文獻及註釋
[1] 相關文字介紹，參見林京海等編：《石語墨影》，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第140頁。
[2] 分別參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冊，第121頁；重慶市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冊，第30頁；韋麗忠等編：《宜州歷代石刻集》，灕江出版社，2017年，第49頁。
[3] “雖”字拓本原不可識讀，據《八瓊室金石補正》補。參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120《宋·三十九·宜州鐵城記》，民國十四年（1926）吳興劉氏希古樓刻本。
[4] “鐫崖留遠”為單行四小字，國家圖書館藏拓本模糊不可識讀，此為筆者訪原刻所得。
[5] 《宋史》卷416《胡穎傳》，中華書局，1985年點校本，第12478頁。
[6] 吳延燮：《南宋制撫年表》卷下，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第594頁。
[7] 《宋史》卷416《胡穎傳》，第12479頁。
[8] 《宋史》卷46《度宗一》，第910頁。
[9] 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靜江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本，第187冊，第91頁。
[10]《宋史》卷167《職官七》，第3962頁。
[11] 吳延燮：《南宋制撫年表》卷下，第592頁。
[12] 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齊魯書社，1997年，第589頁。
[13] 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卷46《詩·送胡石壁帥廣西二首》，中華書局，2011年，第2374頁。
[14] 胡穎號“石壁”，參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誤書廟諱》，中華書局，1988年點校本，第80頁。
[15]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本，第84冊，654頁上。
[16] 按，《桂林石刻》和《桂林石刻總集輯校》均將“公於淳祐間嘗轉班奏對”，其年號“淳祐”誤錄為“鹹淳”。參見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桂林石刻》，內部交流出版，1977年，上冊，第322頁；杜海軍：《桂林石刻總集輯校》，中華書局，2013年，第523頁。
[17] 此碑文當是《桂林郡志》據元代桂林舊志直接轉錄，故引文中“韃”原用“北兵”代替，據《桂林石刻》和《桂林石刻總集輯校》改。
[18] 陳璉：《桂林郡志》卷24《碑文·靜江府修築城池記》，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
[19] “徐”字原書作“餘”，考《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寶祐五年”下有多條載“徐敏子”者巡視廣西邊防，故“餘”乃“徐”之誤書，第2857—2858頁。
[20] 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靜江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87冊，第91頁。
[21] 除胡穎外，其餘三人依次為李曾伯、朱禩孫、趙與霦。
[22] 《靜江府城圖》的錄文，參見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宋桂州城圖〉簡述》，《文物》1979年第2期。
[23] 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宜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87冊，第95頁。
[24] 趙震寅：《七曲帝君內傳》，參見韋麗忠等編：《宜州歷代石刻集》，第53頁。
[25]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中華書局，2016年汪聖鐸點校本，第2846頁。
[26] 參見唐冶澤：《重慶南川龍巖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
[27]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5《至靜江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588頁上。
[28]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7《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43頁上。
[29]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61頁下。
[30] 石堅軍：《“斡腹”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31] 石堅軍：《蒙古與大理關係新探——以斡腹之謀為視角》，《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32] 佚名：《宜州鐵城頌》，參見韋麗忠等編：《宜州歷代石刻集》，第51頁。
[33] 佚名：《桂林撤戍記》，參見杜海軍編：《桂林石刻總集輯校》，第342頁。
[34] 陳彌壽：《新建犒賞庫記》，參見杜海軍編：《桂林石刻總集輯校》，第344頁。
[35] 按，另二者備邊之要為“增招新軍之請”、“科降和糴之請”。參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17《帥廣條陳五事奏》，《宋集珍本叢刊》，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本，第84冊，第346頁。
[36] 《元史》卷121《兀良合臺傳》，中華書局，1976年標點本，第2979—2980頁。
[37]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第2836頁。
[38] 《宋史》卷417《趙葵傳》，第12504頁。
[39]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第2840—2841頁。
[40] 佚名：《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第2841頁。
[41] 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卷8507“寧”字“南寧府”下“城池”，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3935頁。
[42] 參見陳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後宋、蒙、陳三朝間的關係》，鄧廣銘等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25頁。
[43] 《宋史》卷90《地理六·廣南西路·象州、柳州》，第2241—2242頁。
[44] 參見張益桂：南宋《〈靜江府城池圖〉簡述》，《廣西地方誌》2001年第1期。
[45] 《宋史》卷90《地理六·廣南西路·慶遠府》，第2242—2243頁。
[46]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卷1《地理門·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中華書局，1999年，第48—49頁。
[47] 曾公亮：《武經總要》卷21《廣南西路·宜州》，《中國兵書集成》，遼瀋書社，1988年影印本，第3冊，第1073頁。
[48]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55頁上。
[49]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57頁上。
[50]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58頁下。
[51] 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8《回宣諭奏》，《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61頁下。
[52] 雲拱以後知宜州依次為“汪雷發，以武功大夫任”、“彭宋傑，以保義郎任”。參見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卷7《秩官·宋·知宜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87冊，第95頁；又可據李曾伯奏疏，知寶祐六年五月知宜州汪雷發因病離任，後彭宋傑繼任。參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6《回奏宣諭》，《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618頁上。
[53] 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5《回奏宣諭呂鎮撫（文德）事》，《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第594頁下。
[54] 曾公亮：《武經總要》卷12《守城》，《中國兵書集成》，第3冊，第523—527頁。
[55] 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卷8507“寧”字“南寧府”下“城池”，第3935頁。
[56] 前兩次宋蒙廣西戰役的經過，可參見拙文《桂林寶積山抗蒙摩崖碑考》，《廣西地方誌》，2019年第5期；陳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後宋、蒙、陳三朝間的關係》，《宋史研究論文集》，第423、434頁。
[57] 《宋史》卷451《馬塈傳》，第13270頁。
[58] 《元史》卷9《世祖六》，第190頁。
[59] 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卷39《古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87冊，第469頁；錢元昌、陸綸纂：雍正《廣西通志》卷45《古蹟》，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0] 何天祥等纂：乾隆《慶遠府志》卷1《輿地志上》，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61] 參見韋麗忠等編：《宜州歷代石刻集》，第45—46頁。
宜州鐵城頌
碑刻在內城牆北端的東山崖壁上，高360釐米、寬230釐米，留存完好，文字均可識讀。額正書“宜州鐵城頌”五個大字。此為據原石及《宜州歷代石刻集》錄文。
“八桂古刻 書史遺珍”——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文字石刻拓片展 所展覽《宜州鐵城頌》拓片
恭惟我/宋，聖作明述。上同堯舜，代天子民。無問遠邇，肆我/皇上，家視天下。比以朝紳之議論，制閫之申明，皆謂韃警雲南，而西廣首當其衝。既命寶文胡/公為帥，復以宜當西南夷間道，特命總管雲公出守斯土，為保障計。公至，自帥府寶文公授以籌/邊方略，設險守國，以為經久之規。公奉命惟謹，始入郡，觀郡城之東，龍江之北，四面石壁環繞，且/襟山帯河，有關中百二形勝，遂聞於寶文公。轉聞於朝，得旨，以幣百萬建為鐵城。其成也，不資/屋宇之覆蓋，不勞後人之葺理，其堅如鐵之不可擊而破，其高如天之不可階而升。新舊之異，殆霄/壤焉。外夷聞風，且將裭其魄而奪之氣矣！尚何斡腹之慮哉？其保衛宜民，實與天地相為久長。故四/民同為之頌，刊諸鐵城石崖，以紀其無窮之績雲。頌曰：/
惟天惠民，惟闢奉天。惟臣承闢，於蕃於宣。明明天子，不我遐棄。親命帥臣，經略西事。永惟宜陽，/外控西夷。居廣之衝，實為藩籬。蠢爾狂韃，謀斡吾腹。天子曰：“籲！保障誰屬？”乃眷西顧，疇諮虎臣。/帥臣乃言：“雲公其人。”天子曰：“俞俾鎮斯土，安邊立功，外禦其侮。”公拜啟首，曰：“往欽哉。”徒御嘽嘽，/惠然肯來。自公來宜，奉命悉力。熟觀地形，設險守國。乃經乃營，因山為城。石壁迴環，屹然天成。雙/流淼淼，如帶斯繞。惟石巖巖，角立崖表。諸關宏修，高無與儔。內容萬灶，外扼咽喉。四面如鐵，形勝卓/絕。車不得馳，騎不得列。牢不可破，險不可夷。雖有賁育，勇無所施。乃立府庫，儲財積粟，細柳分屯，兵/食俱足。複用石工，鑿井於中。山下出泉，源源不窮。重城外維，下瞰淵水。東西對峙，摩空玉壘。郡邑既/遷，廨宇森巖。民居雲集，接棟連簷。道更坦履，其直如矢。懋遷有無，曰中為巿。猗歟我公，盡心竭忠。指/授規畫，必親必躬。賢哉長幕，暨郡文學。同我倅車，贊籌帷幄。以衛宜民，民鹹賴之。按堵樂業，春臺熙/熙。虜人聞風，心寒股慄。屏跡而遁，邊境寧謐。宜山峨峨，龍水湯湯。鐵城之功，山高水長。四民交歡，磨/崖刊頌。億萬斯年，永戴我/宋。寶祐四年三月吉日刊。/
七曲帝君內傳
碑刻在“紫霞洞府”內，高158釐米，寬90釐米，總體留存完好，絕大部分文字均可識讀。額篆書“七曲帝君內傳”六大字。此為據原石及《宜州歷代石刻集》錄文。
《宜州歷代石刻集》載《七曲帝君內傳》拓本
《清河內傳》。/
餘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代今改為“化”字，為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同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嶲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罩戶，黃雲/迷野。居處地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曲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避眾子，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餘嗤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則有應，謗之則有禍，我為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漕，自怪而不甚信，為吉兆。後三農愆旱，嘉禾無蘇，舞雩祝神，恬然無驗。餘思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衘牒河伯，而驚魂尤恐，忸怩不能安。忽爾之間，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餘前，曰:“運判徙居？”餘曰:“非我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緣水府得達，字霈夫。”/吏曰:“奉命促子。”餘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餘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閈，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偃下，有古湫，引餘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為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餘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餘曰:“謝天使之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餘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
愚嘗讀《崧高》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始知天壤間英靈之氣，扶輿磅礴，隱則為神，/顯則為聖、為賢，猶水之在地，蓋無往而不在也。劍閣之西，山行七曲，有靈應廟乃/清河帝君之真宅。端平丙申，韃虜犯，原廟罹於兵火，而東吳之香火猶盛。寶祐乙卯，虜有嶺/南斡腹之報，太守雲侯奉/天子命來守宜陽，首擇地險以重防託。侯能忠君體國，得擇此雙峒之形勝，依山築城，其堅如鐵，因以名/焉。城築既畢，乃於蒼崖翠洞間，鼎建/七曲帝君行祠，且舉昭神之化。書勒之堅，氓侯之意，若同山川矣，靈神所可也。水旱疾疫，神所佑也；/折衝禦侮，神之功也。是祠之建，非特為宜民香火之奉，抑欲仗神之威靈氣焰庇護，保障傳千/萬世，與鐵城相為不朽。若夫神之陰功偉烈，不可殫述，則有《內傳》在。寶祐丙辰十月之吉，/門生儒林郎、知宜州宜山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趙震寅九頓百拜謹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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