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哲理散文著作，文章質樸，雖不重文采，邏輯性卻很強，十分具有說服力。它善於運用具體的事例進行說理，從具體問題的爭論進而為概括性辯難，這是說理文的一大進展。
《兼愛》、《非攻》等篇層層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非攻》先以一人入園“竊其桃李″為“虧人自利，的引論，再從攘人犬豕雞豚說到攻國，都是虧人自利的事。
既是說理，又是譬喻，語言質而不華，極為明白易懂。有些篇章如《耕柱》、《貴義》、《公孟》等，還保存了語錄體的對話形勢。這些雖屬哲學範疇的典籍，但為我國論辯性散文之源頭。
墨子(約前468一前376)，名翟，魯人，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他雖早受儒家之學，卻建立了和儒家相對立的學派～當時與儒學同稱“顯學″的墨學。
《墨子》的內容大都是墨子弟子聽墨子講學的記錄。漢代原有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墨子》的《尚賢》、《尚同》、《兼愛》、《非樂》、《非命》等篇，十分清楚地表現了墨子的思想。
他的《兼愛》、“非攻″、“尚賢”主張，在“強劫弱″、“眾暴寡″的戰國時期，反映了小生產者反對兼併戰爭，要求改善經濟地位的願望。
他的學說在當時的影響很大。但是，在哲學上他雖然批判了孔子唯心主義的“天命″思想，卻又提出了也是唯心主義的“天志″說，而且還相信鬼神的存在。
同時，他所提出的“兼愛″互助，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又同情人民疾苦，提出"非攻″，也只是主觀願望而已，要求統治階級去“兼愛″人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他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自我犧牲精神，奔走於宋、衛、楚、齊各國，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跋山涉水，止楚攻宋。但“非樂″論，雖為針對王公貴族的“繁飾禮樂″而發，卻帶有否定一切文藝的片面性。
《墨子》在我國古代散文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它奠定了論辯的散文基礎。墨子做為條理謹嚴的理論家，對於論辯方法和邏輯理論，做了許多重要的建樹。他的哲學的方法論，對於古代各派的哲學家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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